张千帆：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2月6日晚，武汉“吹哨”医生李文亮不幸病逝，网络上哀悼、谴责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不论官方如何应对，亿万微友已经用自己的言论为李医生举行“国葬”。此次新冠肺炎病毒汹涌袭来、濒于失控，其根源和17年前的SARS危机如出一辙。武汉肺炎自去年12月中下旬即已确诊，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非但没有公布实情、提醒社会防范，反而鼓励人们去湖北旅游；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在微信群提示病毒风险，当地不仅没有解决病毒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几名“造谣者”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骚扰。直到1月18日湖北省人大会议结束之后，才恢复更新疫情数据。而就在当日，百步亭社区居然还如期举办了规模达4万多人的“万家宴”，真是愚不可及！这中间至少贻误了3周最佳防控时间，在这期间又有多少人受到传染？社会在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错过了对病毒流行的最佳防控时期。紧接着病例激增，市政府又进退失据、仓促“封城”……性质类似的事件当然远不止武汉一地，而是近几十年各级各地的常态。事实上，李文亮事件只是在网络上火了不到两天，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与网络社交平台的新一轮压制已经出现，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吸取此次疫情的教训。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恰好发生了孙志刚惨案，中央借机废除了收容遣送恶制，由此也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公民维权的新模式。但是17年过去，“孙志刚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尽管近三四十年中国社会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但是选举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武汉疫情如此严重，却没有看到湖北省、武汉市哪怕一个人大代表出面说一句话，这本身已是中国民主现状的最好注脚。

毫无悬念的是，只要不践行宪政民主的治理模式，非正常死亡等各种人为悲剧还会不断再度发生。如果人民不能通过选票让政府对自己负责，手中残存那点自由一夜之间也可以被统统收回去。为什么每次疫情发生，地方政府第一反应就是瞒报？为什么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在每一次重大公共事件中都集体失语？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全国各地封城、封路的决定应该由谁作出，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宪政制度问题，也只能在宪政民主框架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李文亮事件发生后，国内28名学者、律师发起了公开信联署，向当局提出宪政改革六项诉求，正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人为悲剧重演。然而，体制内外有很多人还在歌颂中央集权在应对危机上的效率与速度。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并没有从这次危机中体现出来；虽然各地抽调了不少医生来湖北救援，但是仍有武汉等地许多市民看不上病、买不到口罩、住不进病房。事实上，正是极权体制违背了每一条“政治自然法”——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才人为导致疫情失控和救治不力。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至今讲了17年，无需再唠叨了。但是17年来，国内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非但没有进步，近几年反而出现了严重倒退。自去年12月发现病例以来，武汉市一直对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遮遮掩掩，警方控制了8名“谣言”发布者，造成了噤若寒蝉的舆论恐怖气氛。我在1月18号问候武汉的一位体制内学者，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那么严重”。试想，假如言论与新闻自由完全开放，武汉乃至全国还会等到封城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病毒并采取防护措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