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于我，直到今天，仍是兄弟多于牧师。这些年，看着他，从一个自由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基督徒，牧者。
十年了，我们执着坚韧前行，在这古老腐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的千年大厦。
一个公民的房屋被非法强拆，求告无门，连表达一下愤怒，就要给定罪、劳教，你包什么容厚什么德？
我知道，以后的一些年，我的自由可能越来越少，但我梦想的自由中国一定会越来越近。正有越来越多的新公民站起来，以自己的行动祝福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取消高考户籍歧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有人问。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这和我们的理想有关系。上苍已经赋予这个民族一群骄傲的公民，正在为这个国家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感谢你们，3500多位勇敢的选民，在另选他人的空格里写上我的名字。我唯一可以承诺的，是对理想的坚守，请相信无论经历什么挫折，有位北邮人，一生为一个梦想，为了民主法治自由幸福的中国。
首先作为议员依法履职，关注“一府两院”的选举、财政预算等重大事项；其次是受委托服务选民，解读咨询、就具体问题与政府部门协商等。
感谢您！这笔5万元捐款来自尹惠——一位八十多岁的离休老人，她并不富裕。当年就读西南联大，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疾病、地震、洪水、战争等等苦难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但也正是这些苦难的存在才彰显了幸福的含义。
在坎坷的道路上，我学会了回避一些不可碰触的陷阱，而你还没有学会，或者，你的天性永远也学不会，你是传说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坚定的批评者。而这个国家还远没有文明到能够容纳批评者的年代。
桥洞基本满员了，我们在洞口找一个位置，悄悄铺开被褥，躺下来。这里是北京南二环。
北京这个冬天不能冻死一个人，这是我们简单而执着的目标。
收容遣送废除了，安元鼎成了暴发户。即便安元鼎被取缔了，只要政治体制不变，还会有其他黑监狱出现。
契约自由不是万能的，人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巨大差异，而弱者如果没有法律照顾，他们可能会选择“超限战”，强者最终也没有好结果。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会生气的人都被抓走了。这个社会的愤怒和积怨已经太多了，而有的人还在不断制造新的。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些打人的警察，每年两会黑压压的截访，还有黑监狱的打手，我们也爱他们吗？是的，我们爱他们，爱每一个人。
我们是幸运者。这个冬天，他给了我们温暖的房屋，粮食和蔬菜，也给了我们美好奉献的机会。
这个社会发生了可怕的断裂。发生在海淀的强拆自焚事件，公务员们大都认为自焚者是刁民。官员与民间，价值观甚至话语体系都不在一个频道。
她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失踪，然后走向死亡。感动李淑莲的女儿李宁十多年的坚持。当时我没想到，凶手会被判刑。
最惨烈的风雨前辈们都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无论历史的阴霾多么深厚，它终究会一点点散去。
这个国家会好吗？会的。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仁爱的国家，无论出身、天赋，人人有自由、公正、幸福，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和磨难，我们仍然坚守温和理性建设性的立场，我们尽力捍卫法治和人权，我们对任何人没有敌意和仇恨，我们愿所有人一起促进这个国家的进步和自由。
传说中的恒河正在成为历史，印度文明正在成为历史。尽管一再留恋，我们都会走上相同的道路，这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宿命。
如果说我们要从这场不该发生的悲剧里反思什么，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简单而又沉重的结论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太缺少爱，医生病人之间，穷人富人之间，城市乡村之间。
黑砖窑没有围墙？这让我震惊。2007年8月，在洪洞县，从黑砖窑到黑煤窑，深刻感受到了一个缺失道德底线的社会。
两天的交涉让我们见识了令人绝望的官僚主义。这可是一件最高检督办的案件，到了基层就是如此踢皮球。只要上面的压力一减小，下面就不会在意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中，没有人在意一个母亲奔波十年，没有人在意一个普通百姓的苦难。
人类有比较才有幸福。不幸者，是为人类承担苦痛。我似乎明白了，一个忠诚信仰和良心的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不是同情，而是感恩。
“我知道他死的时候，
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
照耀在他身上。
他的画里有极深的恐惧，
我看到了，
那令人害怕的爱。
为什么我觉得这爱像芒草一样。”
这个国家最大的苦难不是贫困，而是缺少正义。
公立学校不能全部接纳这些城市新移民的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意味着不用国家任何投资就完成了本应属于国家的任务，他们这样做妨碍谁了？为什么就非要取缔？
我是小偷？不，我是大盗，为这绝望之地盗来希望之火。
我们不能责怪“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只要他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人类文明一直向前，没有回头的路。
一个上访者被打，向110求助，警察不理，被迫还手，被定故意伤害罪。法官把我拉到边上的房间里，一边说，这破上访的事你怎么沾上了啊？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专门批评苏力的“本土资源”的。读博期间，每周一次的师门聚会，我和苏力常常争论的不可开交。后来我们都小心避开毛泽东、文革等历史问题。我们已经无法讨论了，都在捍卫自己的信仰。
除夕夜，爆竹声中我来到郝文忠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家。大家像一家人，都在忙碌，包饺子，切菜，炖肉。郝文忠刚刚从东郊民巷回来。“给总理拜年去了，去了四十多个人，都被带去派出所了。”
志愿者林峥，为了省钱，反复查了时刻表，决定坐晚上十一点多的火车，凌晨三点多到。他在候车室里捱到天亮然后去监狱。“林峥真是个好孩子啊。”楼亚（志愿者，北大在读研的小姑娘）拍着手说。
“请问旁听的诸位，你们到底是单位有意安排来的还是普通公民通过正常申请领旁听证的程序来旁听的？有谁是普通公民通过正常程序来旁听的请举手！有吗？”30多位“旁听公民”一下子鸦雀无声，当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得知晟智律师事务所的遭遇，我给高律师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告诉他，一定要留在国内！我们一定要留在自己的祖国，为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而战斗。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有你们在，我永不放弃。感谢。
法治中国需要中国法律人的良知及责任 ——致世界法律大会中国代表的公开信
请不要忘记会场外中国法治状况的真实一面，请原谅我们——这群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赤诚理想的会场外的法律人，给你们的盛会泼点冷水。
以国家的名义，他们争夺自己的利益；以国家的名义，他们抢劫公民的财产；以国家的名义，他们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以国家的名义，他们制造人民的恐惧和敌意。
有太多的邪恶残暴以法律的名义横行，有太多的纯真善良被以法律的名义践踏。在一个浸透着阶级斗争敌意的国家里，一个善良的牧师成了“国家的敌人”。
“朝鲜战场，我不想细谈，那段历史是可耻的……毁了我的青春，也毁了朝鲜人民……”老人坚定地说。
一个皮肤黝黑的壮年男子一拳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隔着人从后面用脚猛踢倒在地上的老人。霎那间我热血沸腾，冲上去照着那家伙的脑袋就是一拳。
听说郝文忠在多年的上访中有过199次被拘捕的经历，我和姚遥一起去看望这位传奇的老人。
在上访村每天都能听到两办门前打人的事，为了体验一下那些普通上访者的遭遇，我想闯一闯这传说中的“鬼门关”。
母亲在上访路上，在前门旁边剩下一个女孩，大家都给她取名叫天意。
他们发给每个人两个鸡蛋和两个包子，并说一句“感谢上帝”。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接到鸡蛋和包子泪流满面，咧着嘴呜呜地哭了。
我来到北京南站西南方向一个特殊的村落——上访村。曾经无数次来到这里，这一次，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生在中国是一种不幸，有太多的事情让人痛苦和难过；生在中国也是一种幸福，每天都可以看到改变，看到新的希望。我渴望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并将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我没有在理想主义旗帜的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顺应天命，忠于良知，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说，我在追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带来了幸福，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感动。
正如我当初竞选人大代表承诺的那样，我将为公共利益而奋斗，将努力帮助更多的人。
从“未名空间”到“风雨燕园”再到“一塌糊涂”，它们延续着北京大学不灭的精神，它们殉道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一段惨烈历史。它注定会复活，无论生命以什么载体。没有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
在监狱里，我告诉这几位历经四次死刑判决十年牢狱生涯的“囚徒”，他们在一年内能获得自由……然而很多年过去了……
1994年承德市发生了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陈国清等四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上诉，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承德中院再判死刑。再上诉，发回，判死刑。再上诉，发回，判死刑。再上诉。
我们为喻华峰辩护，不仅是为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想告诉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请不要制造敌意和恐惧，请宽容这个时代的进步。
2004年1月第一次参加海淀人大会议。为期七天的会议记下了一些日记和思考。
官办孤儿院里，我独自走进一个房间，五个孩子偷偷溜进来，悄悄地对我说，叔叔，你能带我们回家吗？
2003，我们事业的起点。感恩上苍，一个多世纪的坎坷磨难之后，民主共和的梦想依然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现在，我要开始新的行动——参与人大选举。我想通过参与告诉大家：请相信，只要努力争取，我们的选举权就是真实的。
当有人等待着乃至迫使孙大午“吸取教训”的时候，当有人满腔善意劝告孙大午“悠着点”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一种进步的希望，而是一种可怕的悲哀。
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当然会引起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问题远远没有收容遣送制度的问题严重。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上访者展示的也许只是个体的不幸，但他们能聚成上访村，背后是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
我们坚持为孙大午做无罪辩护。努力告诉人们：如果孙大午被判有罪，那不是孙大午的错，那是我们国家法律出了问题。
当那些执法人员高扬法律的旗帜去摧毁一个造福一方的企业时，我们需要反思，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的有些法律对社会是不是管的过多了？
读着徐先生的信，我的眼睛湿润了。革命三十年之后数亿的农民仍然面临饥饿威胁，计划出来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沿连享有特殊保障的城市人群也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不得不问，难道那些无数个体承载的苦难真的是必要的吗？
未来的社会救助，公开是十分必要的。包括救助站设立、管理、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全开放。
确立违宪审查程序对于维护公民宪法权利，促进国家法制统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继续努力，推动中国宪政法治进程。
秦兵咬紧牙关，“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凭什么我们就要做二等公民？！”
我们的身份是，公民
我渴望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我想尽一切机会努力实现这个理想。中国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吧，共建一个美好的社会。
你们说，稳定是大局，可是，人民有了知情权就一定不稳定？当生命都遭受威胁的时候，稳定是谁的稳定？
一个社会有“病号”很正常，但问题是中国的“病号”太多了。全国各地信访站门前、新闻媒体门前有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在奔走呼号。
院子前半部分关押待遣送的人，后半部分关押流浪狗。保安说，狗不多，人常常是满的。
那天傍晚，警察盘问暂住证，对于扎在民工堆里的我，愣是不予理会。我很想去昌平挖一回沙子，但警察不给这个机会。
看到二十一世纪发生在中国湖北省潜江市的一次人大代表选举，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的“虚伪性”。马克吐温的小说望尘莫及。
2002年秋季，我在《中国改革》农村版的一篇调查报道。我们的努力不仅在于报道事实，而且在于分析新闻背后的制度性问题。
她的丈夫带头上访要求公开村里的账务，村民代表在县城被拘禁，村民怒而扣押了县里派到村里的干部，她丈夫被以绑架罪名判十年徒刑。贪官污吏们实在太狠了。
我们来到一位等待死亡的艾滋病人的家。离开那个贫穷的村庄14天后，我们得到了他死亡的消息。
与新德里、圣保罗、墨西哥城相比，北京骄傲什么？是否想到了冠冕堂皇的背后那些被驱逐者的悲惨的命运？在贫困消灭之前，有什么资格炫耀城市干净整洁奢华？
在北大难忘的日子有很多是和两个好朋友俞江和滕彪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同一个博士班。滕彪和我同一个导师。和俞江真正认识是在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同学静坐的时刻。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他们一起拼命挤上火车，列车员用棍子敲着他们的头，大声吆喝着，骂着……渐渐地，一批又一批，他们离开了土地。
我和滕彪、俞江在北大讨论学术的日子
有时，我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令人痛苦的时刻，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因为我们都怀着赤诚之心捍卫我们纯真的信仰。
“我并不能完全相信你们，我见过很多这样骗人的事。”我说，“但我还是要帮你们，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美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