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谁？

我们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常住居民，团结起来为孩子争取平等受教育权，自发成立推动教育平等公民志愿者团队。我们具备一定组织特点，比如分工，但由于目标单纯以及存续时间可能不长，叫团队更为恰当。

我们团结起来的理由：教育部规定高考只能在户籍地报名，我们要么从小把孩子留在户籍地上学成为留守儿童，要么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到高中再送到户籍地面临教材、试题不统一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同是中国公民，同是所在城市纳税人，仅仅一纸户口，孩子不能在父母身边上学，这不公平也不人道。

2010年2月开始，第一阶段争取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的平等，到6月大体实现了目标；2010年7月开始，我们每月去教育部请愿一次，要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们为自己的孩子，也为北京700多万以及全国两亿多新移民的孩子争取在父母居住地高考的权利，为我们国家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会一直努力，直到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二、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1、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贫富、地位的平等教育机会，是政府的义务。

我们不是为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特权，而是争取孩子随父母生活的天然权利。当我们争取的目标实现，即所有常住居民的孩子都能够在北京参加高考和录取，北京的高中毕业生会增加，高考录取率将与全国持平，不再有高考优势。

我们不仅在为新移民争取教育平等，也为原住民争取教育平等。所有纳税人的孩子应就近入学接收平等的教育。为避免择校风，一个城市内部教育资源应当基本均衡，应当把现有公立学校差距“削峰填谷”，设施和师资力量一律平等，教师公务员化，在不同学校间调配。

2、我们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登记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北京、上海4年）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为避免短期内非理性高考和教育移民，设置了这样的条件，即4加3和5加4（北京、上海）模式，事实上要求父母在人口输入地工作和生活4年（北京、上海5年），孩子在该地读书有3年（北京、上海4年）以上连续学籍，这足以避免高考移民。至于教育水平差别不大的省份，此条件可以适度放宽，此条件也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均衡进行调整。

三、非户籍人口在北京高考是对北京户籍孩子的不公平？

有人提出，给外地户口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就是对北京户籍孩子的不公平，这就等于说，任何公平的进步对于原来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人生而平等，至少应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不应当成为拒绝公平的理由。大城市已经享有很多教育资源优势，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再给特殊的保护。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北京就是他（她）的家乡，仅仅因为一纸户口把他（她）排斥在外是不人道的。从更漫长的历史看，每一个人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不是寻求与原住民人的对立，而是寻求与所有纳税人一起建设共有的家园。

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大城市人口会无限膨胀？

有人担心，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导致北京人口无限膨胀，这是计划经济思维。且不说北京目前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东京和伦敦，要不要控制北京人口以及如何控制这本身是争议话题，以现有中小学户籍学生和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按照四年学籍的标准确定报考资格，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几年内将增加近40%，大学录取比例将很快下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高考录取率都在提升），失去了高考录取优势，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为孩子的教育移民北京。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增加的人口基本上是告别留守随父母生活的学生，即使当下户籍限制了他们随父母上学，他们中学毕业后也会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户籍限制最终不是控制了人口，而是毁掉了很多孩子的前途，制造了受歧视的移民二代。

五、北京教育资源不足？

有人担心北京教育资源不足为所有常住居民的孩子提供教育，然而现实是北京教育资源闲置，每年都在削减学校和班级规模，高考报名人数也是连续3年下降，2011年已经低至7.6万人。北京市中小学生在校生数曾经在1990年代达到将近200万人[7]，而现在只有120多万人，即使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学生数量也还不到1990年代。另外，和纽约相比，北京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有2000万纳税人就负担相应人口的教育，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不应该是问题。

六、怎样争取教育平等？

1、认清障碍和出路。教育依附于户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改革面临两大主要障碍：教育部门作为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者，决策能力有限，即使有心改革也很难主动有所作为，这是被动的阻力；维稳部门担心人多失控，对于集体活动一向紧张，这是主动的障碍。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需要最高层领导批示才能解决，所以，我们诉求的对象是最高决策者，让他们认识到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2、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团结起来发出强大又温和理性的声音，以适当压力促变革。没有压力很难有改革，而压力必须适当。声音要强大到最高决策者能听到，而强大的声音必须温和理性，不给维稳部门留下把柄，以免有家长被拘留影响整体信心。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以最温和的方式逐渐壮大团队，同时发出建设性解决方案。争取教育平等关键在于人多，人多力量大，从正面讲，这是民意，从反面讲，维稳部门最怕人多，我们不做任何过分的事，只要人足够多，哪怕什么都不做，也会推动政策改变。具体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征集签名支持和建立联系不断扩大团队；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可行性方案；每月去一次教育部请愿，每次除了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主诉求之外，还会有针对当时教育方面具体问题的建议；组织教育问题专家讨论可行性方案；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寄信寻求帮助；寻求新闻媒体、教育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等等。

七、征集签名的意义是什么？

关于教育平等国家不缺少学者的呼声，也不缺少建议方案，缺少的是变革的压力。我们的力量在于人多，只有人足够多才能撼动利益纠结的旧体制。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壮大团队。

征集签名的含义不是“请给我们签个名”，而是“请签名加入我们的团队”。签名不只是增加个名字，而是增加一个有联系方式的团队成员。很多积极的志愿者就是从签名中出来的。征集到的签名要保持联系，定期报告工作进展，这样让所有加入的成员有归属感和参与感。

签名对象是非京籍居民，北京户口的居民愿意签名的单列一张，因为呼吁信的主体是非京籍家长。签名留下联系方式，志愿者办公室定期报告工作进展。

征集签名可以到商场，但理想的地点是地铁口等公共空间，不仅征集到更多支持者，而且扩大社会影响。征集签名不能阻挡道路通行，不能聚集过多人。即便如此谨慎也可能遇到障碍，比如警察阻拦，要坦然和善解释我们的行为，如果不行就离开，可以远离一些。

我们要有吃苦的精神，不怕炎热和寒冷，不怕白眼和冷漠，为了孩子，为了两三亿城市新移民，吃这点苦值得，要用我们的承受感动这个国家。

八、争取教育平等过程中需特别注意那些问题？

1、目标单纯。家长团结起来只有一个目标——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没有任何别的目的。至于客观上有助于民主法治和社会进步，那是客观结果，不是我们的主观目标。目标单纯有助于大家内心坦荡，敢于面对压力。因此，在有关教育平等的qq群、微博、论坛、email等各种场合，要尽量避免谈及其他民生和政治敏感话题。

2、行为温和、理性和建设性。要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要责怪谁，不要跟任何部门对立，要拉上教育部一起向最高层喊话。不要闯警戒线，不要堵路，不要拦车，最重要的，不要愤怒，即使接待人员不可理喻，也不要愤怒，因为跟他说多了没用，决策者在最高层，而且，这是历史问题，不是他们直接造成的。要提出可行性方案，帮助有关部门找到出路。

3、不与原住民结怨。相互指责只会让原住民抱团，这给保守势力拖延改革的借口。我们不仅为非户籍居民争取平等，也为原住民争取平等，个别狭隘的原住民反对新移民很正常，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任何时候都要温和理性，耐心解释我们的立场，千万不能对骂。

4、面对警察内心坦然。无论警察找上门，还是签名、研讨或请愿过程中遇到警察，都不要惊慌，要内心坦然，耐心解释，我们的目标是为孩子争取高考权利，北京市有义务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平等教育，也是为社会进步，包括学者、律师、媒体、NGO组织等很多人都在支持我们，大家都为了社会进步。

九、我们的努力有希望吗？

2010年之前，非京籍的孩子在北京上完小学，没有资格参加正常的初中录取。2010年2月开始，家长们团结起来，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争取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电脑派位，到2010年6月，家长团队壮大到2000多人，先后八次去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基本实现了小升初的教育平等。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从最初的四位家长已经发展到6万多人，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也都成立了家长团队，大家已经成功让教育部把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列入头等议题，2011年一年内对家长的诉求做出四次回应，说正在加紧研究，这在一年前不可想象。我们代表着北京700多万全国两亿多新移民，我们顺应了历史潮流，必然会得到广泛支持。

时间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关键看我们自己能团结多少人。请大家积极参与活动，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提高我们的行动效率，近两年来，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2012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志愿者团队法律顾问 许志永

2011年12月

一、现行依附于户籍的高招体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2亿2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例如北京的非户籍常住居民704.5万，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5.9%[1]，上海这一比重略高于北京[2]，深圳则达到了77%[3]。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他们的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于输入地，绝大部分城市新移民不会再返回原籍。然而新移民作为输入地的纳税人，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承担市民义务的同时，却无法享受与输入地市民相同的权利，其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便是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全国教材和高考试卷不统一，这迫使大量城市新移民不得不把孩子留在户籍地读书，大量孩子即使随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读到初中最终也要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一，带来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我们对各行业各阶层抽样得来的100个非京籍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把孩子留在户籍地上学的主要原因，6%是因为在大城市生活和上学经济负担重，5%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或者将来打算回老家发展，5%原因复杂或者说不清，4%留在老家更方便照顾，80%是因为户籍教育体制问题，这包括不能正常升入高中、不能参加高考、以及由于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赞助费等问题。根据2007年全国妇联的调研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这些孩子普遍缺失正常家庭生活，缺少家庭教育，缺少安全保护，根据一些部门的调查，57%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参见全国妇联2008年3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表达对留守儿童的关怀，但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打破户籍壁垒，让孩子跟随父母生活和上学，父母在身边比任何部门和组织的关爱都更能让孩子感到幸福。

第二，严重影响了很多孩子的前途。虽然有户籍壁垒，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父母还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根据2010年的统计，仅在北京就有40多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些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只能回户籍地就读，这对于很多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由于远离父母，教材不一样，甚至语言不通等一系列原因，很多原本成绩优异的学生回到陌生的户籍地成绩一落千丈，一些孩子过早退学走上社会。以北京国子监中学的从圆圆为例，她爷爷军转有北京户口，但奶奶没有，根据当年的户籍政策，在北京出生的爸爸也就没有。从圆圆作为第三代移民，由于父母没有北京户口，尽管她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在国子监中学全年级第一名，市三好学生，2010年初三毕业后不得不回到陌生的户籍地上学，由于远离父母生活不习惯等原因，一年之后在河南某中学成绩排在班里中下。从圆圆的同学章旭东户籍在河北张家口，初三回户籍地读书，原本班里前几名的他到了张家口某中学在全班80多名学生中排名80位以后，一年后辍学。类似这样的个案不计其数，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孩子辍学比例更是惊人，以朝阳区一个1300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90名学生，到了初三只有一个班共40多个学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2009年这40名初中毕业生有10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4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20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基本上无所事事。

第三，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温暖带来心理健康问题，一些孩子因为户籍歧视被迫失学过早走上社会，户籍歧视带来的严重不公平感引发对社会不满，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52%。当今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即使非法移民，其子女也有权利接受教育，而中国刚同一国内，只是因为户籍不同，子女不能平等接受教育，这比很多国家的“非法移民”还不如。一系列的户籍歧视导致城市新移民不能自然融入所在城市，这种歧视在移民第二代身上更加明显，长此以往必然积累社会矛盾，以至于出现社会动荡。

以户籍地为标准的教育体制阻隔孩子随父母成长的天然权利，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人口问题——城市人口容量并没有一个可计划的标准何况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也不是教育资源问题——在全国中小学生普遍减少的背景下大城市完全有能力承担所有纳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人道问题，孩子随父母生活天经地义。

子女随父母在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履行义务和享有权利是对应的，一个城市既然接受了新移民工作、生活和纳税，就应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而不应以户籍为借口，而在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对新移民进行歧视。北京将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负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这不公平。给随迁子女在父母工作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的机会，是居住地城市的义务。

如果说，由于历史形成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新移民本应享有的诸多市民权利，比如就业机会平等、住房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将影响他们一生，刻不容缓。为了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为了所有纳税人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为了数千万家庭团聚的幸福和下一代健康成长，取消高考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是时候了。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打破户籍限制，中国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自愿选择工作和生活地，履行了市民义务，就应当享有市民权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子女有权利随父母在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一个城市内部所有居民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

当然，考虑到历史形成的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率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按经常居住地入学和参加高考一步到位可能短时间内会带来高考移民、人口输入地短期内教育资源不足等现实问题，我们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设置一定限制条件，逐步放开城市新移民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上学和参加高考。

但是，限制条件不能过于苛刻，不能把多数城市新移民排除在外，设置限制条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居住地原则，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参加高考和录取的权利，不是“异地高考”，不是回到户籍地录取。有人提出“就地高考异地录取”的方案，虽然在技术上更具有策略性，但是从长远看，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是历史大趋势，居住地高考和录取时机已到，不需要绕弯子了。第二，满足多数非户籍居民需要的原则，设置条件不宜对现有城市非户籍居民过于苛刻，不是要把多数人排除在市民权利之外，而是要考虑到绝大多数城市非户籍居民能够满足的标准。第三，平等原则，设置条件的标准不应当是地位和财富，而应当是工作和生活的年限，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这个城市必要的。第四，科学性原则，设置条件主要目的是放开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同时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地区教育水平和大学录取比例差异带来的“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

具体建议方案如下：

（一）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一年以上，子女可以选择在父母居住地就近上学，平等接受教育。

简要说明：一年的限制条件与现有民法“经常居住地”标准相符，背景含义是，一个公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城市，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年以上视为该地市民，享有市民权利，当然包括子女受教育权利。一年期限以自愿登记为准，这意味着要改革现有暂住证制度为居住证制度，根据登记年限确定市民权利，鼓励新移民自愿登记。

（二）以学籍和学校证明为准，在经常居住地上学一年（教育落后地区可以三年，北京、上海等特殊地区可以五年）以上，可以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简要说明：一年和三年的学籍限制是考虑到现有教育水平的地区不平衡，防止高考移民，通常情况下，一个学生在新的地方学习一年以上，成绩基本也就融入了当地教育水平，但是考虑到教育特别落后地区水平差异很大，可以考虑三年学籍的限制。五年的条件限制是考虑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市民历史形成的某些特权对潜在移民具有的特殊吸引力，为避免高考移民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快速膨胀，需要更长的限制条件。当然，限制条件应当随着教育水平的平衡而逐渐缩短。

三、建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建议方案面临三个方面的担忧：第一，人口问题。有人担心，在教育水平和高考录取比例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户籍限制，会出现大量高考移民，导致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超过承受能力。第二，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人口输入地新移民的孩子大都跟随父母在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一定时期内会对人口输入地的教育资源形成压力。第三，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以下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于人口过快膨胀问题

有人担忧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会导致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导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进而带来城市水资源、生活环境乃至社会稳定问题，可以说这种担忧是目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那么，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否必然带来人口快速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这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关于教育移民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不同省市之间升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直接引发了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现象，即使现有户籍制度下，“高考移民”也屡禁不绝。前面提出的建议方案里学籍限制在制度层面基本上能够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即通常在人口流入地学习一年以上就会融入当地教育水平，一年以上的学籍限制即可让高考移民失去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持续保持现有高考录取率的地区差异，确实会产生教育移民，即提前一些年避开学籍限制移民高考录取率高的大城市。解决教育移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高招体制，实现高考录取各地区大致平等。

基于此，我们建议：（1）调整招生指标，确保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在各省按考生人数录取比例大致平等；（2）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直至取消指标分配，高校把全国统一考试成绩作为主要参考条件，以联考、面试或者其他方式录取考生，教育部职责逐渐由主导高考录取变成监督高考录取，确保高考公平；（3）各省不再自主命题，教育部设置全国统一试卷考试，作为学生的高中毕业成绩，也作为高校招生的条件。

当然，根本实现高考录取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高考录取平等并不必然是作为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先决条件，相反，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有助于推动高考录取平等。以北京为例，即使现有的高考录取人数不变，一旦按本文的建议方案开放户籍限制，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北京参加高考的人数五年内将增加近40%（以现有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比例推算结果），大学录取比例将很快下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高考录取率都在提升），失去了高考录取优势，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为孩子的教育移民北京。加上工作条件的限制，基本上不用担心高考开放户籍限制会带来持续的教育移民。简言之，如果说会出现教育移民的话，那是因为北京在高考录取率方面的教育特权，一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北京非户籍学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此特权将很快消失，教育移民的吸引力也将消失。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有非户籍居民的子女大部分将在父母居住地接受教育，北京将增加约90万人口（参见下文的推算），加上解决子女教育问题消除了一部分潜在移民的顾虑，北京人口会增加。但是，如前所述，不会因为开放平等教育就带来大量高考移民和教育移民，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是有限的。

另外，过分担忧城市人口规模也是不科学的，北京目前的人口密度远远比不上东京和伦敦，北京的拥堵等问题主要是管理不科学带来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控、开源节流解决的，世界上比北京资源贫乏的城市多的是。一些过分的担忧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翻版，总以为自己能计算出所谓合理的规模，能够控制人口的自然流动，改革开放30年，北京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很多。以过去十年北京的人口增长规模，再过十年北京也达不到东京的人口密度。而且应当指出的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开放，北京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特权会迅速消失，由于特权导致的北京的特殊吸引力也会迅速消失，北京新移民增加的速度也会趋于城市化的自然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去十年间增速正在降低，有专家估计2020年中国人口可能转入负增长，对于人口膨胀问题不用过分担心。

（二）教育资源问题

放开居住地高考之后，一些原本留守户籍地的儿童将随父母到人口输入地就学，给经常居住地教育资源带来压力。首先，人口输入地政府承担新移民子女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北京这样拥有近2000万纳税人却只想承担1200多万户籍人口的教育是不公平的，北京等大城市有义务增加教育资源，以保障所有纳税人子女在经常居住地接受教育和参加高考。

其次，确实有必要分析，如果依上列条件放开居住地高考，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几年内教育资源面临多大压力以及解决思路。以北京为例，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非户籍常住居民是704.5万人。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2.28人。[3]两者相除，可粗略得出北京市共有流动人口家庭309万户。又知其中“单人未婚”的家庭户占15.6%[4]，排除这部分，并忽略离异、丧偶等不足1%的情况，得知已婚的家庭为260.8万户。同样根据“2006年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这些家庭中，23.3%没有未成年子女，54.7%有1个未成年子女，20.7%有两个，1.4%有三个[5]，则目前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家庭共有未成年子女（包括在京的和不在京的）：260.8万*(54.7%*1+20.7%*2+1.4%*3)=261.6万。又知，未成年子女中，在北京的占到55.5%（2011年我们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比例在提高），而在其他地方（绝大多数留守户籍地）的则是44.5%[6]，那么261.6万*44.5%=116万，这是父母在京的留守儿童的大致数字。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龄分布，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是学龄前儿童，但根据我们初步了解，已经在人口输入地跟随父母的学龄前儿童偏多（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统计），那么，假定适合上学年龄的留守儿童占整个留守儿童数量的四分之三，116万*75%=87万，估计数字是90万左右。

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在现有120万中小学生的基础上将增加90万，考虑到居住五年的条件限制，可以预期，这90万中小学生的大部分将在未来五年期间逐步来北京上学，即北京的教育资源需要增加75%，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5%，即平均每年增加大约12%。

增加教育经费75%对于北京而言短期内会有一定压力，但并不是不可承受。首先，北京市教育资源目前供大于求。1999年到2008年，北京小学学校数量从2352所减少到1202所，各类中学总数从754所减少到674所，小学生的学生数量从836655人减少到659500人，初高中生的数量从546530人减少到544280人，高考报名人数也是连续3年下降，2011年已经低至7.6万人。受人口出生率和开始普及高中教育的影响，北京市在校生数曾经在1990年代达到将近200万人[7]。也就是说，全部吸纳北京非户籍居民的孩子来北京就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也只是恢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略多5%左右。

其次，从教育经费角度看，北京的教育经费有很大增长空间，2007年纽约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31% [8]，而北京2009年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9]，如果达到纽约市的教育投入水平，需要增加投入约67%。总之，如果北京全部接纳非京籍居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北京中小学生数量将略高于历史最高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比例需要提高75%，略高于纽约市教育投入占财政的比例。

另外，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即使短期内北京市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新移民的需求，只要放开社会办学，市场的力量很快能够弥补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不足。以上结果基于一些调研和分析，如果以五年为条件限制放开居住地上学和高考，北京市教委需要认真调研分析，北京市现有多少非京籍居民家庭会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北京市每年将增加多少中小学生，北京市每年需增加多少教育投入。

（三）关于教育均衡问题

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加大力度推进教育均衡才能根本解决。只要一个城市内部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均衡，必然存在激烈的择校风，给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增加沉重的财务和心理负担。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只要下定决心，是可以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把中小学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公立学校都尽可能实现平等，包括教学设施的平等和师资力量的平等，教师应当在各学校间定期轮换，私立学校政府不拨款。严格遵照居住地就进入学，跨区域的需要获得批准并且缴纳较高的费用。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具体表现为一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择校现象。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早已实现了，但以违规收取择校费为背景的择校现象却多年来高烧不退。在人口输入地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新移民只要在优质学校附近租房即可获得就近入学资格而户籍居民必须买房才能获得同样资格，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因此，为扫除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障碍，从长远计，必须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及由此引发的择校热现象。

近年来，部分城市采取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是，要想真正遏制择校风，必须采取如下方面的实质措施切实解决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第一，统一办学条件。政府对于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得到有力保障，特别是对于目前一些师资、硬件及生源较差的学校，应保证其教育基本投入，以达到同一城市内各学校办学条件的大致均衡。公立学校一律平等，消除公立学校里的重点和非重点之分。

第二，师资的均衡化。教师队伍的不均衡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教师资源做不到均衡化，教育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均衡化。如果师资不能得到很好的配置，教育均衡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这是教育能够做到均衡化的重点。那些有好的教学理念的校长、教师不能总集中在某些名校。而应通过采取“教师定期轮换流动制”，加强学校之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

第三，生源的均衡化。目前已有的探索包括，在升学过程中通过电脑派位等方式弱化竞争性应试的分量，将重点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初中校的到校政策，等等。短期内来看，如果较为平等地分配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愿意留在条件较差的初中校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将有更高的机会考入重点高中，对于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倾向，改善薄弱初中校生源质量会有帮助。

第四，完善教育监督机制。为保证教育师资平等，教育行政部门要形成关于教师流动、教师招聘任用等重大问题的公正听证协商制度，扩大社会对教育平等进展状况的知情权 监督权和参与权。借鉴英国对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社会化的做法，教育主管部门应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义务教育监测评估体系，定期对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间的差距进行监测和分析，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公布，动员全社会力量来促进师资平等。[4]

教育均衡确实有很大阻力，因为历史已经形成了某些著名的重点中学。目前北京市政府采取的教育均衡政策主要是“填谷”而不“削峰”，即提高落后学校教育水平，不削弱优势教育资源集中的学校，这样虽然也会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消除校际之间巨大差异，不能根本遏制择校风。因此，推动教育均衡，需要教育部门更大的决心，在行政主导的国家背景下，相信教育行政部门只要有决心，完全可以推行教育均衡，社会也会广泛支持，障碍完全可以克服。

四、结束语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确实会面临人口、教育资源、教育不均衡等问题，但是，如上所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是能够解决的。当然，我们理解有关部门的谨慎，但我们仍然要说，子女随父母生活和接受教育，是纳税人的天然权利，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是时候了。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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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2] 《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3] 《深圳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4]　张雷，张茂充．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诱因及破解策略——以山东省为例[A]中国教育学刊，2010（1）：5－7．

（按：此调查报告我和严野写于2010年2月，让人欣慰的是，一年之后，其中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了，我们的建议第一条已经基本实现，2011年北京在政策层面基本实现了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的平等。一年多来，家长团队一直在努力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也已经有了明显进展，相信不久的将来，此报告中的社会现象将成为历史。2011-7-22）

前言

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生活、纳税，成为这个城市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跟随父母移民甚至在这个城市里出生、长大，可他们不能正常上学，只因为他们父母的身份——没有北京市户口。无论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立学校读书，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学习，无论他们多么优秀，到了高中也不得不离开父母到陌生的户籍所在地读书、参加高考，为了孩子前途，仅在北京就有上百万个家庭被迫分隔两地，面对教材差异、陌生环境以及远离父母等问题多少个孩子的前途就此被毁掉。半个世纪的户籍制度制造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非人性的不平等仍在继续。

我们关注这个群体，不仅是因为相信现代文明人类的基本信条——人生而平等，不仅是因为我们国家宪法和教育法庄严的宣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孩子们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更是因为我们见证了这非人性户籍制度背后太多的折磨、痛苦和伤害——这已经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而是成千上万个家庭不能团圆过正常生活成千上万个孩子的前程被过早毁掉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人道问题。

2010年1月，我们把北京教育平等权作为重点公民参与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调研报告、公民建议、纪录片、集团诉讼等多种方式推动公民受教育权平等。通过调研报告展示现行户籍制度导致受教育权不平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该项目的工作之一。近四年来尤其是2010年1月以来，我们走访了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和数十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上百位家长、孩子多次座谈，深入访谈，这些实地调研是本报告的基础。我们期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推动教育平等，让非人性的户籍制度早日成为历史。

一、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

1、户籍制度的历史背景

从1958年《户口登记管理条例》出台开始，中国确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包括个人身份和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享有医疗、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而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除了升学、当兵、工作调动等少数途径意外，户口从农村到城市迁移非常困难，对于违反城乡分割体制的惩罚——1961年公安部发出通知设立收容遣送制度把自由进入城市的农民关押遣送回原籍。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事实上已经开始自由流动，中国开始了20世纪大部分国家都有过的城市化进程。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户籍制度的外围堡垒破除，但直到2010年，户籍制度所维护的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差异仍然存在，以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为甚。

2、北京的户籍制度

现行北京户籍制度包括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等内容。户口登记的基本原则是新生儿户口登记随父母户口。户口迁入北京具有严格的限制，除升学、工作调动等理由以外，依据现有行政策法规只有四类情形可以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第一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二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三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的董事长、总会计师等高管；第四类是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客观而言，如此严格的限制条件，能够符合条件把户口迁入北京的公民很少。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大量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工作，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北京增加了1000多万人口，但是，严苛的户籍制度使得其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无法迁入户口，他们需要办理暂住证，不享有很多市民的权利。

3、北京居民有没有户口的权利差异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居民来说，无论在北京工作、生活多久，永远只能“暂住”北京，被当作外地人来管理，不能享有北京市民的很多权利。比如，根据2007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第八条和《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没有北京户口不享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经济权利；根据2000年６月27日北京市颁布<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不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根据2005年1月5日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不享有生育保险的权利；根据2007年6月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不享有儿童大病医疗保险的权利；根据1999年9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不享有正常的失业保险的权利；根据《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以及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要求[1]，不享有某些就业机会；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和《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不能在北京正常上学，更不能参加高考。

4、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

根据有没有户口来确定一个学生有没有资格参加小学升初中统一录取，正常升学读高中以及参加高考，本文称之为户籍教育体制。北京的户籍教育体制具体体现为北京市教委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规定：凡无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儿童、青少年在本市普通中小学校就读的，均为借读生。借读生学校不予办理转学手续，也不予办理在京升高一级学校的报名手续。《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申请在本市借读的外地学生，应持学生常住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就读有困难的证明和本市暂住证，向暂住地区管片学校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填写借读登记表，并按市教育局规定的标准缴纳借读管理费。借读生不列入学校正式学生，借读期限一般为一学期至一学年，特殊情况经学校同意可以延长。” 2009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

北京市在学籍管理、小升初、中考、高考等每一个升学环节都以户籍为标准把学生进行区分。小升初阶段，有户口的学生享受电脑派位统一录取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学生得靠家长自己找学校。中考阶段，没有户口的学生算是“借考”，不能填报志愿。高考阶段，除了四类特殊情形外，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二、户籍教育体制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1、公立学校的不平等

随着国家强化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由流入地负责，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据北京市教委2009年统计，当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超过40万人，其中近70%的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2]但是，公立学校对外地孩子的歧视很难短时间内消除。

首先是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北京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由来已久的问题，2010年之前大约20多个知名中学不参加电脑派位，自己选拔优秀学生，教育资源以及生源越是向好学校集中，越是引来家长不惜重金往里挤，形成恶性循环。2010年北京市教委强调所有中学都必须参加电脑派位，但是很多家长对该规定的落实情况表示担忧。在这个普遍问题的背后，外地孩子上学受到更严重的不公平。无论东城区还是海淀区，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知名中学外地孩子的比例很低，甚至5%都不到，而普遍认为比较差的学校，外地孩子可能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学校的初中占到90%以上。以海淀区为例，教委承诺义务教育阶段孩子都要有学上，但教委推荐的初中大多是偏远或者教学质量差的学校。

一些学校内部分为重点班（名称不一）和普通班，本地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重点班。比如有一个小学，一个年级有四个班，一、二班称为外教班，三、四班是普通班，外教班比普通班每学期多收450元，师资力量更强。北京孩子只要交450元就可以进外教班，而外地孩子如果想进外教班就要额外交2000元到6000元不等，外教班里80名学生只有两个是外地户口的孩子，而普通班里80名学生只有两个是北京户口的孩子，这两个北京孩子是因为家里太穷不愿意交450元的“外教费”。

其次是不平等的升学机会。不要说高考，就连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升初，北京大部分区县也没有实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的平等。只有西城区2008年以后实现了全部电脑派位统一录取，因为西城区作为老城区外来人口较少，每年全部小学毕业生5500人左右，而这里的中学可容纳7000多名学生。东城区的中学也是生源少，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平等录取，东城区北京户口的学生电脑派位统一录取，然后统一把外地学生安排到质量较差生源不满的学校。海淀区的办法是首先解决本地户口的孩子升学问题，外地孩子要靠家长自己去找学校，找不到学校的找教委，教委给安排较差的学校。

初中毕业，按照北京市教委文件的规定，外地学生可以参加中考，其名曰“借考”。意思是指可以参加考试，但不能填报志愿。中考后的成绩以一张小纸条的形式发给学生，上面没有评价，只有各科的分数，不显示排名，不建立学籍。即使网上查分也只能在固定时间（一般为两个小时）进行查询，而且此查询是终局性的，以后该系统将不再向外地孩子开放。2009年中考北京市报名学生人数10万余人，其中外省市户口学生达13000多人，这些外省市学生中，符合相关政策、有资格报考本市高中的仅约1500人，其余11000多考生均为借考学生。这个数字占全体考生数的1/10。[3]

第三，各种名目的收费。北京确实有一些教学质量不好的或者偏远的中学对外地孩子不额外收费，但城区多数中学对外地学生都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从一两千到十几万不等。粗略估算，除非愿意到很差的学校读书，一个非京籍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的成本大约十五万，这些钱大致分为借读费（赞助费）和择校费两部分。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发布的“关于印发北京市2009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从2010年开始北京市将取消普通高中借读费、小学课后管理班收费等收费项目。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在现实中前景并不乐观。据家长反映，大多数学校根据《义务教育法》第48条的规定表示愿意接受个人捐助，而家长们也不得不主动迎合。校方让家长将钱打入指定账号，但不让家长获取存款凭条，学校和家长凭借彼此间的默契和信用完成“捐助”过程。

相对于赞助费而言，择校费要“阳光”的多。据调查，想在北京上名校、强校，基本上都要交择校费。择校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并且不区分户口。可以说，高额的择校费把众多无钱无势家庭的孩子挡在重点中学之外，某种意义上说，择校费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有钱、有权、有势子女上名校强校的“通行证”。高额的择校费造成校际间教育资源越来越不平等，反过来择校现象越来越严重，形成教育不平等的怪圈。

第四，评选三好学生等学校活动中的歧视。虽然北京市教委明确规定了评选三好学生不分户籍，但是由于外地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三好学生称号也不能加分，所以老师大都把评优名额给有户口的孩子。比如现就读于某中学初三的学生是班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老师们都认为如果只有一个名额评北京市三好的话，只有她配得上这份荣誉。但事情的最后，老师还是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投票，选出了班上的另一个北京籍的孩子。事后老师非常的抱歉，给这个外地孩子买了水果篮，并登门道歉。老师解释道，我评给你也没用，你评上了也不能填志愿，不能加分，还不如让它物尽其用。

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给孩子的心理伤害比较大。有的孩子在得知一些荣誉不能给自己时回到家里背着父母偷偷哭。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问一个正在读初三的女生将来考哪个大学，她说一定要考回北京，问她是因为自己家在北京吗？她说不是，是因为自己要证明给别人看，她有能力拥有这个城市的合法身份。还有一个女生在一则读书笔记里写道，“面对不公正，我们要呐喊，哪怕我们的声音不会被任何人听到。”

2、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北京40多万流动儿童中，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处在城乡结合部，无论有没有办学许可证，它们随时可能被强制拆迁，就像2010年春节期间，北京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上万名学生过了春节就没有了学校可上。虽说地方政府承诺可以帮着找学校，但新的学校可能他们父母工作和居住的位置，家长大多还是不得不自己托门路找学校。有一个湖北来的孩子上小学六年级，过完春节，她就要到第五个学校上学。在上个学期末的最后一天，校长突然宣布，学校要解散了，过了春节不用来这里上学了，然后老师和同学各奔东西。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只能是无奈。

三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63所有办学许可证，绝大部分无照经营的学校中，学生没有学籍卡、没有北京市统一编号学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在北京享受不到任何针对中小学生的福利政策（具体包括保险、体检、公园门票、火车票优惠等）。因为在北京上学没有学籍，这些外来的孩子在北京无法参加统一考试，自然也不能升入公办的上一级学校，即便将来返乡继续升学，也将可能被“刁难”。

3、初中毕业面临的人生转折

无论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初中毕业是很多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求学道路的分水岭。这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挫折。

个别学生通过关系留在北京继续读高中，比如东城区一个教学质量算是中等偏上的中学里同一年级的高中生有两个外地人。而当他们读完高中，可能面临更大的麻烦，一些地方实行学籍和户籍双要求的政策，即在户籍地参加高考必须要求在当地连续有学籍若干年，否则不准许参加当地的高考，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既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也不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我们注意到一名外地的高一学生准备放弃中国的高考转而复习美国的SAT（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高考），届时她将两赴香港去参加考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也可能会成为打开高考死结摆脱困境和无奈的一种方式。

少部分学生选择在北京读职业高中，这其中不乏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而读职高基本上意味着放弃读大学的梦想。我们看到一个曾经成绩非常优秀后来读了职高即将毕业的孩子给她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班主任发来短信，说她想上大学，自己不甘心就这样的人生。而个别家庭困难的学生不得不退学，而那些回到户籍地读书的孩子中又有一部分因为环境不适应等原因陆续退学。

多数毕业生会选择离开北京，回户籍地找一所中学继续完成高中学业。但即便回到户籍地，他们也面临很大困难。首先，当地的高中不一定会接受他们，拒接的理由之一是没有学籍，他们不得不托关系交纳数千乃至上万的费用才能入学。其次，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生长在北京，且一直接受北京学校的教育，对于户籍所在地，他们缺乏基本的认同感，有的甚至连当地的语言都听不懂，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课堂，连一个同学都不认识的他们，在日益临近的高考压力下，很难想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克服那么多困难，平心静气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很多同学回去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毕业生的前途更令人忧虑。以朝阳区一个1300多名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初一初二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共约90名学生，到了初三只有一个班共40多个学生，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陆续转回老家上学，其余的陆续失学。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初三毕业班，这和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有关。2009年这40名初中毕业生有10个上了职高或者中专，有4个回老家读高中，剩下20多名学生都已经走上社会，女孩子卖服装，当收银员等等，男生基本上无所事事。用他们的班主任的话说，每一个失学的学生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

4、“留守儿童”

在北京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遭遇重重困难，于是很多家长选择把孩子留在家乡读书，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和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受歧视是户籍教育体制带来的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很多家长表达了矛盾的心里，把孩子留在家乡，太对不起孩子，长期分离造成的感情疏离很多年都难以弥合。把孩子留在身边上学，到读高中还是不得不送回老家，这时候送回老家造成孩子的心理反差学习成一落千丈可能还不如从小把他留在老家读书。到底该把孩子留在家乡还是带在身边，户籍制度给很多家长出了很大的难题。

根据2007年全国妇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课题组的调研报告，[4]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可以确认0-17周岁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1.72％，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和2000年相比2005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29%，农村留守儿童已非常普遍。

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占47.14%。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占52.86％。留守儿童没有正常的家庭关爱，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亲情缺失问题。相关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而且60%—70%以上的父母是在外省打工，30%的父母每年回家一次，打电话成为留守儿童与在外父母联系的主要方式，但也有约2%的父母与孩子常年无联系。

教育监护问题。从整体情况看，多数留守儿童与祖辈共同生活，由于老人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加之还有近一半委托监护人同时监护几个儿童，老人监护往往主要是照料孩子的生活，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有限。数据显示15－17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在校比例大幅度下降，辍学比例明显上升。多数农村大龄留守儿童就业层次较低、缺乏社会保障。部分农村大龄留守儿童在结束了初中教育之后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学历上处于劣势，多数只能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子承父业或延续低层次就业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安全保护问题。相关调查显示，有56%的临时监护人经常关注并采取措施预防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发生，但也有34%的人只是有时会注意，还有8%明确表示顾不过来。一些农村大龄留守儿童离开了学校，脱离了正规组织的管理，处于无人监管，自行其事的状态，容易侵害他人或受到侵害。留守儿童溺水、伤亡事故也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反映，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据2006年5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2005年遭遇一场特大洪灾，12名儿童死亡，其中11个是“留守儿童”。

心里乃至犯罪问题。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家庭教育，儿童在面对自身变化、学习压力、人际交往等问题时，缺少父母关怀，容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根据一些机构的调查，57％的留守中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52%。

父母之所以狠心抛下孩子，主要包括工作不稳定、城市生活费用高、上学费用高和不能参加高考等因素。孩子学龄前，父母也年轻，缺乏稳定工作的因素比重较大，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孩子上学费用高以及不能参加高考的因素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到了高中，留守少年主要原因是不能参加高考，原来在北京读完小学和初中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不得不回户籍地。教育部下令，义务教育在居住地完成，但是，如果不能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完成义务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留守儿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父母抛下孩子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而在于孩子不能在城市里正常读书，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某种意义上说，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弃儿，是制度性孤儿，他们从一出世就开始痛苦地承受历史造成的不公平。

5、家庭问题

为了孩子上学，无数家长费尽周折。一位湖南籍女士和丈夫都长期在北京工作, 女儿幼儿园是在北京上的, 在北京上小学交赞助费两万二千元(学校不开发票),北京“小升初”、高中和大学都不让她女儿报考, 北京是小学六年制和初中三年制, 而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是小学五年制和初中四年制, 教材与北京又不一样。女儿在北京没读完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转学回到南方。她丈夫仍留在北京工作, 自己不得不跟着女儿到南方，一家两地分居，两地都要租房子。实在受不了这种两地分居的麻烦和痛苦，2009年十一放长假期间, 她又将女儿再转学到北京原来的小学上六年级, 很快就要面临“小升初”了,女儿不能正常报考初中, 到处找学校都不收, 个别学校要交8万元赞助费。她说，“我非常痛恨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害得我们家两地分居, 以致女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女儿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

为了孩子上学，大量家庭长期两地分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个家长举例说，她从小学要好的七个姐妹，除了一个没结婚的以外，六个结婚的已经有四个离婚了，都是因为长期分居造成的。据我们对中部省份一个村庄的了解，70%以上的夫妻分居两地的主要原因是一方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家里的土地耕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在城市里生活费用虽然高一些但也能维持，他们可以在城郊找到很便宜的房子租住，但为了孩子上学，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

三、问题的根源分析

1、依附户籍的高考招生制度

问题的根源在于依附于户籍制度的高考招生制度，它规定高考招生报名以户籍地为条件。教育部每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规定“申请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须在其户籍所在省(区、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级招生委员会)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报名”。北京市也相应作出规定，高考报名必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北京市的所有歧视外地人的教育政策都是以此展开。

即使国家要求北京市保障非户籍青少年的义务教育，即使北京市切实保障了他们的义务教育，但是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在北京读完高中也会因为教材不一样、高考报名资格等问题带来巨大麻烦，在北京读到高中毕业反而是害了孩子。而北京市教育部门为了防止出现一直读到高中不能参加高考的青少年成为一个麻烦的社会问题，他们试图把问题化解在初中以前，即从初中开始拒绝给非户籍孩子建立学籍，不准正常升入高中，总之给非户籍孩子设置各种障碍，迫使他们回到户籍地就读。

2、改革的障碍分析

户籍教育体制带来如此多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改革起来仍有相当的障碍。

一是担心高考放开户口会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北京。这种观念几乎支配了中国大半个世纪，所以要设立户籍和暂住证制度并在每年国庆节把大量流动人口遣送回去。事实上，如果北京允许目前的一千万流动人口的子女都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一下子就会降低一半，迅速接近中部一些省份的录取率，对于外地家长的吸引力迅速减弱，几年之内如果进行一些必要的招生制度改革，不会发生为了孩子教育而大量人口涌入北京的现象。

二是“北京应该是一个精英城市”的观念，这种立场在很多官员、人大代表、知识分子中间根深蒂固，一些代表甚至认为北京市的地铁票价、公交车票价太便宜了，应该贵很多倍，让年薪低于10万元的人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样北京才能成为一个精英城市。北京市教委也确实列举了八类“精英”的子女可以在北京高考，这其中包括外国人、驻京办官员、企业高管等。其实，任何一个城市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群落都不能只有所谓的精英，精英也需要各种服务，而且，精英的子女也未必是精英。有生命力的城市一定是多元的有机整体，正是那些外来人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为城市盖起了高楼，洁净了马路，繁荣了社区，维系了古老城市的生生不息。

三是担心北京教育资源紧张，所以不得不优先解决本地户口孩子的升学问题。以海淀为例，其实教委也承认，外地户口的小学毕业生80%到90%也都升入了本地公立初中[5]，只不过不是正常途径录取，而是要靠家长跑关系要交纳很多钱，这说明，至少现有的教育资源不是很紧张。另外，2001年北京撤并了370多所中小学，2002年撤并了130多所中小学[6]，北京市2004年有中学760所，到了2009年减少为647所[7]，与此同时，北京各区县都在酝酿小班教学，主要原因就是中学教育资源闲置。[8]这说明所谓教育资源紧张不过是一个借口。即使教育资源真的紧张，只要政策放开，民间力量也会迅速弥补缺口。

其实主要的障碍在于读大学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9]正是这种读大学机会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很多高考移民。以户籍确定高考报名地，实际上是在保护一些大城市原住民的特权。

四、我们的建议

不仅是那些外来务工的穷人，而是全部没有北京户口的1000万人[10]共同面临的问题，下一代上学怎么办？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们不要求社会保障，不要求经济适用房，不要求任何政府的福利，可是，我们的孩子总得读书啊。”

中国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一个公民离开原住地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他能在新的居住地找到工作，就说明这个地方需要他。而他愿意在新的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他也就成了这里的纳税人，他也就应当享有这里公民的权利，他们的孩子就有权利在这里接受教育，有权利在这里参加高考，因为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

除非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倒退，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乡村生活，浩浩荡荡的春运潮只是他们回故乡度假，或者为了看望留守故乡的孩子。对于北京上千万的新移民来说，这已经不是通过户籍门槛减少北京人口的问题——他们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已经不可能再回去，这是这1000万人如何享受正常纳税人权利的问题，是1000万个家庭团聚正常生活的问题，这不是什么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而是公民基本权利和尊严问题，是人性问题。当国家固执地把他们的孩子挡在城市门外，逼着他们把孩子留在遥远的地方无人照应，这几乎就是拿孩子当人质阻挡他们进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教育资源作为一项公共资源理应平等的分配给每一个公民，而受教育权也以其人权和公民权的双重属性被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承认和保护。

无论户籍制度历史多么久远，无论新移民来到城市寻找生活的希望历尽多少艰辛，孩子生来应当是平等的，他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有义务给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当然包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国家内部，城市新移民享有的权利甚至比不上一些国家的非法移民，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非法移民的后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一个国家可以用法律对非法移民设置各种障碍，但不应该歧视无辜的孩子。

现有的户籍教育制度必须改变。我们不奢望这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异和教育不平等能够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是，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和家庭不能再继续无边无际地等待。2010年，北京酝酿居住证改革，我们希望这是改变现有户籍教育体制的契机。原有的暂住证没有权利内容，一个人无论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少年，只要没有北京户口就是外地人，不享有北京市民的权利。我们希望2010年北京应当给居住证填上具体的权利内容，根据年限设定享有的权利。如果说，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社会福利平等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孩子教育问题不能再等待了。

基于以上社会问题和现实条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所有北京小学毕业生不分户籍，一律平等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免费入学；

二、所有北京初中毕业生不分户籍一律平等参加中考和填报志愿；

三、改革招生体制，所有在北京上学的高中学生不分户籍平等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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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北京市人事局网站：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事局2007年面向社会人员招考公务员公告的第5项规定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

[2] 北京日报2009年10月26日《北京明年将外地人员子女教育纳入规划》，http://www.chinaeducationalist.org/show/newsshow.asp?id=7040。

[3] 北京晚报2009年6月22日《北京中考万余借考生处境尴尬 不能填报升学志愿》。

[4] 本报告第四部分关于留守儿童的内容，主要来自全国妇联2008年3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5] 在海淀区教委中教科的沟通中得知这个数字。

[6] 2002年2月24日北京晨报《北京近郊区将合并撤销130所学校 扩大名校规模》。

[7] 参见北京市教委网站，北京市历年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8] 法制晚报2010年1月17日报道，转引自熊丙奇《北京高中为何宁愿撤销也不扩招外地学生》。

[9]资料来源：北京高校(校本部)2009年招生来源计划，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4/22/content。

[10] 根据新华社2010年2月26日报道，北京总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而户籍人口大约为不到1200万，据此推算没有户籍的北京居民约1000万。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0-02/26/content_13055064.htm。

此刻，我刚刚睡醒，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享受着早晨所特有的宁静。而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4号地铁线。因为学生家长们在网上约定， 2011年6月23日，是他们第12次去教育部请愿的日子。他们是一群非京籍学生家长，他们当中有人来北京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二十多年过去，结婚，生子，一个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但北京政府不这样看，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他的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你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着你生活的根基，而是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限定了你的人生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你，一个学生家长，还包括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他们的人生限制。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求学改变你的这种命运，但我要说，能以求学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必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京籍家长的孩子，他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北京教育，却不能同样地在北京参加高考。求学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之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去适应老家的高考环境。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适应。问题关键在于，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接受这样一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看透这个问题实质的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同时也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的纪念日，签名人数超过３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香港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我如约到了灵镜胡同地铁站Ｄ口，走出来，只见一片开阔地。学生家长还没有到，我先来，便去四周蹓跶。回来时，有两名学生家长到了。接着，陆陆续续，学生家长们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行走的人们，他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地站到边角无人行走的位置，等还未到来的学生家长。过一会儿，有的学生家长换上了他们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及网址www.inpeking.net。这时，有两名警察过来，简单地问了问学生家长们的活动情况，因为一会他们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天就走了。９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学生家长们决定，留下几个人等其它没有到的家长，其余的先去教育部。我没有多想就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再次赶来了2名警察，还带上2名协管。一路上，2名协管非常嚣张，直接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们，好像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他们直接奔向我，气势汹汹地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加以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表示：“我不是在犯罪，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利，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智力，他得发挥智力，先对人有一定的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么样呢？

我因此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这样说。

我知道他们冲着我来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幸好我没有带身份证，这对成全他们的愿望大有好处。但说实话，我今天出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留在家里没有带上，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警察一听我没有带身份证，果然气势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2003年以前，根据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啦）

说着，警察真的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5、6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辩论个不休。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表面喧嚣，实质上双方都有一种无可奈何。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一位学生家长也低下头来提示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早已围上了一些前来观看的行人，警察在对他们发出驱散的声音。我就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立刻警觉到了，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们必须得把你抓到派出所去。”回头又对学生家长们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但学生家长们誓死捍卫着我的安全。我被挤得紧贴住墙壁，5、6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了半个圈。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加冷静。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立即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去派出所，我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

我也不再坚持什么，由2名学生家长陪同，便一道上了警车。

望着警车远去，有４名学生家长跟着找到丰盛派出所，因为我就被抓到了那儿。

我走进丰盛派出所，才觉得手里提着摄像机不合适宜，站下来，在大厅里把摄像机收进包里。警察催促我要到里面的房间去，不让2名学生家长跟我进，驱散他们离开。当我准备进去，一位学生家长叫我把摄像包留给她，警察不同意，必须得由我带着。

依警察抓我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有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反而是通过核实我的身份，好像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只听核查的警察直呼：“不能让他走。”

说着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2名警察慌忙着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同时觉得这应该是需要别的人手来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东张西望，好像在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是警察却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

也许我的确是应该老实一点，应该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着他们的传唤。

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里面没有桌椅，空空的，只有一张铺着床垫的单人床。床垫上没有床单和被盖，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靠在窗子底下，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大印的手。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审讯室还是囚禁室？我表示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坐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里面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要过来对你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主动站到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去制止。他们不在意我站在门口这儿。

这时，我才感觉房间太凉：“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了两次，你不明白也应该好像能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我不再说什么话，任由一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看守着我。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我首先给朋友电话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请朋友找到后收检好；月底要交房租，如果到时我还没有出来，请帮我把房租交了。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一打完，我就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享受着一个暂时失去了自由的人的生活。

审讯的时候，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4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是等着审讯我的警察来坐，对面一把椅子就是为被审讯的人准备的，现在它属于我。我坐上去，看见审讯警察左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去多想，反正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警察说。

哦，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身份证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我指着旁边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说：“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跟我一样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在上面的办公室里，你要看吗？”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当，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跟我打一个赌，好以此挽回一点儿什么：“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听了觉得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一时发愣。当然，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一时摸不到头：“我可能不知道你所要问的是什么法？现在你正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我私下里认为，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一定也跟我一样不知道。

警察说：“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而他们也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去拍？”

“记者是为了新闻报道，且多是去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而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一群人，我不拍，记者差不多也没有人敢去拍；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不必事事都由政府来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任何人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我拍摄的自由。”

“谁知道你拍摄下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处理哩。”

警察又问我：“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我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警察说。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作调研，想解决办法，并不是在闹事！”

“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警察这样说。

我说：“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已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哪？”

我说完后，警察变得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非逻辑的话，似乎以此可以得出我在精神上有些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干点正事吧？”

警察说：“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说着抬头看着我说：“就这点事，你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两名警察，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就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游玩照片。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还很是大度，他也许是这样想：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上什么东西。因为他就这样呆了一会就走了。

我还继续被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也许吃午饭去了，留下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完全忘记了要吃午饭这回事。

刚才被审讯时，警察中途收去了我的手机，现在手机就摆放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告诉我：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昨晚被抓进去。其中一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突然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显得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需要发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着急，因为我也是一位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

于是，他坐回到原位；我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就问：“事情很严重吗？”

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显得有一些深沉，一会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这么回了我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呢，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

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各自都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他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了，警察说我：“不孝啊！”

我是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了两次家人来电，他向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一个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我还不是罪犯，可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了，你无权乱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他表示：“我刚才已给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我心想，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这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行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嘛！”警察轻视我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在文明执法，没有说明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我有隐私权。”

警察说：“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到包里，别的，他叫我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让我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警察递给我看审讯记录，三页，他说：“每页都盖上你的手印吧！”

我用中指去按蓝色的印泥，警察制止，比划着教我用食指。其中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男保安小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呵呵，但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怎么说：“你呆会走的时候，我们再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哦，警察并没有相信我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在摄像包里偷偷寻找呢。佩服！这么一位工作尽心的公务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对我的审讯结束，但还不能走，再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出门口，就碰见一位被带来审讯的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

然后，她走进审讯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随后我知道，她和另外4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把我释放出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周身无力，手开始抽经，疼痛得叫唤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围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

从上午8:30分左右我被抓起来，到下午2:44分被释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6个小时左右。出来以后，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17名学生家长和2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来了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行为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这让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他们早就编排好了的一幕荒诞剧，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的集体意志。

显然，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有的悲痛欲绝，有的痛哭无声。直到最后得知2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了这全部的一切；如果要传播它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

陈家坪

2011年6月24-25日

教育部近日对家长们的诉求做出了回应，称异地高考方案正在加强研究，会尽快出台。接下来大家的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动员更多家长一起推动教育部尽快出台新政，一方面要讨论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谈到具体方案，比如设置什么样的门槛，团队里有一些意见分歧，为方便大家统一认识，对《教育公平我们的立场》进行以下几点解释：

一、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北京接纳了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却把我们的孩子拒之门外，这不公平也不人道，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北京市政府的义务。

我们不是为了谋求现有北京户籍居民享有的教育特权，而是追求不分户籍的平等，包括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也包括户籍人口之间（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北京户籍人口之间也存在很多严重的不公）。如果我们以自身的某些特殊条件，比如个税数额，要求优先解决，那就是在谋求特权，只有一个条件是普适的而非特权的，即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年限。

二、我们都是纳税人。纳税不只是个人所得税，还包括增值税等诸多间接税种，我们日常消费都在纳税，因此，只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消费，就是纳税人。政府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不应该根据纳税数额多少，而应当根据纳税年限。一个城市需要市长，也需要清洁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大家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有机体，而且，市长的孩子不一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更聪明，教育是下一代起点的公平，门槛设置不可以根据父母的地位、财富，只能根据父母作为这个城市的纳税人的年限。

三、如果我们试图谋求特权，将不会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很难获得成功。哪怕政府将来出台的具体政策可能会有优先考虑，但是，家长们不应公开提出先解决哪个群体的特殊要求。推动教育公平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涉及几亿流动人口，很多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关注和支持也是因为它涉及巨大的公共利益。作为推动教育公平的核心家长团队，不仅是为自己的孩子，更是为国家进步做出努力，我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小团体利益，这应是大家的共同信念，在设计具体制度的时候，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

许志永

2011-3-12

附：教育公平——我们的立场

越来越多的北京新移民站出来为孩子争取不分户籍平等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们每月向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一次公民建议，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感谢。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误解和争议，我们有必要阐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北京接纳了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却把我们的孩子拒之门外，这不公平也不人道，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北京市政府的义务。

关于对北京户籍孩子不公平的问题。有人提出，给外地户口孩子公平的教育机会，就是对北京户籍孩子的不公平，这就等于说，任何公平的进步对于原来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人生而平等，至少应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别不应当成为拒绝公平的理由。大城市已经享有很多教育资源优势，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再给特殊的保护，以至于造成巨大的人道问题——数千万留守儿童。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北京就是他（她）的家乡，仅仅因为一纸户口把他（她）排斥在外是不人道的。我们不是来争取在北京高考的特权，而是争取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幸福。在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为没有北京户籍的孩子，也为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我们主张以经常居住地而不是以现有户籍为条件，所有孩子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当然，这需要改革教育实现大体均衡为条件，政府应当给所有公立学校配备平等的设施和师资，师资定期在公立学校之间流动，如果有学校拒绝师资流动，可以自愿选择作为私立学校，政府不再资助。这样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孩子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少数富裕阶层自费享有特别的教育资源，大家都觉得公平。

关于人口问题。有人担心，开放非北京户籍孩子在京参加高考，会导致北京人口膨胀。首先，要不要控制北京人口以及如何控制，这本身是争议的话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大量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人口集中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移民不是一个城市的负担，而是一个城市生生不息活力的源泉。我们既然能够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成为一个纳税人，就说明这个城市需要我们，至于城市的交通、水资源等问题，这是一个科学规划和管理的问题。其次，如果开放非北京户籍孩子在京参加高考，就会导致一些家长仅仅为了孩子上学而移民北京，这说明教育资源分配太不公平了。我们主张教育公平，不是来分享北京户籍孩子现有的特权，而是主张所有孩子不分户籍基本公平，这意味着高考招生制度应当改革，高考录取应当根据各省人口大体平等的比例录取，这是我们诉求平等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也不是不可能，过去几年时间里，各省高考录取率已经迅速接近。希望高考招生加快改革，通过高校自主招生或者按人口比例招生等方式，尽快实现各省考生大体平等的机会，不会出现大量教育移民。我们欣慰地看到，教育部正在作出努力。

关于北京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有人担心，北京教育资源不够，无法满足所有家住北京的孩子在北京正常读书和高考。我们认为，北京既然接纳我们作为劳动力和纳税人，就有义务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这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然而现实是，北京拥有大约2200万人工作和纳税，却只负担大约1200万人口的中学教育，北京人口在快速增加，而北京的高中逐年减少，因为北京把大量移民的孩子拒之门外了。北京不是教育资源不够，而是教育资源闲置，每年都在削减高中，2010年还在尝试削减班级规模。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北京接纳了本应接纳的非户籍孩子，教育资源可能会出现暂时短缺，但这不是拒绝孩子们接受教育的理由，而是应当加大教育投入，毕竟和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北京目前的教育投入占财政的比例太低，北京有义务提高教育投入，接纳所有纳税人的孩子。作为家长，我们也理解政府的难处，并不主张一步实现所有孩子公平的教育机会，考虑到现实条件，我们主张家住北京的孩子都有权利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读完三年初中的就有权利在北京读高中，读完三年高中的就有权利在北京参加高考，六年时间已经为政府扩大教育资源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逐步取消这些限制条件。

我们知道，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不公平是历史遗留问题，改变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但我们有必要一起喊出我们的痛苦，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教育公平问题甚至不是人口问题，不是教育资源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人道问题，孩子与父母应当在一起生活，他们有权利享有正常的家庭温暖。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所有的孩子，在实现公平的道路上我们会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和我们一道认真面对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