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5日，北邮选区三个海淀区人大代表名单公布了，之前已知道结果，我最后一次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落选。感谢你们，3500多位勇敢的选民，在另选他人的空格里写上我的名字。我唯一可以承诺的，是对理想的坚守，请相信无论经历什么挫折，有位北邮人，一生为一个梦想，为了民主法治自由幸福的中国。

感谢你们让我知道，北邮有一群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担当的理想主义者，你们让我知道，这条通往自由的道路虽坎坷却不孤单。

感谢我的助选团队。你们被谈话，散发传单被保安驱赶，张贴的海报被撕下，举着自己设计的海报被夺走。有的同学我见过，有的从未谋面，谢谢你们在网上分享文章，印发我写给北邮同学的一封信……如果说当代大学校园还有理想主义的星火，那就是你们。很抱歉，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感谢你们！

选举结果也告诉我，通往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不想承诺食堂饭菜降价、上网免费或者增加自习室，不想轻易承诺，我只想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我想知道这个时代有多少人支持理想。有些难过的是，我高估了理想主义的感召力。

我没有向获胜者祝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党委推荐候选人动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学校行政资源，有的辅导员干脆明说不能推选我，而我的助选志愿者受到很大压力，仅人文学院至少三位同学和一位老师被书记或者辅导员谈话，以前途相威胁不准帮我助选。来自不同学院至少三组对我的提名被胁迫撤销或者上报途中消失。学校用短信告知选民“我们建议四人名单……如有不同意见找选民小组长反映”，正式候选人在校园里多处有大幅照片每个宿舍有电视轮番播放竞选视频，而作为独立候选人我不能发传单，不能贴海报，手拿海报也被赶走。还有故意的谣言和诽谤，说我自己不愿意上课、里通外国、为当选不择手段等等，很遗憾，竞争刚刚萌芽，谣言诽谤却已满天飞。

人生的结果往往是自己的选择，从广阔的意义上，我选择了这次落选。我没有为当选提前做准备，比如放弃一些公平正义的理想，让自己顺从一些就不会遇到体制的巨大障碍。我没有为当选使用“策略”，比如全力以赴促成二次选举，比如揭发候选人的生活、资金使用等问题。我甚至不愿意多发传单，担心助选同学有压力。有人说我为了自己“利用”同学，这话太过了，当我举着海报站到校园的那一刻，我不是在为自己竞选，而是在举起先辈们曾举起过的民主的旗帜，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新意，那是人类文明的常识。我厌恶肮脏的政治，明明知道理想主义会遭遇失败，可这是我的信仰。 1980年校园兴起竞选人大代表，30年过去了，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依然漫长。因为2011年秋季竞选热潮遭遇强力打压，我再一次站出来了，感谢你们和我站在一起，失败了没有关系，请相信为了理想每一次抗争都是有意义的。我依然相信未来，相信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相信这一代人的坚守和召唤终将唤醒沉默的大多数。

感谢北邮选民的支持，2006年11月8日我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到今年年底届满。此值选举时期，有选民问起作为代表做了什么，我有责任向大家报告五年来的工作。根据法定职责，代表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作为议员依法履职，关注“一府两院”的选举、财政预决算等重大事项；其次是受委托服务选民，解答咨询、就具体问题与政府部门协商等。当下体制下，代表约束政府权力方面普遍做的较少，这是我重点努力的方向。

一、依法履职

（一）推动选举。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区长、副区长、法院院长等由代表选举产生，这几乎是代表最重要的职责。2007年1月人大会期间，听说区长候选人可能存在腐败问题，我投了反对票，他依然高票当选，几个月后却被捕。同一次会议上我们征集10名以上代表联名推举一位常委候选人，结果差几十票落选，但由于竞争，主席团推荐的一位候选人落选，如果接着再次投票，联名推荐候选人几乎肯定能当选，但是会议组织方搁置了选举。

（二）关注财政预算。从2003年第一次当选代表开始，我一直关注财政预算，为纳税人管好钱袋子是代表最重要的职责之一。2007年1月区人大会期间，针对区财政过去几年每年实际增长20%以上而每年的预算增长都只有12%左右，我提出“区政府财政预算应当实事求是”的建议。随后关注翠湖湿地工程也涉及财政预算，2007年海淀区全年财政预算100亿元，仅该项目就计划支出20亿元，在代表们共同努力下该项目暂停。

（三）监督人大常委会。从2004年1月起，我们几位热心公益的人大代表自发组成监督小组，每次常委会会议派出两位成员记录常委会迟到和早退的委员、讨论议题、委员发言的主要内容，等等。每次会议记录都对本次常委会做出评价并提出建议。年末对常委会一年工作进行总结，发给全体代表。过去五年我们的代表小组成员扩大到18位。

（四）关注海淀区重大事项。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具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关注辖区内重大公共事件是代表的法定职责。

1、随迁子女教育权问题。2006年7月，海淀区计划强行停办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我和吴观乐、卫爱民等代表一起考察打工子弟学校现状，于8月底征集其他十多位代表联名向海淀区教委提出建议，应努力扩大公立学校接受学生的数量，同时慎重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当年海淀区教委暂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2010年2月开始，组织家长们到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协商义务教育问题，就公立学校如何安置新增的学生提出了一些细致可行的建议，海淀区教委后来部分接纳了建议。

2、拆迁问题。2009年，海淀区北坞村被以“自愿腾退”的名义强拆。我建议要确保被拆迁村民不会因拆迁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作为原住民，有权利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2011年8月开始中关村西侧的六郎庄面临以村民“自愿腾退”的名义进行的强拆。这里周边商品房均价3万5千元左右，而政府给村民房屋面积的补偿每平米只有2.4万元。虽然势单力薄，我们还会尽力帮助他们。

3、社会公平问题。有人大代表提议取缔北邮中门外以及南门外的小餐馆，但我认为，虽然环境不太好，但满足了部分同学的需要，不能简单的一拆了之。几乎每一次海淀人大开会期间的专题座谈会上，我都会提醒大家要考虑这个城市的穷人，不要为了富人的环境权而牺牲穷人的生存权。只要中国还有很多穷人，北京就没有资格太奢华。

4、养犬立法和执法问题。2006年11月，北邮的一位老师找到我希望帮忙，她家的狗身高40厘米，超过法定的35厘米，属于非法，警察随时可能把狗抄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养犬管理规定》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我们通过调查研究起草了新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征集了43位海淀区人大代表和十多位市代表的签名支持。虽然立法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执法逐渐趋于务实，诸多不合理条款事实上已停止适用。

5、“翠湖湿地”问题。一次偶然从村民那里得知海淀区投资20亿元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翠湖湿地其实是把农民麦子挖掉挖坑灌水制造的，充分调查之后我把真相的视频寄给海淀区400多位人大代表。2008年1月人大会上，在海淀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下，我和卫爱民、吴观乐等代表一起和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协商，政府方面答应我们的建议：严格依法办事，在翠湖湿地二期工程办齐手续之前，不再推进此项目；任何类型的开发都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利益，给予公平补偿；海淀区应当以此为契机把法律赋予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规范化，从翠湖湿地二期工程开始，作出重大决定时应当经过区人大审批。后来翠湖湿地工程第二期基本上停了下来，不过，关于重大事项审批制度没有实质落实，在现体制下，确实很难突破。

6、垃圾焚烧问题。海淀区正在争取在大觉寺附近建一个包括焚烧在内的垃圾处理厂。2011年1月，我参与了区人大常委会主持的代表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会，会上我强烈建议：海淀区不必急于自己建垃圾处理厂，急需解决的垃圾问题应当由市里统筹解决；大力做好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此问题我们在继续关注。

二、服务选民

服务选民是代表的职责之一，过去五年间，由于代表对政府的约束力太有限，大学和区政府的管理关系比较少，一些大家关心的事务，比如自习室少，没有通宵开放，中门开放时间，上网费免除等，其实和海淀人大代表的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我还是会尽力督促学校解决。 我帮助较多的是其他选区的选民，大概记得的有投诉城管拆迁“违章建筑”、申请最低社会保障、要求国土资源局停止确认某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公安办理案件违法，等等。当然，有时会有北邮的老师和同学咨询法律问题，我会尽力帮忙，今后无论我是不是人大代表，都会如此。我愿公布自己的电话和邮箱，随时服务选民。

（办公室打电话说收到给我的一笔5万元汇款，我说知道了，这是捐款。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感恩，从2003年夏天接到桃丽珠女士的第一笔5000元捐款开始，前行的道路上有很多人默默支持。这笔5万元捐款来自尹惠——一位八十多岁的离休老人，她并不富裕。当年就读西南联大，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历经坎坷，她说，她要健康地活下去，要看到中国民主到来那一天。我想给她写一封信，同时，这封信也写给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尹惠老师您好！

您寄来的5万元收到了，非常感谢！这笔钱将用于推动人大代表选举、办公室日常经费等。

上次去您家里，知道您一生都在追求民主自由，从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开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没有放弃最初那份理想。我也想借这封信跟您谈谈我们的理想。

我们在继续您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为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中国。也许和您年轻时代追求民主的方式不一样，今天，我们选择了一条公益的道路，爱的道路。2011年，我们继续推动教育平等，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近八百万没有户口的居民的子女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利，就像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一样，我们在为中国两三亿城市新移民争取宪法权利。我们继续关注暴力拆迁，帮助强权掠夺的受害者争取公正补偿。我们推动区县人大代表选举，鼓励和帮助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参选，以服务社会的理念推动民主进步。我们给那些贫弱无助的上访者和偏远地区孤儿院里的孩子送去衣物。我们为夏俊峰、毒奶粉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努力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同胞。

在宪法框架内争取权利，为那些遭遇不公的弱者提供援助，这和很多人理解的政治相比，我们更像一个NGO组织甚至慈善组织，这看起来似乎离政治太远了，有人说这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但这就是我们追寻理想的方式。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国家的根本改变必须有政治制度的改变，所以我们每一步都在推进真实的民主和真实的法治，但这不是全部，这个民族经历一个多世纪坎坷至今没能走出专制历史的阴霾，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我们必须改变人们对政治的信念，改变专制文化的根基。政治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政治必须有原则，建立在良心基石之上，那么，从现在开始，从爱心开始。

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背后有政治目的。我们当然有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从没有把政治目的掩藏在背后，我们从不回避我们的政治目的——一个民主法治公义仁爱的现代文明中国。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追求的政治绝不是为权力不择手段的所谓政治，我们追求的文明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

我们投身于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公益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事公益，在终极理想中，我们依然追求公益，不是为自己的权势，而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们不会为政治而政治，从身边开始，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给这个社会多一份公平正义，给那些最无助者一点信念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我们毕生的事业。

政治与公益并不矛盾，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公益，公益行动本身就是政治。尤其在中国，生活充满真实与爱，这本身就是颠覆专制。我们选择了一条公益道路，凝聚中国人的良心，用良心的力量建构民主法治秩序，这秩序从一开始就奠定在良心的基石之上。

这个民族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完成政治文明转型缔造新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国家不会分裂。这就是良心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公民（公盟）就是这样一群为信仰而活着而担当的公民，我们中的有些人会成为政治家——必须是以服务公众为理念的现代政治家，而更多的人在中国民主转型完成之后会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专业。我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理想，我们要用一生的行动让人们相信——政治不是权谋，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奠基在这永不垮塌的基石之上。

感谢您。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以最小的成本活在这世上，把上苍赋予的智慧最大限度服务社会，这是我一生的信念。但是，我是最近两年才意识到，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经费，我自己生活无忧，但众多投身于公共服务的公民也需要基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如果钱更多，就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我接受您的捐赠，内心充满感恩，感谢您的信任。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推动社会进步，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这个古老民族自由幸福的未来。

许志永 2011-6-16

韩群凤养活自己的脑瘫儿双胞胎13年之后，终于再也无力支撑，喂安眠药之后溺死两个孩子然后自杀，她被救下来，送上法律的审判台，但聚光灯下被审判的不是这位可怜的母亲，而是背后这个冷酷的国家。

法律是严格的，韩群凤犯了故意杀人罪，根据当下中国刑法，即使当事人明确要求的安乐死，帮助其死亡的善良的医生也会被定故意杀人罪，何况是两个脑瘫患儿，尽管他们来到这世上就是承受无尽的痛苦，但死亡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这不是自杀。但法律也是慈悲的，即使故意杀人，最低量刑也可以只有三年，三年徒刑可以判处缓刑，甚至还可以免于刑事处罚，韩群凤估计很快就能走出牢狱。

任何的刑事处罚都显得多余，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惩罚比她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更痛苦，她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内心的阴影。不光是她，还有全国500多万个家庭都在承受着脑瘫患儿带来的痛苦，其中大多数没有医疗保障，这是整个国家的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疾病、地震、洪水、战争等等苦难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但也正是这些苦难的存在才彰显了幸福的含义，有了残疾，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健康，有了痛苦，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幸福，那些残疾者、痛苦者是在为我们健康者、幸福者而担当，作为相映相依的共同体，我们当感谢他们，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这是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记得2007年春天在美国一个乡村公路上，公共汽车停靠小站，上来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司机赶紧把前面的椅子掀起来，把轮椅固定好，这时我才注意到公交车有一片地方是为残疾人预留的，就像路边有盲道、厕所里有残疾人设施一样，作为一个残疾人，能处处感受到关爱。也正是在那一刹那，我知道了为什么这是我们健康人的义务。原始洪荒年代，残酷生存环境下盛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杀死残疾婴儿曾经是很多部族的规则，而在文明的时代，我们终于明白，强者与弱者，穷人与富人，残疾人与健康者，我们是一体的，在这世上，我们彼此相依。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应抛下韩群凤和她的孩子，不应抛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这个社会多么沉重的负担。当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有钱了，浩大的政绩工程对于很多很多无助的弱者来说，这一生一世没有意义，毕竟每个人只有这一生。野蛮的丛林法则正在远去，我们的目光开始转向贫弱的无助者，而每一次悲剧的聚焦，都是一次泣血的呐喊，在通往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这个国家走的太慢了。

我们最后一次激烈争论是1月25日晚上，为钱云会之死调查报告第二版要不要发布。我和黎雄兵、彭剑等大家都认为既然我们确信真相是交通事故，就应当发布，这次调查本来的目的就是去探寻真相，我们需要给公众一个我们认为的结论；你说，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监督政府的程序问题，在那么多疑点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急于发布报告？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有可能发现真相吗？那天争论了三个小时，你在外地，我们三个电话都打没电了。

很多时候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围观黑监狱，救助访民，为死刑冤案提供援助，帮助毒奶粉患儿维护公正，帮助北京新移民的孩子争取上高中和参加高考的权利，8年来，从孙志刚之死开始，我们一直在一起，甚至被导师逐出师门，我们也是在一起。

但有时，我们激烈争论，比如人权报告。2005年我们开始撰写中国人权报告，我主张三分之一内容讲进步，三分之一是批评，三分之一是建议，而你认为，公民的立场应该是批评，表扬的声音已经到处都是了。我知道我们之间立场有差异，十多年前就知道了。那时每周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民主、法治、自由主义、新儒家等等，你和俞江常说我激进，你作为批评者，那时还生活在北大象牙塔里，还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阴暗。

当你开始成为一名行侠仗义的人权律师，面对那些被判死刑的无辜者和一个个破碎家庭，有朋友说，你越来越激进了。其实，我知道，是你太简单了，不是别人不知道那些苦难，是他们学会了转过脸去，或者，学会了忘记。

在坎坷的道路上，我学会了回避一些不可碰触的陷阱，而你还没有学会，或者，你的天性永远也学不会，你是传说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坚定的批评者。而这个国家还远没有文明到能够容纳批评者的年代。

几个月前，你问我，愿不愿意和Dl喇嘛连线交流，其实我是愿意的，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说汉藏民族之间需要更多交流也许话题太大了，但至少，我尊敬他，珍惜这样的机会。

2008年“314”之后，你和Jiangtianyong等十多位律师联合声明，愿意为被捕的藏民辩护，你的立场其实很简单，作为律师有捍卫人权的职责，国家面对个体太强大，如果没有充分的辩护，冤案可能发生，那是法治的耻辱，因此，任何人哪怕是最极端的恐怖分子被追究刑事责任时都应当获得正常的辩护。这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而在中国，你们居然要为坏人辩护，要为分裂分子辩护，那你们也就是坏人，是分裂分子，是敌对势力。当你说，我是在捍卫法治的尊严，是为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你的声音立即会被恶毒的诅咒淹没——放你丫的狗屁！然后你，突然就被失踪了，那次40多个小时。

而更重要的，也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你站出来是因为——你同情弱者。此刻，你不是一个国家的臣民，你是一个人，一个超越国家烙印的自然的人，任何个体或民族被压迫就是你被压迫，他们的痛苦也是你的痛苦。就像托尔斯泰那些传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越国家的人，而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属于你生活的国度，你，站错了队。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情感，我们深爱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这土地上的同胞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然而专制制度下，爱国常常被异化为对统治者的顺服，如果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爱国”，如果你还对统治者任意批评，你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我没有关心连线你们说了什么，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琢磨每一个字句，我们总是把这个世界想象的更美好一些，虽然现实常常证明我们错了。有人会记恨你的。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敌人，或者，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人，他们的世界里需要敌人。

你被带走的第二天，传出兴善研究所被搜查的消息，警方拿去了电脑和一些申请资助的材料。

兴善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死刑，注册手续还没有办好，当然这注定困难重重。我们大家其实并不怎么支持这个项目，不是我们赞同死刑，而是取消死刑离中国还很遥远，当下我们应该做那些急迫的事业，比如教育公平、暴力拆迁、人大选举等等。而你不一样，你比我们更理想主义，你不需要考虑是否现实，你只需要按照内在的良知去努力。

“兴善”是一个人的名字。2006年1月18日，基于受害人“复活”，湖南省高级法院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滕兴善被宣告无罪，而他17年前已经被处决。狱友回忆当年他被刑讯逼供，说完“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杀了人”，仰天大哭。无论律师怎样无罪辩护，也无论临刑前他如何大喊“冤枉”，没有人理会。而在证实丈夫是冤死之后，妻子并未替丈夫伸冤，而是沉默了10年，面对女儿的质疑，她说，我们没有钱，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人真的做到了“屈死不告状”，他们是那么的绝望。你开始了行动。承德陈国清等抢劫杀人案、聂树斌故意杀人案、甘锦华故意杀人案、冷国权贩毒案、夏俊峰杀死城管案，还有很多很多，你关注死刑，力所能及为死刑犯辩护。有些案件事实很清楚，无辜者被判死刑，很多人容易理解你的立场，而有的案件，嫌疑人很像是真的杀了人，你的辩护会让很多人误解。

据说中国有80%的人是支持死刑的。越是仇恨积怨深厚的地方，人们越支持死刑，而你却想在这积怨深厚的土地上举起反对死刑的旗帜。

很多年前你曾经说过，你将永远是一个批评者。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存在，如果你不驯服于现在的权力，那你一定是为了推翻现在的权力，作为一个只是生产思想而且常常是超前的甚至怪异思想的人，你不可能不服务于某个现实的利益集团，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存逻辑。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布鲁诺大逆不道地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遇罗克公然反对出身论，人类文明每一点进步在那个时代都曾是激进的甚至疯狂偏执的。这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观点都是真理的一个表面，而真理就像一个圆球，有无数的表面。一个自由的社会，应当保障不同的思想尤其是今天看来偏激的思想的存在，今天，发达国家仍然会有一些激进的人们，他们很多人在大学里教书。

而中国没有不被权力侵入的大学，知识分子们如果勇敢地说话，会被媒体封杀，会丢掉饭碗。你走的更远，一次次被谈话，一次次被威胁，一次次被软禁，一次次被失踪，这是你的生活状态。其实你已经学会了很多妥协，可在这犬儒的时代，你一直想站起来像一个人一样活着，那你一定太激进了。

我们生活的目标之一是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说话。我们国家的未来，应该是一个能容纳批评的社会，多少年之后，也许你仍然是一个批评者，但那个时候，你不再会因为批评被失踪被黑头套了。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被失踪了。那天下午我们约好见面，想谈一谈对光诚的帮助，可是到了晚上再也没能联系上你。当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想到今天的你走了这么远。也许是这个社会的渴望，也许是前方重重黑幕吸引着你走上这条救赎之路。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这些天传来很多勇敢的公民失踪或者被捕的消息，Ranyunfei、Aiweiwei、Wanglihong……虽然大自然阳光明媚，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历史的阴霾深深笼罩。我们是如此的卑微和无奈，甚至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请原谅，我不能写上你的名字，希望它能够在脆弱的网上存活，传播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