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阴暗的家伙

我们悼念李文亮,因为发自内心悲伤、愤怒。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才有这举国灾祸,李医生的屈辱不只属他一人,亦属我们13亿中国人。我们有政治目的,非常清楚,从不隐瞒: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任何政党执政不能靠暴力谎言,只能来靠人民的选票。

可党的人在想什么呢?

这个“沃民高科”提出建议:(一)为纾解网络负面情绪蔓延,肯定李文亮的贡献。(三)封堵。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迅速甄别谣言和境外势力的不良企图,澄清并封杀。(六)发布利好。出台利好消息,引发网民参与讨论,转移注意力。(七)保持定力。出现上街游行的大事可能性很小。没人敢出门。假定出现类似苗头,各级政府也有正当理由果断处理任何聚众的问题。

沃民高科沃德网情研究院《关于李文亮去世引发的网民情绪反应与建议的报告》

他们果然是这么做的。肯定李文亮,纾解情绪,更凶狠地封杀言论,大量有良心的中国人被删帖封号。他们眼中,一切都是政治,而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保江山,天下是他们家的,所以我们民族才如此多灾多难。

该公司专注“人心识别”,服务目标是“当好耳目,成为参谋,争当助手”。

当人民为李医生也自己的祖国痛心不已,这帮家伙躲在阴暗处充当耳目。他们心中,没有是非,没有良心,没有底线,没有人性。只有他们所谓的政治,为权力私欲不择手段。与人民为敌,当了助手又如何? 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齐中祥、许可、徐猛、谢子猛、董守礼、刘锋、谢宇。在中国,灵魂深处散发着肮脏卑污腐臭的所谓知识精英还有多少?天下苦秦久矣!

公民 许志永

2020/2/14 流亡中

鲁东:你们

作者:鲁东

(央视),你们这些撒谎的人

(人日),你们这些掩盖真像的人

(宣传部),你们这些钳制言论的人

(网信办),你们这些封号的人

(法院), 你们这些制造冤案的人

(公安局),你们这些刑讯逼供的人

(检察院),你们这些批准抓捕好人的人,

(政法委),你们这些每天破坏法律实施的人

(司法部),你们这些吊销律师证的人

(体育总局),你们这些发放兴奋剂的人

(卫生局),你们这些扩大疫情的人

(教育局),你们这些让孩子傻掉的人

(住建局),你们这些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人,

(土地局),你们这些让人民失去土地的人,

(信访局),你们这些压制信访的人

(广电局),你们这些弘扬谎言的人

(足协),你们这些组织踢假球的人

(文联),你们这些压制文艺的人

(书协),你们这些写烂字的人

(人大),你们这些只会举手同意的人

(政协),你们这些行尸走肉的人

你们对外代表人民

你们对内镇压人民

你们墙上写着人民,

你们监狱里关着人民

你们的电视上全部是谎言

你们的报纸上全部是谎言

你们的历史书上全部是谎言

你们的文件上全是谎言

你们的会议上全部是谎言

你们自己表扬自己

你们自己掌声一片

你们自己点赞自己

你们自己雇佣水军

你们的谎话连自己都不相信

你们的暴政罄竹难书

你们篡改历史

你们掩盖真相

你们杀良冒功

你们玩弄法律

你们抓捕上访者

你们抓捕读书人

你们抓捕律师

你们抓捕牧师

你们抓捕商人

你们抓捕画画的

你们抓捕写书的

你们抓捕请命的

你们抓捕武汉肺炎吹哨的

你们抓捕所有的义人

你们的监狱里关满政治犯

你们的主席台上坐满贪污犯

你们出国大谈民主

你们回国疯狂镇压人权

你们出访如此绅士

你们回国堪比恶魔

你们的食品有毒

你们的疫苗有毒

你们的蔬菜有毒

你们的空气有毒

你们处处安检人民

你们时时监控人民

你们强制人民实名

你们绝不财产公开

你们习惯谎话连篇

你们习惯歌功颂德

你们习惯人民俯首称臣

你们习惯刀把子枪杆子出政权

你们讲改革就是加强控制

你们讲法治就是强化人治

你们讲市场就是垄断一切

你们讲爱民就是鱼肉百姓

你们控制刊号

你们控制发行

你们控制出版

你们控制自由

你们禁止结社

你们禁止游行

你们禁止示威

你们禁止集会

你们高速涨价

你们煤气涨价

你们水电涨价

你们一切涨价

你们随便跟踪

你们随便传唤

你们随便训诫

你们随便抓人

你们随便刑拘

你们随便逮捕

你们随便刑讯

你们随便失踪

你们随便隔离

你们随便判刑

你们随便禁止出境

你们随便自杀身亡

你们冤案无数

你们杀错头不止聂树斌

你们人民喊冤无门

你们人民开胸验肺

你们人民上访排成长队

你们人民遭截访惨死无人过问

你们非典,撒了谎,

你们武汉肺炎,撒了谎

你们,天津大爆炸,人祸,

你们大地震豆腐渣学校死去的学生,人祸

你们东方之星沉船死去的游客,人祸

你们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你们没有天灾你们也会人为制造人祸

你们最擅长欺骗

你们最擅长表演

你们最擅长维稳

你们最擅长封号

你们年年春晚歌舞升平

你们年年都说一查到底

你们年年二会

你们GDP年年膨胀

你们税收年年攀高

你们房价天天疯涨

你们说人民进入小康

你们说全面进入了法治

你们自己给自己发了奖章

你们拆人房屋

你们征人土地

你们毁人家园

你们驱赶贱民

你们建立现代集中营式的技能培训中心

你们焚烧十字架

你们关闭教堂

你们不允许“清真”

你们还号称首善

你们蹂躏香港

你们绑架书商

你们绑架平民

你们治理无能

你们用独裁管理民主的香港

你们一国两制的承诺,屁也不如

你们挑战普世

你们推出中国模式

你们一带一路

你们为了照顾弟弟的姐姐,24岁40斤营养不良悲惨死去

你们痛骂美国

你们把子女送往美国

你们痛恨西方

你们老婆孩子在西方开跑车住别墅

你们的互联网是局域网

你们召开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

你们的农村还没有走出贫困

你们宣布了全面小康

你们人民因为凑不齐医药费拔掉了氧气管

你们全世界大撒币

你们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你们却还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们用报纸蒙住人民的眼睛

你们用铁丝钳制人民的嘴巴

你们用手铐和监狱压制人民的反抗

你们甚至想发明一种病毒管理人民的大脑

你们无视人民的苦难

你们无视人民的哀求

你们无视人民的呼唤

你们无视人民压抑不住的火山

够了

你们

你们的坟墓已经挖好

你们的谎言已被揭穿

够了

你们

你们的末日已经来临

你们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够了

你们

够了

你们

你们必来不及转移财产

你们必来不及涂改谎言

你们必来不及毁灭罪证

你们必来不及对人民继续欺骗

够了

你们

够了

你们

我们人民已经吹响了号角

我们人民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们人民已经无所顾忌

我们人民已经把你们抛弃

我们人民已经对你们极度厌恶

够了

你们

我们人民已经认清你们

我们的人民已经对你们不抱幻想

你们编造的所有谎言都已经被揭穿

你们制造的所有罪恶都已经昭然若揭

你们毁灭的庙宇

你们毁灭了教会

你们毁灭了古朴的城市

你们毁灭了古朴的乡村

你们惹怒了人民

你们惹怒了上帝

你们惹怒了这个国家的

每一颗善良的心

看吧

历史必将迎来这个时刻:

他是人民的

不是暴政的

他是民主的

不是专制的

看吧,东方大地下的怒火

正在燃烧

看吧

东方地下的岩浆

即将喷发

看吧

我们的人民已经觉醒

我们的人民不再沉默

我们的人民不再任你宰割

每一个明天,

都将是你的末日

每一个黑夜

都在无声记录你的罪恶

看吧

你们的坟墓已经挖好

你们的谎言已被揭穿

你们的末日已经来临

你们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看吧

这个时刻

多么美好的时刻!

母亲不再为儿子上学忧愁

老人不再为自己生活忧愁

贫民不再为明天忧愁

病人不再为医药费用忧愁

看吧

这个时刻

多么美好的时刻!

我们可以自由的写作

我们可以自由的画画

我们可以自由的批评

我们可以自由的爆料

我们可以自由的报道

看吧

这个时刻

多么美好的时刻!

我们不再吃有毒的食品

我们不再打有毒的疫苗

我们不再呼吸有毒的空气

我们不再面对污染的河流

看吧

这个时刻

多么美好的时刻!

我们安心居住在自己的家园

再也不担心有人来强拆

再也不担心有人来随意抓人

我们进任何国家机关再也不提心吊胆

我们进任何地方再也不接受屈辱的安检

看吧

每一个明天,

都将是你的末日来临

每一个黑夜

都在无声记录你的罪恶

看吧

你们的坟墓已经挖好

你们的谎言已被揭穿

你们的末日已经来临

你们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完)

张千帆: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作者: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原文地址: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211/zhang-qianfan-constitutional-cure-coronavirus-china-democracy/?utm_source=tw-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2月6日晚,武汉“吹哨”医生李文亮不幸病逝,网络上哀悼、谴责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不论官方如何应对,亿万微友已经用自己的言论为李医生举行“国葬”。此次新冠肺炎病毒汹涌袭来、濒于失控,其根源和17年前的SARS危机如出一辙。武汉肺炎自去年12月中下旬即已确诊,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非但没有公布实情、提醒社会防范,反而鼓励人们去湖北旅游;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在微信群提示病毒风险,当地不仅没有解决病毒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几名“造谣者”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骚扰。直到1月18日湖北省人大会议结束之后,才恢复更新疫情数据。而就在当日,百步亭社区居然还如期举办了规模达4万多人的“万家宴”,真是愚不可及!这中间至少贻误了3周最佳防控时间,在这期间又有多少人受到传染?社会在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错过了对病毒流行的最佳防控时期。紧接着病例激增,市政府又进退失据、仓促“封城”……性质类似的事件当然远不止武汉一地,而是近几十年各级各地的常态。事实上,李文亮事件只是在网络上火了不到两天,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与网络社交平台的新一轮压制已经出现,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吸取此次疫情的教训。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恰好发生了孙志刚惨案,中央借机废除了收容遣送恶制,由此也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公民维权的新模式。但是17年过去,“孙志刚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尽管近三四十年中国社会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但是选举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武汉疫情如此严重,却没有看到湖北省、武汉市哪怕一个人大代表出面说一句话,这本身已是中国民主现状的最好注脚。

毫无悬念的是,只要不践行宪政民主的治理模式,非正常死亡等各种人为悲剧还会不断再度发生。如果人民不能通过选票让政府对自己负责,手中残存那点自由一夜之间也可以被统统收回去。为什么每次疫情发生,地方政府第一反应就是瞒报?为什么各地各级人大代表在每一次重大公共事件中都集体失语?他们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全国各地封城、封路的决定应该由谁作出,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宪政制度问题,也只能在宪政民主框架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李文亮事件发生后,国内28名学者、律师发起了公开信联署,向当局提出宪政改革六项诉求,正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人为悲剧重演。然而,体制内外有很多人还在歌颂中央集权在应对危机上的效率与速度。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并没有从这次危机中体现出来;虽然各地抽调了不少医生来湖北救援,但是仍有武汉等地许多市民看不上病、买不到口罩、住不进病房。事实上,正是极权体制违背了每一条“政治自然法”——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主选举、行政中立和司法独立,才人为导致疫情失控和救治不力。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至今讲了17年,无需再唠叨了。但是17年来,国内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非但没有进步,近几年反而出现了严重倒退。自去年12月发现病例以来,武汉市一直对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遮遮掩掩,警方控制了8名“谣言”发布者,造成了噤若寒蝉的舆论恐怖气氛。我在1月18号问候武汉的一位体制内学者,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那么严重”。试想,假如言论与新闻自由完全开放,武汉乃至全国还会等到封城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病毒并采取防护措施吗?

上周五,武汉一家医院,纪念李文亮医生的鲜花。
上周五,武汉一家医院,纪念李文亮医生的鲜花。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闻都真实,即便在新闻自由的国家也有“假新闻”。但再设想一下,即便关于武汉肺炎的传闻是假新闻,自由传播又能怎样?不就是虚惊一场而已吗?但如果传闻不幸是事实,那么压制言论的自由传播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后果。不错,言论与新闻自由有代价,但是和压制言论的代价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再重复一遍罗隆基先生1929年发表的名言:“压制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危险得多得多!宪政民主的重点是民主,民主的心脏是议会,议会的活力在选举。我不知道湖北省人大1月中的大会是怎么开的,但我可以肯定省人大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否则不可能这么大的疫情。当然,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很糟糕,省人大是由县市人大间接选举产生的,这里面就太容易玩猫腻了。即便如此,县乡两级基层人大是直选产生的;如果能把这两级人大选好,它们选出的湖北省、武汉市人大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对省市人大负责的省长、市长至少不敢对下面压制信息、隐瞒疫情。武汉市长在讲话中提到,这次疫情一开始就上报中央,当地人民却一直不知情。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唯上不唯下,根本原因是这位市长并非真正由武汉市人大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也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不敢也没有动力对市长问责;否则,他们会更害怕武汉市选民,而不是中央或湖北省领导。湖北潜江市曾有一名积极履职的代表姚立法,1998年高票当选,但也只任了一届就被排挤出局;假如今天武汉有一位像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地方的政治生态和选举状况,而现在的政治环境显然比20年前更为糟糕。没有真正意义的选举,就无法让政府对人民负责,也无法防止改革开倒车。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直选产生的议员一般会更想着给选民省许多不该花的冤枉钱,把该花的钱花在刀口上,而且会有效监督官员并参与重大决策。很难想像,封城这样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基本自由的重大决定能不经过议会讨论,凌晨宣布数小时后就直接实施。即便是遇到真正的紧急状态,行政宣布实施后一般也需要在数日内获得议会批准。武汉疫情暴发后,危机处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延误拖沓、供不应求,光是一个红十字会就拖延分发救援物资达半个月之久,致使许多等候救治的病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症结即在于代议监督职能的完全缺位。和严重落后的代议制度相比,长期适应了这种制度的大众心态更可怕。几乎所有人都盼望某个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救援现场,却没有人期待看到湖北省、武汉市各级加起来数千名人大代表中有一个活跃的身影。试想,这么大的国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称职的议会,谁来立法?立了法之后又靠谁来监督实施?谁来为民请命、遏制滥权?14亿人民对代表自己利益的议会和选举漠不关心,怎么可能不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即便议会不灵,但行政和司法能够保持政治中立,兴许也能缓解危机。这次最高法院和检察院为武汉8名“造谣者”正名,为开明司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注脚,但是武汉发生的事要绕过武汉和湖北两级司法直达最高层,这个弯子绕得太大、耗时过长,“两高”很可能也是看到疫情如此严重、舆情全国汹涌之后才下决心表态,对于预防危机没有发挥作用,同时也表明地方司法根本不独立,不足以控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

1月,武汉一家医院外的医护人员。中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医学专家,以应对病毒疫情。
1月,武汉一家医院外的医护人员。中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医学专家,以应对病毒疫情。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如果警察能够独立执法,拒绝执行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上级命令,至少在执行过程中“枪口抬高一寸”,那么关于疫情的信息真的有可能跑在病毒前面。当然,这种期待在中国当下显然是不现实的。“司法独立”20年来一直是“敏感词”,行政中立、“党政分离”则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后即胎死腹中。面对这两条法治国家必备的政治自然法则,我们的距离依然何其遥远。即便危机失控暴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哪能像我们这里如此悄无声息?即便总会有部分百姓认为这是政客摆姿态,但是有没有人替你“摆姿态”,会造成天壤之别的现实效果。另外,还不能忽视其他自然政治法则对于解决危机的作用。譬如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民族信仰和信教者的人数,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并在危机时刻组织各类爱心救援行动;结社自由让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并减轻政府负担,在危机时刻调动民间社会资源,填补大一统政府关注不到的空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经过40年市场改革之后拥有了巨大的民间资源。2008年汶川地震,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近年来的倒行逆施极大压缩了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就连“公民社会”都成了“敏感词”。这次武汉疫情控制过程中政府捉襟见肘、应接不暇,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受到严重打压的公民社会缺位造成的。

归根结底,病毒谁身上都有,为什么有的人得病,有的人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抗病毒免疫力不同。危机的种子哪个国家都存在,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武汉肺炎病毒与其说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如说折射了中国日常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危机。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不仅要反思自己国家制度存在的问题,更要积极推行变革之道。唯有如此,我们才对得起不幸离世的李文亮医生和此次灾难的众多受害者,让违背政治自然法则造成的人为浩劫不再重演。我们已经倡议将李医生的忌日,即2月6日,设为“中国言论自由日”,让人民永远不忘言论自由等宪政民主原则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或许是对李医生的最好纪念。

美好中国之二十:宪政中国

基本价值

专制以天下为私。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暴力占有一片土地,人民沦为江山的附属物,强权的奴隶,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民主以天下为公。人民,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集合,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立约建立国家,为共同的自由、安全和福利。执政者来自人民授权,表现为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

人的自由是国家和法律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国家尊重和保护多元价值观,致力于保护和扩大人的自由。法无授权皆权力禁区,法不禁止皆公民自由。

人权基于人类社会普遍共识。普世的价值观通过法律成为公民权利。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社会公认准则以及全体公民共同约定,这些权利如此重要,写入宪法,庄严宣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因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对公民权利作出限制。国家确立机会均等、权责相适、强受制约、弱有保障的公正制度,人人在公正的制度下各得其所。

法治不是少数人统治别人的工具,而是所有人得享自由公义的基石。宪法至上,法律高于任何个人和组织,所有纠纷包括政治权力纠纷最终解决途径是法治。立法民主,代表最大多数人的良善愿望;执法严明,没有法外特权;司法公正,以法律和良心裁决纠纷。

国家权力之间、中央与地方权力分立制衡。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平等开放,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人与人和谐共处,个人、组织、社会、国家等各方利益达致正义的平衡。整个社会相互包容,和谐共处。

为奠定人人得享自由、公义与幸福的民主法治国家,人民制定宪法,确立国家基本价值和国策,约定国家治理结构,设定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宣示某些神圣的基本权利。

基本制度

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经验总结,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有以下基本制度。

全民普选。各级议会和政府定期、直接选举产生。

国家设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制定选举规则,保障选举自由公正。

权为民所赋,必须有一整套民主制度作保障,确保人民有真正选择的机会。各级政府和议会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国家都不例外。

三权分立。国家权力根据其自身的性质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三者各自独立,相互制衡。

“三权分立”是权力根据自身性质的分工,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凌驾于另外两种权力之上,这是宪政民主内在的必要制度。民主制的不同模式,君主立宪制、议会内阁制、委员会制等,三权都分立,司法独立,差别只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制约关系。

立法权以民主和利益平衡原则制定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执法权代表公共利益执行法律。司法权代表中立的裁决者解决争端维护正义。

司法独立。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法官独立,忠于法律和良心做出裁判,不受任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干涉。

三权之中,司法相对较弱,必须以制度确保司法独立。法官不能成为行政的附庸,不能成为任何党派的工具。

司法一旦丧失独立性,沦为某个党派的“刀把子”,社会即丧失正义底线,任何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军队国有。军队、警察等强力机关由国家财政供养,属国家所有,依法履职,不受政党等利益团体支配。

任何家族、政党、利益集团都不得拥有军队。国家军队一旦属于某个党派利益集团所有,无人能阻止其篡夺人民主权,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颠倒和人民的主仆关系,成为高高在上的占领者而不是谦卑的服务者。

军队由民选的政府首脑统领。其职能是防止外敌入侵、执行法律、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

经过人民选举的执政党,其统领军队的资格不是基于其对军队的所有权,而是基于人民授权的文官政府职位。政党执政地位取决于人民的选票而不是“枪杆子”。政党竞争轮替,军队始终属于国家和人民。

军队和政党分离,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发展成员。军队不得干预国内政治竞争,不可以成为任何政治组织的工具。

多党竞争。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政党在法律框架下文明竞争。

任何政党、利益集团只要其成员不是全体国民(这不可能),它就不可能等同于国家或人民,它的利益就不可能等同国家、人民的利益。

国民主权最根本的体现之一就是人民有选择执政者的权力。选择的前提是多党竞争。

任何政党垄断国家权力,强制人民只能接受它的“服务”,党在国家和人民之上,“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它必然成为超越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强权的奴隶。

现代文明国家,政党是推销政策理想和公共服务的团队。没有竞争的服务必然质次价高,没有竞争者的政党也必然腐化堕落,这是基本的自然法则。任何人都有权组织政党,政党间和平竞争,由人民投票决定执政者。

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在法治框架下分权,宪法确定国防、外交、司法、货币等中央权力,其余权力归地方。地方自治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自上而下委派官员,其对上而不是对当地民众负责,必然带来统治者和民众利益冲突。受委派官员没有经过竞选,缺乏现代政治家面向大众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脱离群众”是专制官僚体制无可救药的痼疾。

民主制度下各级政府和议会由公民选举,国民主权原则及于中央政权,也及于地方政府。

私权神圣。私有财产、国有财产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财产受法律平等保护。

农村土地基于承包权私有化。房屋所有权人拥有相应土地的所有权。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必要的公共利益,财产征收征用遵循法定程序,公平合理补偿。

私有财产是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人的自由的基石,是人类尊严的最后避难所。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它是建立有效的公共事业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目的。

国家不主观确立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比例,除非基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的必要性,产权边界由市场根据成本收益确定。不合理不必要的国有财产,应在不损害效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公平私有化。

市场经济。国家平等保护各市场主体,保护全国统一的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排除区域、行政等各种垄断。政府宏观调控尽量采用经济手段,避免对市场不必要不适当干预。

人人追求财富过程中创造财富,因此应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和自由。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适合当代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需要。

公平福利。国家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分行业、身份、户籍,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基础养老金,在此之上,根据个人缴费适度差异。

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都是根植于人性的正当渴求。自由竞争带来繁荣也带来贫富差距。国家有责任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减少贫富差距,以维护发展效率和结果公平之间的平衡。失业有救济,大病有免费医疗,最贫困者也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国家结构

为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国家得设立必要的治理结构,根据民主法治原则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

国家由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组成。

不同行政区域历史形成的权力差异将在相当长时期存在。大陆各行政区域都实行地方自治,遵从宪法法律确立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遵从已有法律。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根据民主规则协商确定。

自治是地方自治,不是民族或种族自治。基于民族或种族的自治区违背自由迁徙和种族平等原则,没有必要。中华文明共同体内,民族作为历史文化概念,不具有行政区划治理意义的地位。

地方行政区划尽可能遵从历史形成的疆域,没有必要扩大、缩小或者按照文化风俗重新划分。文化共同体以自由加入和退出的个人为边界,而人类社会需要以地域为边界管理公共事务。行政区划是公权力的治理边界,不是文化共同体的边界。语言、文化、习俗等文化区域不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理由。

信息社会不同于古代,疆域大小与管理成本没有必然联系,不必为治理效率问题重新划分省。

中央权力管辖宪法法律制定及监督实施,国家结构、领土边界和行政区划,组织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系统,制定和实施货币发行、外汇、海关、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统一市场的规则,核能、武器、航天等重要工程,军队和国防,外交和国际条约,国家内外政策。

为更好维护公民自由和权利,议会可以立法增加或者减少中央权力。

中央与地方共同管辖宪法法律实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税务,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国有财产、自然资源、道路设施、能源等划分和管理,失业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的保护,对抗自然灾害。

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前提下,地方自治,制定法规,授予政府权力,选举议员和行政首脑。行政区划改变由国家议会根据法律程序确定。

民族自决是一个历史概念。把人的多种属性单一化为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并据此做出涉及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决定,不科学。且涉及该地其他民族人的权利,国家不予承认。

国家制定法律维护统一的领土与疆界,不违反地方自治,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

对于拒绝实施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区域,或当领土面临分裂之紧急事态,总统经议会授权可在必要之行政区域实行紧急状态,依法律限制地方自治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

国家纵向结构中央以下分为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县(市)和村镇,三级均实行民主自治。根据需要设立议会和政府,或者采取议行合一的决策管理制度。

取消地级市行政区划,设区的市可以列为独立市,和县一样直接归省管辖。

县级政府设司法机关、公共安全机构、教育机构等。村镇作为县以下自治体,可以是村,可以是镇或者市。划分于县、市和村镇,无关行政级别,只是履行公共职能的必要划分。中国东西部差距很大,省、县与村镇政府权力划分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立法确定。

议会

国民议会是国家立法代议机关。人民治理国家需要自己授权的代议机构。立法机构考虑代表的广泛性,其自身也需要制衡。

议会分成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员,每个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名额相同。众议员,按大致相等的人口划分选区,每个选区一个名额,每个省、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至少有一名。参众两院名额由法律规定之。

为平衡边疆省份人口过少。亦是为两院权力制衡,避免 “多数的暴政”。众议院更直接代表民意诉求,参议院代表成熟的政治家,有助于制衡和理性。

众议员的名额基于人口而不是党派。

比例代表制下,选民投票是选政党,不是直接选议员,和间接选举首相是同一逻辑。制造政治家与选民的距离,政治更趋于官僚化。有助于形成多党林立的局面,组阁经常需要多党协商,适合于民主成熟的国家。限制独立候选人胜出,减少个人魅力型政治家推动改革的可能,适合“老欧洲”的政治土壤而不是新兴民主国家。

众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的产生办法,各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省以下议会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国民议会议员为专职。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成为参议院和众议员议员。议员不得担任其他国家机关职务、从事有偿活动,教学、科研和其他创作活动除外。

众议员任期2年,参议员任期6年,可连选连任。

议员任期要科学设计,以实现民主的目的。

及时反映民意,议员任期不能太长,太长会官僚化;政府要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议员任期不能太短;选举不能过于频繁,避免浪费社会资源;民主生活需要一定节奏,这本身是稳定性的一部分,选举间隔时间太杂乱会打乱民主生活的稳定预期;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要平衡,选举时间相协调。

兼顾以上五者,几乎只有两个模式可供选择:总统6年、参议员6年、众议员3年,或者,总统4年、参议员6年、众议员2年。如果再考虑到未来社会自组织更加完善信息沟通和决策更便捷,总统任期6年有些过长,那么总统4年、参议员6年、众议员2年是比较科学的模式。

参议员任期6年,通常由比较成熟的政治家组成,主管人事和缔结条约,代表一个稳定政府的形象。众议员任期2年,及时反映民意。这样的分工是科学的。

参议院有权:批准各行政区域主体之间的边界变动;批准国际条约;批准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政府各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审理弹劾总统。

众议院有权: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议案;发起特别事项调查;发起弹劾总统。

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行使的权力:批准法律草案成为法律;两院皆可提出立法动议,一院通过之后7天内交付另一院审议;批准政府财政预算;批准总统关于实行紧急状态、战时状态的命令。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两院通过决议以出席会议的多数意见为准。两院通过的法律送总统签署和公布。若总统否决,两院重新审议该法,不少于三分之二议员通过,总统应签署和公布该法。

总统

总统定期全民直选,作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三军总司令,捍卫宪法,执行法律。

君主立宪国家有独特的限制王权的演进传统,国家元首虚位,议会强大。由于国家元首的稳定和行政体制的成熟,内阁变动频繁如日本也基本不影响国家社会稳定。

委员会制如瑞士需要成熟运作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的经济、社会,瑞士还有一个条件,中立于国际事务。

非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总统名义上对外代表国家,实际不拥有实权,且不具有君主的传统权威,不形成对其他权力的制衡,单独设置该职位意义不大。总理有实权,但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由议会产生,容易导致全民多年不满意但总理依然在位的情景,还可能出现总理频繁更替政局不稳。

尤其新兴民主国家,责任内阁制更容易导致政局不稳。民国已有深刻教训。

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试图用内阁制对抗专制传统,并不现实。应在顺应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制度制衡之。

基于人性和现实国情,并考虑人类未来发展趋势,总统制适合中国。

对于大国来说总统制更科学。国家需要统一的象征,比如宪法、国旗、庆典、领袖。人民选出能力强形象良好的人代表自己,代表国家,委任其管理国家的权力,直接对人民负责。这是人民的心理需要,也是行政稳定和效率的需要。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根据其性质分立,行政权力内部有分工就够了没必要再分权。制约总统的机制是定期选举、议会、司法以及开放的媒体、多党竞争和自由多元的社会。

更根本的制约来自政治文化,来自人心。逻辑上,美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并不完美。但运行良好。关键在于一些开国元勋们奠定的良好政治文化传统。

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人类政治文明大背景下,赋予直选的总统很大权力,包括指挥军队的权力,本身不是问题,不必为过分防范军队而牺牲行政效率。

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具体选举办法由法律规定。得票超过半数当选,如第一次没有人得票超过半数,一个月之内进行第二轮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前两人作为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

总统任期四年,一个人任职终身不得超过两届。

人类社会,国家权力可供选择的模式很有限。每个国家都试图强调自己的特色,缺乏真正科学的设计。缺乏1787年美国那样,为制定宪法大批法律精英和政治家关起门来辩论三个月。

其实学习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是否科学,是否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总统任期和议会任期衔接,形成国家民主生活的节奏,很重要。

总统权力包括:人事任免,提名并经议会同意任命各部部长、最高法院法官、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大使,解除各部部长、大使职务;发布和实施决定和命令;向议会提出法律草案;签署并颁布法律;领导对外政策,签署条约、国际文书;领导国家军队,对武力威胁做出回应;提请议会实施紧急状态;授予国家荣誉等称号;授予高级军衔;等。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就刑事、民事案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接受腐败投诉,发起腐败调查并提起诉讼。

总统暂时不能履职,由副总统代行职责。总统在其辞职、因健康状况而长期不能行使属于总统的职权或离职的情况下,可提前终止行使职权。此情况下,总统选举应在提前终止行使职权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总统涉嫌叛国、受贿等重大犯罪,由众议院提出弹劾,参议院审理并决定是否弹劾。提出及审理弹劾,应由议会两院超过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总统涉嫌之刑事犯罪,只能由最高法院审理。

法院

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司法以其专业理性和道义力量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维护正义、制衡行政和立法权力,维护法制统一。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必须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法官独立,忠实于法律和良心做出裁判,不受任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国家最高司法权。不另设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实际是一种司法分权模式,是对最高法院司法权的分割和制约。意味着最高法院变成了上诉法院,处理具体纠纷,而真正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又无权裁决一些最重大的民事、刑事纠纷。

现实生活中一些案件很难分清是不是应有宪法法院受理。处理重大纠纷的权力被分割成两个,二者有时还冲突,这对于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都是伤害。

美国最高法院享有崇高威望。即便如此,若九个大法官审理弹劾总统案,仍然权威不够。宪法法院只审理宪法纠纷,威望不如最高法院,更无力承担弹劾总统这样的重大职责。

最高法院设宪法法庭,9个大法官负责宪法审查。根据需要设立刑事、民事法庭,大法官分组处理死刑复核、民事等案件。

全球范围内,最高法院的发展趋势,由解决具体纠纷逐渐演化为解决典型、疑难、重大个案纠纷,在判例形成、法制统一、司法政策等宏观层面彰显其功能。

等司法体制完善了,社会转型完成了,最高法院处理的具体纠纷越来越少,等死刑也废止了,最高法院只剩宪法法庭就够了。

最高法院有最高的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宪法解释、刑事民事行政等重大案件的终审权。最高法院职能确定,整个司法体制也就清晰了。

设最高法院、省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省省内司法体系统一。法官由专业机构考试或者审核提出名单,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基层法院法官也可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

法院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地方法规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通过个案审查国际条约、法律、地方法规、政府文件和法令是否违反宪法和上位法;就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纠纷做出裁判。

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案件,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受理特别规定的一审案件。最高法院不接受一审案件,有权提审地方各级法院的案件,有权决定是否接受申诉。

司法审理是否实行陪审团和陪审员,由各省决定。

法官需要一定资格和年龄限制。任职期间薪俸不得减少。法官退休年龄由法律规定。非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和理由不得剥夺或中止。法官需要特殊的法律保障,以至于提到宪法高度。法官的地位由人民直接决定,而不能由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决定。

法官地位不受侵犯,除非到了退休年龄、身体健康不允许、自愿辞职或者被弹劾。

法院经费支出全部来自中央财政。议会根据法律确保各级法院的经费。为确保国家司法统一,法官不受地方权力干涉,财政统一是必要的。

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如经全体法官一致决定认为有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法院的审讯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对政治犯罪、有关出版犯罪或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应公开审判。

公民基本权利

人民的权力必须具体到每个公民个体的权利,国家主权才真正属于人民。

保护公民个体权利如此重要,人民通过宪法设定国家权力和基本政治制度,宣示某些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宪法列举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直接有效并拘束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

这些列举不得被理解为排斥公民的其他自由与权利。

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等国际社会公认准则,以及全体公民共同约定,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隐私权、通讯自由和秘密、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选举权、私有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弱势群体权利、被告人权利等。

生命权。公民有生命、安全与健康权。死刑作为对谋害他人生命等特别严重的犯罪采取的极端惩罚措施,必须遵守严格的正当程序。死刑应逐步减少直至废除。

作为人之存在的首要权利,生命权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它毕竟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尊重生命,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生命是国家的首要目的。

人格尊严。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酷刑及其他有损人格尊严的措施和处罚。任何人未经自愿同意不得经受医学、科学或其他实验。

人格尊严任何条件下都不受侵犯,即使被限制权利的犯人其人格尊严也应受尊重。任何条件下酷刑都是非法的。

人身自由。非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任何公民不得被限制人身自由48小时以上。任何机关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时,应及时通知本人及本人指定的亲友。

只有法院才最终能够做出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任何其它机构均无此项权力。考虑到实践中侦查部门基于追究犯罪的需要,48小时上限的权力是必要的。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应当及时通知家属,如果法律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可以不及时通知家属,该法律条款违宪。

隐私权。公民有私生活、个人和家庭秘密不受侵犯、维护其荣誉和良好声誉的权利。除非为已经立案的具体刑事案件的需要并经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搜集、记录、传播、公布公民通过电话、邮件、网络通讯等各种渠道传播的不愿公开的信息。

国家以及社会安全和公民隐私权是一对悖论,应当把握平衡。现代高科技社会,在以“安全”的名义下,公民隐私权更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因此,为了公民的人权,必须通过法律严格限制公共权力。

通讯自由和秘密。公民有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各种方式不分国界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权利。除非根据法庭裁决,公民的通讯、上网等权利不受侵犯。

住宅权。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除现行犯罪之外,如无法院开具之详尽说明理由的搜查令,任何人得以其认为适当且必要的方式拒绝执行警察任务的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入其住宅。

迁徙自由。公民有自由迁徙、旅行、选择生活居住地及自由进出国境的权利。此项权利唯在为防止疫疾、天然灾害或重大不幸事件,或为保护少年免受遗弃,或为预防犯罪而有必要时,始得依法律限制。

信仰自由。公民宗教和信仰自由不受侵犯。每个人的信仰和道德立场都是其人格和尊严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通过宗教寻求心灵归属的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奉或者不信奉宗教或哲学、道德立场,不得歧视公民的宗教和信仰。

信仰自由必然包括信仰者从思想到言行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的自由。公民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包括以礼拜、戒律、践行等活动表明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但不得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和公共秩序。

教会与政府分离,任何宗教不得被确立为国教,国家平等保护每一个宗教。

宗教没有正邪之分,信仰本身无所谓对错,宗教属于意识的范畴,国家不能以科学的标准来评判。

确立国教或任何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其他思想和信仰是不公平的,也为成为国家实行思想专制、制造“思想和良心犯”的方便之门。

言论自由。公民有言论、出版、艺术创作等表达自由。

任何人不得被迫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念或予以放弃。每个人有利用任何合法方式搜集、获取、转交、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利,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清单由法律规定。

人民有办报、设立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播信息市场主体的自由,禁止新闻审查。

除非已存在直接损害他人基本权利或公共秩序的情况,并经法院裁决,不得妨碍公民的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艺术创作,以及由此延伸的传播信息的自由和新闻自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人的内心思想纯粹属于个人,不可在法律上被证实或者证伪,人的多元的思想是不能被世俗的权力来控制和评价的。

思想市场自由竞争,才有珍贵的脱颖而出。压制思想自由即压制社会进步。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可他是对的。人类无知终极对错,唯有谦卑面对多元思想,哪怕以为异端的。

惩罚思想成本太高,容易走向政治迫害和思想专制。现代法治国家必须保障思想绝对自由。尽管某些危害到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可能和某些思想和信仰的传播有关,但法律惩罚的也应当是具体行为的实施者,而不应是思想本身。

进入法律管辖范围的,只能是思想的外在表达。公民的表达行为可能会影响他人,侮辱、诽谤、煽动暴力仇恨等,有可能损害他人或对社会秩序构成某种现实而急迫的危险。因此宪法对表达自由适当限制,但限制必须是最小化的。

对公民表达自由的限制,对他人基本权利或公共秩序损害应当是直接的,显著的,迫在眉睫的。损害是否已达到需要国家干预的程度,应由法院认定。

新闻自由,办报、设立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是言论表达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舆论公器,权力在黑箱中必然恣意妄为。

言论审查由少数人决定大众能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是对真相的掩盖,对良心的败坏,对正当利益诉求的压制,对言论者权利的侵害,对普通公民人格尊严的践踏。

任何人都可以创办媒体,自由竞争中多元的声音整体也就代表人民的声音。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市场竞争中自然会成长起来有公信力的声音,相反,专制下更多不负责任的谣言。

人民通过媒体监督和约束政府,也因此被称为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结社自由。公民有结社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利益结成或加入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包括成立工会以保护其权益,成立政党以参与公共政治。任何人不得被迫加入任何团体或者留在团体中。

结社自由也是公民表达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天然延伸。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和平集会、示威、游行的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表达意见的较为激烈的形式,本身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对这种激烈表达方式的限制可以适当高于对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的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武器以及和平进行等。

选举权。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财产多少、居住地等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全民公决的权利。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等。国家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也都有权利追求公共服务的职位。

知情权。公民有获悉国家有关重大事件、重大决策信息以及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档案资料的权利。

任何公民对于法律、命令及规章之制订、废止和修订,对于任何国家机关之事务和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有申诉、控告、检举或者要求罢免的权利。公民有参与听证、议会讨论等公共事务的权利。

突发性灾害或者事件,政府有责任及时公布。公民有权知道政府财政状况和重大决策的信息。这是政务公开的必然要求,是监督权力建设廉政高效政府的必要条件。

虽然表达自由和选举权利已经涉及公共事务参与,但随着信息时代到来,现代代议制民主比以往有了更多公民参与的可能。

私有财产权。公民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财产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公共利益征收财产当预先作出补偿。

劳动权利。每个人都有自由支配其劳动能力、选择职业的权利。禁止强迫劳动。公民有依法集体解决劳动争议的权利,包括罢工权。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休息日、节假日。

受教育权。国家保障每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政府不可以在基础教育的公立学校之间划分等级。义务教育免费。大学学术和管理自由,不受政府干预。开放和鼓励社会办学。

国家应当为所有孩子,无论贫富、城乡,提供平等的基础教育,为人人平等打下坚实的基础。私立教育,富裕家庭为孩子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是个人自由。大学教育当摆脱行政化。

弱势群体权益。国家通过法律保护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患病者有获得救助的权利,国家建立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自然灾害受害者有获得国家帮助的权利,国家建立灾害预警和帮助制度。国家鼓励和帮助志愿者从事社会保障,鼓励和帮助慈善事业发展。

由于人的天赋身体状况差异,机会均等条件下,人与人的财富和生活水准有很大差异,为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弱者应当受到特别照顾。

被告人权利。每个人在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之前均为无罪。被控犯罪者有本人及委托代理人进行辩护和由独立的法庭予以公开、公正而及时之审判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起犯罪而再次被判刑。被告人上诉的权利不被剥夺。确认或加重责任的法律不具有溯及力。公民有权要求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

当一个人被国家机关指控,其处于弱者地位,人权处于危险状态,因此要通过宪法宣布某些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结语:这是未来中国宪政制度的科学研究。其中公民基本权利部分是2004年诸多宪法学者针对宪法修改提出的建议,其他制度设计是借鉴中国数十位宪法学者研究成果的汇总。这些现代民主必有的制度,是数百年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常识之一。不是东方的西方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约束权力实现自由公正的智慧属于全人类。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深入思考,广泛共识,理性设计科学制度,建设中国美好未来。

美好中国之十一:告别共产

共产党员是可耻的

在北大读书时,我曾申请加入共产党。服务国家,是我一生的理想,认同改革开放,愿做一个建设者,希望进入体制,有更好的机会。这么想的,就这么写。

可这样的申请书不合格。它有固定的格式。

导师找到我。我说,我不可能不顾文化大革命的耻辱历史,撒谎一贯伟大光荣正确。我是一个人,有自己的良心,以后也不可能不管是非绝对服从。导师无奈,说那就凑合吧。

感谢法学院博士班同学支持,票选入党积极分子,我排名第二。接下来上党课。结业考试,仍是那些说教。不违心说话是底线,我不能在试卷上填写自己反对的。自然考不过了。最后没入成。

你信共产主义吗?

六十年前,问共产党员,这个问题荒诞——怎么会不信呢?今天则是另一种荒诞——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后,共产党看起来依然强大。然共产主义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八千万党员,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

旅游景点,采摘果园,红色教育基地。一群又一群年轻人在镰刀斧头旗前举起拳头,念念有词。然后嘻嘻哈哈,吃喝玩乐。他们举拳头时在想什么?信共产主义吗?真的打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吗?

有人说,人嘛,为了工作、地位,走个形式,何必那么认真。可庄严宣誓的时刻也撒谎,人还有什么底线?还谈什么理想、责任?

有人说,这就是政治,天下乌鸦一般黑。可亲身经历告诉我,世界不是这样的。2004年秋季,我作为基层志愿者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和民主党党员们驱车几百公里到一个小镇拉票。没有报酬,中午就一个汉堡,大家热情高涨。

政治是为理想。美国这样的党员千千万万。为什么中国几乎绝迹了呢?

入党,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场。它是一个精密的精神阉割程序。

申请书有固定格式,一贯伟光正,表忠心,思想汇报,精神改造,向组织靠拢。最后抛弃信仰乃至人性,举起拳头念念有词。

从举着拳头撒谎开始,通往权贵集团的道路还有多重修炼。要学会“正确”看待历史,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正确”看待一些社会问题,问题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正确”理解什么是大局,特权集团的稳定大过13亿人的自由、尊严、幸福。

你不是不明白,看到社会不公也曾愤怒过。可这势利的社会,权力地位的诱惑,使你选择转过脸去。

直到有一天,面对千千万万遭遇不公不义的无权无势者,被拆迁人家自焚的烈焰,尘肺病人绝望的呐喊,毒疫苗家长痛心的泪水……你冷酷无情地把他们拖起来,野蛮殴打,非法关押。从一个阳光少年变成骷髅一般冷酷的螺丝钉,你就修炼成体制的中流砥柱了。

2018年北大法学院“法治三老”学术研讨会,法学专家们讲社会不公,河北84岁的老人李淑贤上访被投入监狱,两次骨折不能站立,申请保外不允许。保卫部派两个人给研讨会拍照录像,年轻的低头看手机,年纪大的一边听一边皱着眉头。

这人神共愤的事,党的人在想什么?

前些天回老家。第二天开封市梁苑派出所的张亚鑫登门“查户口”。我说,是查户口吗?警察干点正事,不要没事扰民,不要干坏良心的事。

他回答很直白:共产党给钱,叫干啥干啥。

给钱,叫干啥就干啥。这社会就这样。中国就这样。我也是吃这碗饭。我也有老婆孩子。

平庸之恶就这样炼成的。和黑社会、小偷、强盗的逻辑完全一样。不讲良心,没有底线,八千万精英堕落至此,国何以堪?

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在这个体制中一定是痛苦的。这是一条真正的邪路。

千千万万中国人不知不觉陷入泥潭,在私欲诱惑与良心是非间挣扎。时间把这挣扎写在脸上,阴暗,城府,油腻,猥琐,中国男人最大的悲哀。

它的仪式在每一个细节上阉割良心。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这虚伪的病态的社会:最高权力是橡皮图章,最高的法律是废纸,公仆骑在主人头上,贪官污吏把财产子女转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

连天下都是私家的,谁还在乎公德?国家政权谎言当道,谁还在乎良心廉耻?与窃国者相比,地沟油算什么?瘦肉精算什么?毒奶粉算什么?假疫苗算什么?这社会就这样,成了所有违背良心的借口。无论极端的还是平庸的,罪恶都是由违背良心的细节构成的。

中国病了。

一个病毒,感染了八千万,不,13亿中国人。膜拜权力,泯灭良心,贪婪无度。人性中美好的,真诚,善良,谦卑,都覆盖厚厚的坚冰。

一个幽灵。在欧陆无处徘徊。流落遥远的东方。在这古老专制的土地长出繁茂的腥红的罂粟。它说,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你死我活,野蛮丛林。它说,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江山千世万世。

一种价值观,唯物的世界,丛林的政治,无因果的生命。

一个心魔。诱惑着你,恐吓着你,堕入黑暗。然后你作为它的宿主,又去诱惑别人,恐吓别人。你恐惧它,依附它。你身不由己。数千万党员,13亿国民,都是这心魔的奴隶。

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奴役这看得见的尘世。

我们的敌人,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幽灵。中国最可怕的敌人是这个幽灵。一个控制我们灵魂让同胞相互敌意、厮杀、内耗的幽灵。它混杂着历史伤痕、千年苦毒、帝王将相兄弟相残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动荡杀戮森森白骨。

它让一个世世代代祥和的村庄在恐怖中分成派别厮杀,让数十万知识分子痛苦地扼杀良心苟活于世,让整个国家陷于愚昧癫狂。它驱使公仆们陷入无节制的贪欲、堕落。驱使法官放弃良心、正义、底线,在不公正的判决书上签上自己廉价的名字。

它让我们的社会分裂,城市和乡村,穷人和富人,权势者和无权者。使我们的社会道德沦落,互相戒备、猜疑、敌意,充斥谎言、愤怒和抱怨。

该怎样走出漫长专制的阴霾?该什么仪式才能洁净这千年苦毒的大地?才有中华美丽圣洁的新生?

永远告别那个幽灵。它不只是共产党,不只是二十世纪的苦难,它是我们民族漫长的专制历史。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驱逐邪灵,解救13亿同胞,古老文明重生。

我们是那幽灵的掘墓人。有一天,那方形的坟墓作为文革纪念馆。天安门,是自由的广场。

奴役之路

1921年夏天,苏联资助和领导下,中国一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共产党。

中国向何处去?李大钊、陈独秀眼里,苏俄是榜样。中国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一举摆脱贫穷落后的屈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幸福国家。

他们还不知道,梦想与现实间,有多么可怕的距离。

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理想。正义理念源于现世结果的不平等。同样是人,凭什么他亿万富豪我一无所有?斯巴达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中国农民起义军“均贫富等贵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摩莱里“新社会结构计划”,社会主义理想生生不息。

人生而不同。人类社会永远有不平等。不可能绝对平等。只要不平等在,就有平等的渴望。

效率与公平永远是一对矛盾。产业革命带来了经济腾飞,也制造了巨大不平等,对结果平等的渴望凝成时代强音。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设计了一种新制度,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结束阶级压迫,克服市场竞争带来的浪费、混乱和危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那是人间天堂。人人自由平等,劳动成为需要,财富按需分配。

然而二十世纪,俄罗斯,中国,柬埔寨,北朝鲜,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所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实验的国家,人民没有天堂,只有地狱。

没有自由平等。一个武装集团占领一片土地,不是带来自由解放,而是比皇权更极端的专制,比封建时代更严苛的等级,人人丧失自由、财产、尊严,匍匐在地山呼万岁。

没有共同富裕。黄世仁们的财产被剥夺了,喜儿们没有富裕,分到手的地很快又充公了。财富按权力分配,与勤劳、品德无关。领袖行宫无数,美女成团,底层人民长期贫困,数千万人饿死。

斯大林明白专制的根基是恐惧,“大恐怖”时期近百万俄国人被杀害。毛泽东敦促按比例杀人,近百万“反革命”被公开处决。红色高棉屠杀了近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共产主义带来的死难,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总和。活下来的人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压抑、恐惧中。北朝鲜人民,直到21世纪仍未摆脱梦魇,无休止的内斗、奴役和饥荒。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巅峰之一。父子反目,夫妻互诬,武斗,杀人,吃人,万岁之声震天动地,敲锣打鼓迎接圣旨,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养“忠”字猪……中国人曾经那样癫狂!宣称最先进的制度,实则千年极权专制回光返照。脱离现实张扬仇恨的乌托邦嫁接到皇权专制文化土壤,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剧。

为什么理想的天堂成了现实的地狱?

天堂不是罪恶。罪恶的,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本身存在致命缺陷。经过列宁发挥,沦为血腥恐怖的奴役之路。

经济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致命的理性自负,脱离现实的乌托邦。

废除私有制,一切财产收归国有。而国家,是少数人的。实际归官僚特权集团所有。企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不是消灭了私有制,而是打造了极端私有制。整个国家沦为特权集团的私产,丧失财产的国民沦为权力附庸。

农业集体化压抑人性,带来中国、苏联、柬埔寨、北朝鲜的大饥荒。人民公社,农民吃一顿饭都要向权力祈求。公有制没有把人从物质奴役中解放出来,反而把人变成统治者的奴隶。

自私是人性之一。必要的临时的公有,比如合作社,出于成本收益考量,符合市场规律。只有在充分民主、科学分配、美好信仰的前提下,才适合相应范围的公有制。共产的理想本身没错,可没有民主法治的共产,阶级专政的共产,打土豪、公私合营、强征强拆,就是抢劫,公有制沦为最极端最邪恶的私有制。

计划经济,以为政府机关能计算价格,科学安排所有的生产和分配。这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手机生产出来之前,政府如何定价?如何知道需求?如何安排生产数量?经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活力,人的欲望,远远不是理性能计划的。扼杀市场,带来无止境的短缺、贫困和饥荒。

剩余价值说,把劳动简单化为体力劳动,抹杀资本、管理、智力成果的价值,把投资的利润,文明进步必要的积累,称为剥削。人类自古以来所有劳动都是为产出大于投入,投资办企业,收获利润,是一贯的正当要求。民主法治市场竞争下,资本更高利润,意味着科学管理和科技创新,是文明进步之源。

劳动价值论,把物品价值简单化为劳动创造。抹杀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作用。物以稀为贵,千古常识。天上掉下一块钻石价值百万,谁的劳动?价值何来?需要多少必要劳动时间?人类大量资源能源都是上天赐予的。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异打江山坐江山,强盗逻辑。

人性多元,有无知、恐惧、敌意、野蛮,也有博大、慈悲、仁爱、文明。人类文明丰富多彩,有战争,有和平,有科学,有信仰,有善有恶,有恨有爱。马克思以阶级斗争概括人类文明史,所有文明之进步人性之美好皆沦为你死我活的野蛮丛林。

无产阶级专政,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完全以暴力为基础。你压迫我,我反过来压迫你。相比洛克孟德斯鸠们民主选举分权制衡的现代政治理论,悖逆人类文明潮流,没有政治学理论创新,只是强盗逻辑的翻版。

谁,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假如以贫穷为标志,当政后还是无产阶级吗?凭什么这个阶级生来圣贤权力可以不受制约?没有权力制衡,一群人高高在上,另一些人必然匍匐为奴,毫无平等可言。

列宁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可毒树结不出善果,恐怖手段结不出自由的果实。一个不择手段杀人无数的暴力集团,占领一个国家,怎么可能给国民带来自由平等?统治集团很快堕落成特权利益集团,骑在人民头上。本想作为工具的专政,变成其自身的目的,“党的领导”变成专制的最高目的。

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沦为人间地狱。议会民主,健全福利,人人趋于平等,所谓资本主义反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哪条道路是科学的?

公有制,计划经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最不科学的主义。

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极权主义的根源

二十世纪,极权专制回光返照。表现为两大社会主义,一个叫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叫国家社会主义。

它们都把人分类,不同种族,犹太人,雅利安人,或者不同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煽动彼此仇恨,厮杀。都敌意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多党竞争的现代文明。都宣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强调军队绝对忠于党,忠于领袖。都以野蛮暴力大规模杀人制造恐惧。

都有漫长的专制文化土壤。

文化土壤,人们的习惯认知和信念。相信政治就是公共服务,人人平等,公平竞争,民主宪政的土壤。相信政治就是枪杆子政权,打江山坐江山,人人互害,不择手段,极权主义的温床。

德国、俄罗斯、中国,都有悠久的专制历史。虽有现代文明冲击,旧观念仍在,二十世纪专制回潮不是偶然。中华专制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权力斗争更无底线,文化惯性更强大,文明之路更漫长。

都有恶劣的现实环境。

一种思想主义成长壮大,离不开现实社会土壤。一个健康社会,自由、公正、幸福,极权主义的死亡沙漠。一个病态社会,动荡、失序、苦难,极权主义的和风雨露。

希特勒啤酒馆政变之后一度消沉。那时德国社会良性发展。1929年大危机,极权主义迅速膨胀。中华民国内忧外患,国内战乱不止,外有强敌入侵,极权主义借抗战之机发展壮大,最终横扫大陆。

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彼此深仇大恨。正如极端宗教,越相似的派别越极端对立。两者一个被称为极右,一个极左。其实,向左向右走到极端,都是一回事,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根植于人性,人与生俱来的分享自造物主的天性,自爱、自由、永恒、无限。表现为追求自我、生命、财富和权力。而人是被隔离的存在,无知、狭隘,彼此恐惧、敌意、妖魔化,不理解不尊重别人的边界,追求财富变成贪婪,追求权力变成专制,追求自由变成对他人的奴役。

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各种思想主义都是精神世界里鲜活的物种。它们以人为宿主,以现实为素材,塑造出世界的样子。每个人心中的世界都不一样,都是有限的,偏见的。现世环境决定了哪一个物种发芽长大,结出果实。沿袭的专制传统,恶劣的现实环境,是极权主义丰富的营养。

人性的无知狭隘,对异己的敌意和妖魔化,造就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反过来看,种族这种主义,借助一战和经济危机,感染了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

领袖和狂热分子,造就极端之恶。无知的人们趋利避害,“这社会就这样”,带来平庸之恶。极权主义感染的社会,几乎无人幸免。

从野蛮到文明,漫长曲折的路。民主的根在人性中。专制的根亦在人性中。爱是人性中的神性。无知、恐惧、敌意,是人性中的动物性。抑恶扬善,从动物性到神性,从专制到民主,文明之大势。

后极权

纳粹的种族主义太原始了,集中营杀人太赤裸裸。且对外急剧扩张。很快被联合剿灭。

共产主义有迷惑人的社会理想,对外扩张有限,所以存续更久。有机会达到专制极致,有机会经历衰败到灭亡的完整生命周期。

领袖统治时,极权狂热、恐怖、自信。不需精细技术,即可完成社会控制。领袖死了,越来越多人觉醒,怀疑。为维护越来越脆弱的统治,平庸的后继者们发展出一套精细的控制技术,进入后极权。

后极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了。

大锅饭带来大饥荒,计划经济长期贫困落后,“无产阶级”依然是社会底层,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越来越困惑了。

试图以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重树合法性。可权力扭曲的市场经济渐渐陷于困境,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来的主义不兼容。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不到一百天又悄悄搬走了。

它宣称四个自信(起初是三个)。理论自信,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中国特色。制度自信,没有民主也没有公平,权贵当道,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自信,前三十年向左再向左,后三十年向右再向右,摸着石头过河,不知路在何方。文化自信,毁孔庙,谤礼仁,认西方马列为自家祖宗。

后极权,领导者一代不如一代。

皇权体制,皇帝的子孙可能愚钝,也可能是康熙。皇帝会选一个能干的儿子,不担心自家的江山。共产体制宣称共和,原理上不能传位儿子。于是在位者都很纠结后继者的忠诚。人性的控制欲决定了提拔驯服的后继者,而驯服者总缺少个性和能力,所以一代不如一代。

强人指定继承人的时代之后,决定皇位继承人的,是老人寡头政治。几乎是一票否决。有个性者容易犯错误,被排除在外。上位者往往平庸无奇。苏联后期的继承人弱到身体无法支撑,才出现戈尔巴乔夫,一个另类。

后极权,社会治理溃败。

有极其庞大的官僚群体,全球最密集的摄像头,最发达的监控系统,可假疫苗毒奶粉地沟油连年不绝。

正常国家权力来自民选,对人民负责。专制国家权力来自枪杆子,高官有特供。他们在乎的,不是人民冷暖,而是上级好恶。

正常国家有问责机制。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竞争的多党,成熟的公民社会,政府失职必被问责,直至最高权力。专制国家权力黑箱运作,有替罪羊,只要懂规矩跟对人就不担心被问责,即使舆论压力下辞职,换个地方继续当官。

正常国家政府部门忠于法律各尽其责。后极权维稳至上,民生福利等一切部门一切事,相对都不重要了。卫计委的工作,拦访民远比疫苗安全重要。

本应用于社会保障的国家财富,被源源不断投入维稳无底洞,社会更加不公,更不稳定。维稳体制不断汲取国家养分,直到帝国能量耗竭。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历史的循环。

不公不义,贪腐横行,官民对立,世界潮流,是变革的动力。核心弱,体制裂痕,变革成为可能。经济萧条,极端事件,作为变革的催化剂。极权的前途只有一个——崩溃,世界各国无一例外。

它仍然试图控制一切。这是本性,不容忍任何独立的个体和组织。只要是独立的东西,存在本身就是反对它。一个人不顺从谎言,活在真实之中就是反对它。

它试图控制经济,私企、外企设党支部。雇佣大量警察、特勤、红袖章,把社会网格化。试图封锁信息,筑起高墙,阉割互联网,智能删贴,跨省抓捕。试图扼杀公民社会,出台恶法,打压信仰。

然而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国门,再难关上了。私有财产观念已经扎根,市场经济已发展多年,技术进步带来自由信息到处传播,越来越多人觉醒了,公民社会有了一些空间。

专制的根基,恐惧,在减少。镇反、反右、文革,奠基了专制。1989强化了恐惧,一代人从此远离政治。而今天,遭遇打压也只是躲一躲,不会放弃理想。

2018年寒流阵阵。民企要退场了,高考要政审了,政法要学枫桥了,领袖要定于一尊了。但都不成气候。四十年来大方向是极权退潮,时不时有回头浪,只是强弩之末。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后极权大厦建在沙滩上。依然富丽堂皇,可不再是钢筋水泥,而是粉末。某个时刻,突然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