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

作者:笑蜀

文章来源: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131/wuhan-lockdown-political-extremism/

关闭的武汉汉口火车站入口处的武警守卫。 Thepaper,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政治最大问题是政治社会生态的长期失衡,是极端政治,这一点,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可能是最新佐证。

迫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来势凶猛的压力,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官方突然颁发封城令。随即,封城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不到两天时间,湖北已有13城封城。这实际上已经不止封城,而是几乎整个湖北封省。

虽然中国网络上似乎很多人认可封城的必要性,尤其时逢春节这一出行高峰期,但也有不少质疑和抨击。此举在国际专家当中颇具争议,世卫组织第一时间发声。其驻中国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在采访中称:“据我所知,试图封闭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科学上的新课题。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前所未有,所以在现阶段,会不会奏效还很难说。”其审慎显而易见。

其实,争议不仅在于应不应该封城,更在于如果万不得已封城,到底应该怎样封城。且从事理和法理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武汉封城,官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从事理层面考察,封城的积极效应尚难断言,封城的严重后果确已渐露冰山一角。后果之一,是因封城导致的公众心理的巨大恐慌。

武汉药店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为顾客服务。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各大超市封城当天早上刚开门,市民即蜂拥而进。因供不应求,各类日用品和蔬菜价格扶摇直上,多家超市的货架上变得空空如也。数天后,才大致恢复供应。

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之极度短缺,甚至连口罩都供不应求。中国的大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按其行政级别,或归属地方卫健委,或归属国家卫建委,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但显然,封城之后,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情况又十万火急。从来只会体制内生存、对政府惟命是从的十几家公立医院,不得已越过政府,集体向社会呼救,请求紧急捐助。这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公共卫生历史上可说闻所未闻。更令人忧心的是,虽有海内外热心人士群起响应,源源不断的捐赠物资却因物流原因难以抵达武汉。有求有供,就是无法解决肠梗阻,可见指挥调度之混乱。

恐慌还表现为武汉难民的流离失所。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受疫情和春节影响,总计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仅23日上午10点封城前,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即达30万之巨。他们实际上已成难民。但对规模如此巨大的难民,无论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还是流入地的各地方政府,并未彼此协调和出台任何系统安置方案。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这一方面对各地疫情防控确实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各地粗暴执法,难民权利难以保障。因遭驱赶流离失所的武汉难民不乏其人。周先旺后来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被问到这一问题,却仅对各地政府驱赶之举表示理解,对被驱赶的武汉难民的危急状态及权益则不置一词。

中国东部浙江省杭州市,一辆从武汉开来的火车抵达后,工作人员在量乘客的体温。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以上诸端,皆系粗暴封城之逻辑必然。对封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评估,没有精心准备相应预案,没有可操作的配套措施,只求把武汉市民尽可能封在武汉市内了事。封城之后,问题一个个踢爆,他们才事后诸葛亮般有所意识,但其被动和局部应对无不捉襟见肘。比如,在封城令的前一天晚上,政府下令市民出门必须戴口罩,不戴口罩出门即属违法,却迄今无法解决口罩供给问题,所有店面口罩一直断档。

至于封城的法律程序,更无从说起。按理,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而是否紧急状态,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拍脑袋说了算的,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虽然中国没有《紧急状态法》,但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法律均规定,无论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权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汉继23号封城,26号又禁止私车通行(车主以交管部门的短信通知为准)。所有公私聚会、所有公共活动一概强制取消。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却并非中央政府的公开决定,仅仅武汉市政府一纸命令。这么做哪怕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法理肯定不足,法律程序上经不起追问。

抵达几乎空无一人的武汉火车站。 Chris Buckley/The New York Times

概而言之,笔者并不否认极端情况下断然封城的必要性。但封城不仅需要决断力,更需要审慎。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确把握,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更表现于对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确评估,以及建立于这种精确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这一切都应在封城前完成,随同封城令一同发布,给市民一颗定心丸。

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这一切都谈不上。今天当局对武汉封城的辩解,主要基于疫情汹猛扩散,可能殃及全国甚至全世界。但武汉封城无论政治上如何正确,都不能否认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封城之争不应陷于非黑即白的泥沼,要么封要么不封。更重要的是如何封城。

封城之仓促草率,之毫无章法,不容争辩。也就难怪对中国政府向来极恭敬的世卫组织,也对武汉封城颇为罕见地持审慎评价。但如此极端之举,放在中国语境下,却毫不奇怪,完全符合体制逻辑。

事实上,如此极端之举,远非第一次。封城之前,当政者对疫情扩散已极端不作为,精力主要用于维稳:讨论疫情的医生被约谈,披露疫情的网民遭传唤。武汉的科学家1月初就已检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突破性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却被锁进保险柜。截止1月11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武汉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发布。1月11日之后,又撞上地方年度“两会”,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疫情无人问津。以至“两会”期间所谓疫情通报,新增病例一概归零。报纸上更是一派歌舞升平。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疫情防控黄金期就这样因当政者轻忽而坐失。1月20日人传人真相不得不披露之后,又反应过度,动作过于猛烈和夸张,对社会形成强刺激;尤其对致命性可能较低、轻者可自愈远远没讲清楚,导致全民性的过度恐慌,形成普遍的次生灾害。

当政者在武汉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说是这种两极震荡的经典案例。一方面极度任性和自恋,拒绝任何制约;一方面对现代治理极度无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国。此类极端心态主导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态均衡的现代政治。不趋向这个极端,就趋向那个极端,两极震荡就成为常态,必待其元气耗尽、资源耗尽、惯性耗尽,才有望终止。但这时,整个社会已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医护人员将患者运送至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何以解忧?唯待宪政民主,才能保障中国民众的信息透明和官方问责的基本权利。

邓小平生前说过,像“文革”那样的极端事件,英美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同理,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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