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之七:回到中国去

印象的中国

你印象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几乎和每一个美国人聊天,我都会问这个问题。

纽海文城北一条小河边,一个正在钓鱼的建筑工人说,长城,中国餐馆,人权,中国人很聪明,但政府,不太好。

一个曾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耶鲁大学女生说,中国人很多,个人空间小。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好奇,经常在背后称她”老外”。还有,她在一个小镇上住旅馆,发现那里的警察对外国人戒备心很强。

一位曾在山东聊城大学里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回忆充满了温暖。他说,那个小城外国人很少,很多人都认识他,对他很友好。我们一起吃饭他坚决拒绝AA制,坚持请我吃饭,说在聊城他的学生就经常请他吃饭。

一个学中文曾去过中国的八岁小女孩说,有一次在上海一家餐馆她叫一个服务员”同志”,服务员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她。我告诉她中国很多场合都不再称呼“同志”了。甚至有的地方,”同志”还有同性恋的意思。她惊讶地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一位华裔大学生的回答让我有点不舒服。他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香港人,现在仍有大部分时间工作在上海。我们在芝加哥机场同坐一张桌子吃饭。面对黄皮肤黑眼睛,我总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没想到他说,对于你们的国家,我了解很少。他毕竟是美国人,我想,也不能责怪他什么。

一位出生在瑞士的华裔女孩让我惊讶。她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能背诵大量中国古文诗词。她在自己的简历中开头就说,当然,我是中国人。

一位从纽约接我到纽海文的司机抱怨,美国到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多美国人因此失业了。他年轻的时候,康州有很多小工厂,可是,后来,它们都被大企业吞并了。然后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

我告诉他,中国还有很多穷人,社会保障又不好,如果他们失去工作,他们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请理解,他们更需要这些工作机会。

纽约中国城

7月在纽约度过。

喜欢在时报广场发呆。找路边一个台阶坐下来,看繁华的霓虹灯下匆匆行人。曼哈顿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来自这个星球的各色人群都可以在这扎下根来。短短两百年里它制造了人类无数传奇。

幢幢高楼遮蔽了天空。狭窄的街道,流动着各色鲜活的面孔。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是那么遥远。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不属于这片土地。

喜欢逛纽约的中国城。也不一定是为买什么东西,只是喜欢逛逛。每次路过纽约如果没有急事我总会下车到中国城溜达一圈。

第一次寻找中国城大概是我到美国三天后。纽约乱七八糟的地铁很会欺负陌生人,出地铁口分不清东西南北。正彷徨间突然看见远处一个让我倍感亲切的标志——麦当劳,于是想,先吃饱了再说吧。

麦当劳感觉不如北京的好吃。无意间抬头看见墙上”福”、”禄”几个大大的汉字,心里颇为纳闷。走出店门问路人哪里是中国城,回答说这就是。

越往孔子大厦背后走,越能感觉到这里是中国城。到处是汉字招牌。街上行走的几乎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两旁到处是地摊,卖水果、蔬菜、小日用品。商店橱窗张贴着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的海报。酒店里二锅头10美元一瓶,五粮液35美元一瓶(都是750毫升)。蔬菜大都比较贵,最贵的要数中国芹菜,4美元一磅。有一家四川饭馆生意红火,5美元一碗面味道还不错,就是不够辣。

纽约829反布什游行的前一天我突然想在这里住一晚上。找不到旅馆。听人说的很多小旅馆怎么都找不到呢?还好接近12点时终于有一位湖南人把我带到了一家小旅馆,地下室的一间小房子,一晚上15美元。后来知道,这些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大都不挂招牌的,因为是非法的。

城南听松

9月,耶鲁开学了。这个小城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曾设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英语环境中,后来发现这不切实际。

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每周二下午有一堂课,讲中国的法律改革。课堂上英语交流,但这堂课是访问学者们聚在一起的机会。课后我们通常找个借口一起吃饭,然后用汉语痛快淋漓地高谈阔论一番。

“城南听松”是我和王利明教授去蹭饭和高谈阔论的地方。这是耶鲁南边的一栋房子,四个中国人合租下来,以自己名字最后一个字的谐音为这客栈起了名字。

汪建成是北大法学院的刑事诉讼法教授,耶鲁法学院访问学者,是客栈的老大,”汪core”。彭亚楠是耶鲁法学院宪法学博士生,虔诚的基督徒,布什的坚定支持者。汪汀是耶鲁法学院的JD学生,八岁从北京来到美国,哈佛本科毕业,布什的坚决反对者。葛云松是北大法学院民法学副教授,耶鲁法学院的LLM学生,聪明绝顶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这里,人人争着做饭、洗碗、扫地,劳动真正成了一种需要,四个人过着共产主义般的幸福生活。

“城南听松”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四个名字第一个字的谐音”棚狗汪汪”。

汪core长得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教授,倒是真像老大,玩杀人游戏脸不红心不跳,自信即使回家养猪也会比别人养得好。他做得一手好菜,谁不吃就是不给面子。当然,最让王利明教授念念不忘的是汪core主厨做的从城北小河边钓来的黄鱼。

肖扬来访

10月初,中国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来耶鲁法学院访问。

中国法中心的人都在忙碌准备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本来他要在法学院发表一次公开演讲,但临时改变了演讲地点并缩小了听众范围。据说是怕人权组织到场抗议。

肖扬院长讲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讲最高法院在司法专业化、人权保障等领域做的努力。他说,期望在未来一两年内能就刑事司法程序进一步改革,希望能够和检察机关合作推动这项变革。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科纳主持演讲会。这位里根总统提名任职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女法官和肖扬讨论各自的工作职责的差异,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演讲结束几位教授提出了很有见地的问题。格沃茨教授的问题是,肖扬大法官谈了法院系统内部的改革,但司法改革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那么,司法改革的同时怎样处理司法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的关系?

肖扬谈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但显然他的回答不能让人满意。身为中国的大法官也不可能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司法和党的关系。

江纳森的问题是,最高法院打算怎样通过司法保护宪法权利。肖扬回答说根据中国的法律解释宪法的权力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没有权力解释宪法,也不能做出违宪审查。

但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宪法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宪法权利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演讲会后是一个小型酒会。我向肖扬提出了我们正在援助的承德陈国清案,批评河北高院的官僚主义。也许他记不得这件事情,但不管怎样,这位改革者值得我尊敬。他曾努力推动司法改革,法官去掉大檐帽,穿起法袍,一些细节改变是从他开始的。

第一位耶鲁毕业的亚洲人

新英格兰的枫叶红了。纽海文的秋天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湛蓝天空下一群群雕塑般的石头建筑是古老的耶鲁大学。

这个秋季,耶鲁大学举行了很多纪念活动,纪念150年前第一位亚洲人在耶鲁毕业。他叫容闳,是一位中国人。很惭愧的是,在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后,我才对这位倍受尊敬的先辈有了一点点了解。

1847年初,容闳在一个美国教师的带领下乘坐一艘运茶的商船,经过98天海上旅程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孟松预科学校。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

容闳穿着长袍留着长辫进入耶鲁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是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毕业后容闳回到中国。1872到1875年间,他先后组织了4批共120名中国少年赴美留学。

这些优秀学子很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

在容闳雕像落成典礼上,耶鲁大学副校长罗瑞莫在致词中说,容闳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获得过耶鲁英语文学奖,他开创了有150多年历史的留学先河。通过大清幼童出洋肆业局,他支持和鼓励了很多中国杰出人物的教育。大学毕业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他的精神是耶鲁大学宝贵的财富。

为了祖国文明和强大,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不幸的是,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多么让人绝望,73岁的容闳作为维新派受到清政府通缉。他说,“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站在这位先辈的雕像前,我无法骄傲。一个声音问,为什么100年后我们的祖国还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

 流亡者

12月初,弗里德曼教授邀请我到寒冷的威斯康星做一次讲座。晚上住他家里。我们谈了很多中国农村问题。他曾在中国农村生活多年,非常了解中国基层官僚体制会不断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近期又看不到改革的迹象。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充满忧虑。

其实,我也一样担忧。但我仍然认为,中国正在变化,很多希望或许明天就会出现。他劝我喝白酒,说,河北定县的村民就是这样劝他喝衡水老白干的。

那个晚上我喝多了。还好,能控制自己没有表现太多的悲伤。第二天清晨,他开车送我去机场。临别时轻轻地说,保重,但愿,中国的未来能像你希望的那样乐观。

在弗里德曼教授那里,我得知刘宾雁先生得了癌症。高中时代,先生的报告文学曾是我认识自己国家的一个窗口。如今,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两个月以前刚刚经过痛苦的化疗。

犹豫了很久,我决定去看望老人家。我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敏感而完全放弃良知(我已经放弃很多了)。

整个下午,先生痴迷地倾听我给他讲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我给他讲一些故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富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城市,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社会更加开放了。

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在北京的家,回忆自家附近那些街道的名字。从五十年代起,先生被划为右派。从1988年起,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告别时,先生送出门外。他说,很奇怪,整个下午他都没有感到任何病痛。回纽海文的火车上,我一直想,能为老人做点什么。或许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带来这样一个幸福的下午。

过去一个多世纪,我们民族有过太多的政治流亡者。

生在那样一个国家

格沃茨教授问我,愿不愿意延长居留期限,他打算安排我一月份去一趟加州。我说,我想回了。对于这位师长,这位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但有一件小事,我从来都不会向他提起。

这是我在美国印象最深的经历之一。可它是那么微小,格沃茨教授肯定不会记得的,很可能,他从来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过。

那是9月的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家的房子坐落在纽约东部一个小镇背后。这里是著名的纽约后院,豪华别墅掩映在大片树林和绿地中。晚上,我和格沃茨教授以及他的两个正在学中文的孩子一起看电影《蓝风筝》,很久以前听说过。

电影透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中国一个家庭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苦难遭遇。孩子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屈辱而死。两个继父也先后含冤去世。最后孩子的母亲也被送进监狱。其中一个镜头是这孩子的继父病了,躺在家里即将死去,母亲守在床前泪流满面。

8岁的小儿子突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格沃茨教授盯着屏幕若有所思,轻轻地说”poor country”。

刹那间,我心中像触电了一样,难过到了极点。是啊,那是一个可怜的国家。很多年后,我的故乡泥泞的土路和寒冷的冬季依然跟记忆中一模一样,甘肃会宁那个破窑洞里的人家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灶台、一张破桌子和一个土炕,贵州铁路边上一个贫穷山村残破的房墙上新刷的禁毒标语,鄂西北山村一个即将离世的艾滋病人在绝望中挤出一丝微笑……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我曾经走过的村庄,那些遥远的记忆在这别人的国家里更加清晰。

我就生在那样一个国家。那些贫困属于我,那些苦难属于我。

我知道,电影讲述的仅仅是中国的一段历史,我知道格沃茨教授没有任何看不起中国的意思,可那是我的国家,我太敏感了。

对于中国,真的太敏感了。那些贫困让我痛苦,正如不公正让我痛苦一样。这些贫困和苦难促使我时常反思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不断地痛苦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激进,是否过于懦弱。

回中国去

人们忙碌着准备庆祝圣诞节,我盘算着回国的日子。

我知道心中留恋。耶鲁美丽的校园,漫过纽海文绿地的钟声,梦境般繁华的时报广场,我居住了近半年的舒适的小屋。

可这个国家是别人的,不是我的。我知道这样的敏感太过分了,可无法摆脱。

来到这个国家研究选举和宪法问题,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总想起那逝去的年代,那延续百年的呐喊。

李鸿章在日本受辱。吉鸿昌在胸前挂着牌子“我是中国人”。宋美龄在国会演讲“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历史太久远,所以这场现代化变革必须经历一百多年反反复复的苦难?

今天,那些悲怆的历史记忆早已远去。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完全摆脱先辈们的自尊和敏感。看到校园里张贴着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海报,有人问我中国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无论他们多么善意,我还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回到中国去。不知道又要面对多少求助信件,面对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面临多少愧疚和不安,多少猜疑和责难,甚至失去自由的痛苦。

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同样需要社会公正。一方面是不正当的权贵,另一方面是弱者被剥夺,遭遇不公正的人无处伸冤,无处控诉。当他们中的少数人忍无可忍来到国家的首都祈求青天,他们会被抓回去,关到各种名目的“教育站”里,遭受各种侮辱和毒打。

我们能做什么?我真的担心,少数人承受的残暴苦难无法撑起一个民族的繁荣和未来。我担心这个国家会遭报应的。

回到中国去,那是我的家。那个承受了百年动荡苦难的地方,那个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专制的地方。那里人民正为追赶文明时代而辛苦劳作,那里充满梦想和希望。

有沉重的责任。有必须承受的苦难。有一生的幸福和骄傲。 

200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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