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之九:公盟

阳光宪政

公盟的前身是阳光宪政。阳光,宪政,我们的初心。

2003年10月注册的公司名称是“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国情,很多NGO,自然之友、天则经济研究所等,不得已公司注册。真正独立的NGO以社会组织的名义注册是不可能的。公司注册,也就留下了“偷税”陷阱。后极权大量NGO非法生存。

体制外独立的政治力量,越是强大、理性,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代价越小。民主自由力量必须联合,在行动中成长。

读大学时就在想如何凝聚民主力量,曾想过律师事务所分所的模式。一些年后才明白,生活和理想应清楚分开,盈利和公益井水不犯河水。合法的外壳其实没有意义,大道无形。

2003年,阳光宪政的起点。这一年全国一百多家媒体开辟和扩大了“时评”版面。《走向共和》热播。SARS肆虐,悲剧也冲开了信息封锁体制的裂缝。

这一年, 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公民参选人大代表,媒体、法律等各界自由派人士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一个捍卫公民权利的法律职业群体现身公共视野。

这一年“胡温新政”昙花一现。接下来的十年还算是温和。执政者不主动开启政治改革,也不过分打压公民社会萌芽,社会潮流推动历史温和向前。

“阳光宪政”成立后第一个项目是推动人大代表选举。2003年11到12月区县代表换届选举,我们的着力点是推动预选程序。各国议员选举,候选人产生通常不需要预选或所谓酝酿,如果候选人过多,可以经过第二轮选举。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法设计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必须得票过半数才能当选。所以就得把正式候选人压缩到最少,比如,选三个代表,只有四个正式候选人。如何产生正式候选人,就成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我们和清华公民权利中心的田晓安先生一起讨论如何推动预选。根据分工,我写了《预选是产生正式候选人最公正的程序——至北京市各选举办公室的一封信》,建议应通过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寄给了海淀区的一些选举办公室,同时发在网上。

郭玉闪、王彦他们在北大校园发放了1500份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同意预选的选民达88.7%。我们把调查结果交给北大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动员北大同学积极参与。

我们召集预选问题研讨会。《南风窗》、《新京报》和《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我们推动预选的消息。放大我们的声音,推动社会进步,媒体是我们的同盟者。

2004 年初,第四次修订宪法之际,我们联络贺卫方、季卫东等法律学者起草了《完善我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的建议》。提议全面修订宪法人权保护条款,形成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举办学术研讨会,邮寄给全国人大。没有结果。但公民参与修宪,至少是一种社会启蒙。

那时还没有“妄议”。公民关心国家宪法,珍惜每一次推动改革的机会。

很多人还是改良主义者。

南方都市报案,我为喻华峰辩护,背后是一个团队在努力。张星水组织法律专家研讨,滕彪、俞江等写文章声援,郭玉闪组织网络舆论。

我们也因此遭遇到了第一次打压——“阳光宪政网”三次被关闭。

就在江平等法律专家的意见发布不久,我们接到网管的电话,要求删除有关南都案的文章。我们做了让步,删除一部分。5月30日,阳光宪政网突然打不开了。重新注册一个域名,几天后又被关闭。喻华峰案宣判前一天,备用域名也打不开了。

回应网站被关,我写了《我们依然认真》。

或许,阳光宪政以后还会面临更多困难。我们清楚知道,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两千年专制的背影,通往宪政的道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是正义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于是我们认真去做。

我们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认真对待我们的法律,认真对待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实践民主法治的时代,相信一个伟大国家政治文明的进步。我们相信很多很多,那些庄严的和神圣的——尽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们那些写在纸上的动听的话在骗人,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是一群虔诚的信徒,固守着一个纯真的诺言——那个在一个多世纪里反复呐喊的声音。我们不能因为很多人绝望而绝望,不能因为很多人放弃而放弃。我们相信祖国的未来,以这样坚忍的方式追求着自己的更是我们民族的幸福。

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动物园将要搬往远郊。是谁在背后打这片土地的主意?这中国式推论是靠谱的。

动物园是一项公共福利。它是孩子的乐园,动物们的家,是无数人成长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瞥。作为市民的一项重大公共福利,是否要搬迁,应该通过市民充分参与的法律程序。这是我们公共参与的法律根据。

决定行动。注册网站,起草呼吁信,在动物园内征集签名支持。5月22日,联合绿家园、绿岛、环境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数家NGO组织了一场由环境专家、院士、人大代表、法律专家等组成的研讨会。

研讨会分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绿家园在北京广播电台,以孩子为主题,让公众倾听孩子的声音。阳光宪政办公室,关注政府公共决策程序。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研讨。阳光之下,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对媒体做出回应,不宜搬迁。北京动物园搬迁动议就此成为历史。

这是一次典型的NGO影响公共决策的行动。民主国家常见的现象。可是后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2004年6月,喻华峰二审改判,8月程益中等获释,南方云开雾散。7月,我去了耶鲁访学。郭玉闪主持人大代表论坛,邀请北京市和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讨论公共参与,努力开拓体制内改良之路。

“一塌糊涂”与颜色革命

“一塌糊涂”BBS有很多美好的记忆,2000年3月我第一次发文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结识了很多自由派网友。毕业后也从未离开。SARS肆虐时我们通过它获知疫情信息。孙志刚事件我们在“公民生活”版讨论能做什么。

那是互联网兴起的时代。BBS于思想交流信息传递起着重要作用。校园BBS是开放的,网友不分校内校外都可以直接注册发言。学校官方的,北大有 “未名BBS”,清华有“水木清华”。

“一塌糊涂”是北大学生自发建立的,也是全国最大的几个BBS之一。当时还有天涯、凯迪,都是自由派的聚居地。

“整顿”的消息不断传出。2004年8月19日,再次进入“整顿”,公民生活、台海观察、弱势群体、反腐倡廉等大部分时政版面被停止发文。

9月13日,这个拥有注册网友30万,最高同时在线21000多人的网络社区突然消失了。距它5周岁生日还差4天。

我和俞江、滕彪联名发公开信,抗议打压言论自由。一些网友在北大静园草坪集会。其中几位集会后来到五道口的“阳光宪政”办公室,便衣一直跟着。阳光宪政被盯上了。

巨大压力下,人大代表论坛被迫停止。2004年冬天,办公室基本停止了工作。

2005年3月,海淀区工商所通知我去一趟,说我们的机构被注销了。

我问什么理由,有什么法律根据吗?回答说上面领导的决定。再问,副所长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解释这么多了。

后来知道,因为一场远方的革命。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街头运动手持格鲁吉亚国花玫瑰,谢瓦尔德纳泽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萨卡什维利成为新的执政者,史称玫瑰花革命。2004年,乌克兰,尤先科以栗子花的橙色作为其代表色,在大选中胜出。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示威者头系黄色头巾或举着郁金香,议会选举之后总统阿卡耶夫流亡国外。

以玫瑰花、栗子花、郁金香等某种颜色的花朵为标志,非暴力政治反对运动推翻苏联遗留下的半专制政权,完成民主革命,史称“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刺激了专制者。于是阳光宪政、自然之友、上海洪范经济社会研究所(江平、吴敬琏先生主办)等六家NGO同时被注销。

以后多年,专制话语从防范和平演变,改为防范颜色革命。

公民联盟

我们没太在意。很多时候只管前行,只要还有空间,不纠结细节。

6月注册了“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成立“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团队简称公盟。

耶鲁访学期间,了解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想到了这个名字。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组织。成员大多是左翼倾向的律师、知识分子。通过诉讼捍卫公民个人宪法权利,尤其是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权利。

其前身是美国反军备联盟,成立于1914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1915年改组为美国反军国主义联盟,致力于反对征兵法案。1920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式成立,目标是“为捍卫公民宪法权利而奋斗”。

他们以自由为信仰,捍卫共产党人、三K党人、种族主义者、激进宗教信仰者等少数人的权利。甚至相当极端的“另类”自由。

很多人认为他们太激进。即使美国这开放的社会也颇有争议。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更多人理解了自由与宽容的价值。他们也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支持。

有些理想和行动,我们和他们一样,帮助贫弱者,维护宪法权利。哪怕一部糟糕的宪法。

有人说我们是右派。其实我心中,没有左右,只有自由、公义、爱。我们做的很多事,是追求社会公平,和左派的理想一致。我们都是为心中美好的社会,区别在于实现的道路。我们反对阶级专政,信仰民主、法治、自由、宪政。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专制下没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竞争的多党。我们没有力量捍卫极端另类的自由。挑选个案往往是最能引起广泛共鸣强烈支持的。我们时刻提醒自己站在公众一边。很多时候,还看不见正义。

司法不是公平正义的天平,而是阶级统治的“刀把子”,淹没在权力阴影中的卑微角色。律师辩护,常常不得不借助舆论阳光,拯救法官一点点独立和尊严。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捍卫自由的边界。我们维护多数人的权利,拓展自由的空间。他们在成熟的民主宪政秩序中践行权利。我们的使命是建构民主宪政秩序,一个古老文明重生。

理想的星空下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2005年我们正式启动信访调查项目。郭玉闪、姚遥和我分别到福建仙游、湖北潜江和河南民权三个县深入考察信访问题的成因。我的另一项分工是到上访村。直到2006年底完成了近20万字的报告《中国信访调查》。

我们不只是研究者。调研过程中,我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体验野蛮暴力,帮助上访者改善处境。

后来,围观黑监狱,给寒冬桥洞下的访民送去避寒衣物,都是项目的自然延伸。

2005年底,姚遥负责《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项目。

关于中国人权状况,每年有两份报告。一份是美国政府的国别人权报告,其中有中国的内容,90%以上是指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也会出一份自己的人权报告,百分百讲成绩。

我们认为,两份报告都不够客观,不够诚恳和建设性。为什么中国公民不能对自己国家人权状况作一个客观评价,并提出诚恳的建议呢?

项目组认认真真完成了近十万字的报告。第一章,公民的生存保障权利。第二章,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司法保障。第三章,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第四章,公民的政治权利。第五章,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

每章节内容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讲进步,三分之一谈问题,三分之一提建议。还有一些敏感问题主动回避了。

我们是认真的。希望这样的报告每年出一期,推动国家人权进步。可无论我们多么虔诚,专制不能容忍它的存在。压力下不得不放弃。

2005年公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的个案。

蔡卓华,一位基督徒,印刷圣经被指控非法经营罪,三年徒刑。我们参与辩护团队。我写了《坡上村的祈祷》,讲蔡卓华们的故事。他们的执着与虔诚。我希望,中国家庭教会不再是地下存在,不再自以为远离政治。美好的力量应彰显于尘世。

陕北民营石油案,背后是国企民企利益之争。以环境保护的名义,数百家私人石油企业突然被收归国有。企业主们抗议,被捕。

中国民营企业一直头顶高悬达摩克里斯之剑。以环保、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各种名义,私有财产随时可能被“共产”。某党初心,路人皆知。财产公有,权力私有,最可怕的制度。

我写了调查报告《以国家的名义——陕北民营石油案调查》。讲企业家们的遭遇和抗争。公共事件,真相表达很重要,发现新闻点,传播真相。

前期介入的朱久虎律师遭陷害被捕。我们前往营救。有一幅照片,滕彪、高智晟、李和平和一群武警交涉。那时我们刚从关押朱久虎的看守所出来,被武警拦截,我在一旁拍下了交涉场景。

继续为喻华峰申诉,我和浦志强一起到广州取证。没有结果。很多案件都是这样,专制结束前不会有正义。

援助福州警匪勾结抢劫杀人案受害者陈信滔。陈信滔经营二手车市场,同业经营的徐承平威胁他退出。陈的哥哥请卞礼中出面调停。徐贿赂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中(后逃亡美国政治避难),指使刑警队队长刘雄设局,邀卞礼中“谈谈”。晚上到了徐承平预备的玻璃屋。徐佯装愤怒,一抹头发离开,埋伏在暗处的警察六支冲锋枪共射出150多发子弹,卞身中47弹。随后警察把一把手枪和9万元钱撒在现场。当夜,警用吊车把陈信滔的车辆抢劫一空。

第二天《福州日报》大幅报道,卞礼中持枪抢劫拒捕,被当场击毙。配以现场大幅照片,手枪和人民币散落在地,“有图有真相”。

想起了公安局长王立军私藏谷开来的杀人罪证,被薄熙来扇耳光,逃往美领馆,坐着轮椅出庭受审。这个国家发生的很多事,远比电影故事离奇惊心。

2005年在山东临沂,我们遭遇野蛮暴力。这一年野蛮暴力落在很多勇敢的公民身上——郭飞雄、艾晓明、郭艳和吕邦列在广州太石村,姚立法在湖北,赵昕在四川,他们为推动基层民主,捍卫基本人权而承受代价。

年底,《亚洲周刊》年度封面人物是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群体。我和滕彪、张星水、江天勇、高智晟、李和平都在其中。变革时代,中国法律人共同体,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团结协作,走到了时代前沿。

承德案——艰难的申诉

我们法律援助的大多是申诉案件,在中国,刑案申诉,太难了。其中承德陈国清等四人的冤案,持续了二十几年。

1994年夏天,河北承德先后出现两起出租司机被抢劫杀害案。其中第二起案件发生在一个村庄边上。警方把该村几乎全部成年男子抓去挨个审问,一些被怀疑的遭刑讯逼供。那个年代常见的破案方式。

木讷的陈国清受不了了,承认自己杀了人,还先后“咬”出20多个同案。警方最后从中圈定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朱彦强四个“问题青年”。当地媒体大幅报道案件告破,警员们立功受奖。

一审承德中院宣判四人死刑。上诉到河北高院。高院列出二十多个疑点,例如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当天陈国清的上班签到记录,朱彦强被打伤在家输液的单据等,发回重审。承德中院还是原来的合议庭,再判死刑。再上诉,再发回……2004年2月,吕宝祥律师找到我们帮忙时,案件已发回四次,十年过去了。

2004年3月,河北高院终于做出二审判决,改判三人死缓,一人无期。缺乏证据,本应无罪释放,可中国特色,内部说法叫“留有余地的判决”。

我们详细分析了厚厚的13本卷宗,访谈了狱中的四人、最初的辩护律师、一审的检察官、法官、办案警察,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列入援助项目。

我和承德中院一审的法官聊天。熟人介绍,以学者调研的身份。谈了很多证据细节之后,我问,凭良心说,不谈法律,只凭良心判断,你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有没有问题?

他淡淡一笑,“要我说,毙了也就毙了”。他的意思是,早毙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四个人生死对他来说无所谓。很多人进入体制,良心就没了。

专制之下冤狱重重。制度因素是根本。公检法三家本应各自独立,可在党国,党的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公安局长在党内职位高于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公安定的案,检法不敢说不。尤其严打、打黑等政治运动中,冤案更是层出不穷。

一天在杨士亮家,偶然看见桌上有一封发自监狱的信。写信人叫刘成金。半页纸,大概内容是,他再次举报了真凶,等待复查,他尽力了。

后来我们多次到狱中和刘成金见面。他自1997年就向警方举报案件真凶另有三人。他和该三人一起盗窃,曾商量一起抢劫,他因为老婆快生孩子没去。三人抢劫三起,其中第三起破案,两个判死刑,还有一个无期,与陈国清四人同关在承德监狱。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调查案件真相。中国特色。刑案申诉,说判决证据不足远远不够。我们不只是律师的角色,还要破案,帮警察找真凶。

很多次去承德。找被抢劫的BP机下落,家人证实,孩子当时玩过。找作案工具,投进水井里的一把刀。听一个真凶的妻子讲述,那天她去存钱,正好看见他被押赴刑场,匆匆一面他对妻子说,签了捐献器官协议,家人可以得到5万元钱。可从没有人给过她这笔钱。

其实找到真凶也不一定能翻案。聂树斌1995年以强奸杀人罪被枪决。2005年真凶另案被捕,坚持自己才是强奸杀人者。公众广泛关注下,历经十一年,聂树斌才宣告无罪。

容易翻的是“死人复活”案。1994年4月,湖北京山一个村庄边上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刚好和佘祥林失踪的妻子很像。严刑拷打,十几天不让睡觉,佘祥林崩溃了,承认自己杀了人,被判处15年徒刑。2005年3月,当年出走已在山东成家的妻子“只想偷偷回来看看”,没想到他已在狱中11年。她给佘祥林写诗:“我们不是幸运者/但是我们是骄傲者/在我们短短的岁月里/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2005年3月,我们为承德案举行新闻发布会。分析案情,讲述了冤案背后的真相,把真凶线索和证据给媒体和最高法院、公安部。现场来了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徐立根教授等数十位学者、律师,南方周末、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二十多家媒体的记者。

1200多名法律人联名呼吁最高法院再审。我电脑里看到了其中第四页的照片,手写的签名,贺卫方、张思之、李辉、贾学胜、浦志强、王锡锌、李和平。二十几年间,无数正义的法律人参与过。

5月到7月,三次申请游行示威,抗议最高法院和公安部不作为。第三次游行申请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和滕彪都受到公安部门的警告,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开始复查。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

2006年1月,四家父母到中南海“闯门”,被拘留十天。这是很多故事中的一个。很多上访者因为跳金水河、下跪被判刑,他们还算幸运的。

上访路太漫长了。20多年,四家父母差不多每月来一次北京。我陪他们去最高法院申诉过36次。一次从信访大厅出来,朱彦强的母亲嘴唇发紫,还好她随身揣着速效救心丸。十年,我看着他们渐渐苍老。

我入狱之后,伍雷他们继续援助承德案。我们没有放弃。到2018年底,四人入狱超过24年了。

自由光诚

2005年7月的一天,北大南门资源楼上公盟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求助者。

他叫陈光诚,临沂当地的传奇。光诚1岁时因高烧双目失明,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自学法律,帮村民维权,被当地村民亲切称为“陈律师”。他能打电话,打字,用英语交流。2003年被官方媒体评为临沂十大杰出青年。

计划生育是极权的荒诞之一,给中国的巨大伤害正在显现。不把人当财富而把人当负担,野蛮落后的专制逻辑。

1993年我曾随同计生小分队下乡,路边村民的眼神里,这群人就是鬼子进村了。小分队抬着木梁喊着号子,把一栋刚建好的房屋捣毁。大街小巷是恐怖的标语:“上吊给你绳,喝药给你瓶”,“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流,扒房牵牛”。

到2005年,野蛮运动在很多地方淡化了。而山东例外。一人“非法生育”,株连亲属、邻居。男女老少上百人关在一个大房间,没有厕所。逼迫六七十岁的兄妹俩互打耳光,等等。难以置信,这是21世纪的人类。

光诚来北京寻求帮助。滕彪、玉闪拍案而起,赴临沂调查。

8月在网上公布了系列调查报告。揭露了骇人听闻的真相。9月,国家计生委承认临沂野蛮执法的事实。可是此后不久,光诚失去自由。

10月初一个下午,我和李方平、李苏滨两位律师来到东师古村附近。我从孟良崮借一辆自行车,麻痹了大路口和村口的看守,一直骑到光诚家院门口。看见八九个男女分两排,坐小凳子上。

看守们一拥而上,把我这个闯入者推搡到村口。一路上村民越聚越多。混乱中光诚冲出重围跑到村口,我们紧紧拥抱!我看见他脸上和腿上新鲜的伤痕。

2006年3月11日,光诚被刑拘,罪名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真相是,邻家兄弟与黑看守一言不合被殴打,光诚冲出家门要去县城上访,被看守围堵在公路上,堵塞了交通。

7月19日,沂南法院原定开庭的日子,高智晟律师等声援团一行20多人,身穿印有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出现在沂南街头。法庭突然宣布延期到8月17日。

8月开庭前一天傍晚,我们吃过饭走出餐馆,一群人围上来。一个高个子故意撞我一下,我说,对不起。推打我,我依然平静地说,对不起。

尴尬的几十秒。突然一个矮个子指我偷了他的钱包。我说我是许志永,来这里为陈光诚辩护。对方大嚷,没错,就是你,许志永!

我明白了。把电脑包交给旁边的方平。任由他们拳打脚踢把我拖向黑暗处。内心平静如水。反抗只会招致更野蛮的暴力。你不知道这蛮荒之地会发生什么,相信天命吧。那是我心灵深处,黑暗之地非暴力抗争的起点。

警车来了。我被以小偷的名义带到派出所。所长倒很直白,等着吧,到明天下午庭审结束。

考虑过被吸毒,被嫖娼,真没想过这个罪名。夜晚躺在派出所的长凳上,默默欣然,小偷?呵呵,不,我是大盗。

为这绝望之地盗来希望之火。光诚被判刑4年3个月。一个盲人,在狱中度过整整4年3个月。

2010年1月,笑蜀在《南方周末》发表社评《关注就是力量 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成为网络流行语。有人称2010年为微博元年。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故宫失窃案,江西抚州爆炸案,夏俊峰案,刘萍独立参选,郭美美,动车追尾……都是在微博引爆的。微博上被严厉封杀但偶尔露面的,是光诚的消息。

2010年9月光诚出狱。他的家立即成了监狱。数十看守日夜把守院子周围、村子各路口。还安装了信号屏蔽仪。光诚唯一一次打出电话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雷电把屏蔽仪击坏了。

一个盲人,遭遇如此深不见底的黑暗。如十字架上一颗钉子,刺入中国人的良心。勇敢的公民们前仆后继闯入这黑暗,渐成社会运动之势。

2012年4月20日深夜,光诚避开看守,翻过院墙,在村民帮助下逃出东师古村。北京赶来的朋友驾车把他救走。4月26日在郭玉闪等人帮助下进入美国使馆。

和谐年代

2006年,三峡大坝落成,青藏铁路通车,“和谐社会”成为流行语。

8月15日,高智晟律师被捕,政治气氛骤然紧张。

2005年智晟律师事务所处罚听证前夕,滕彪、李和平、江天勇、温海波、唐吉田等,我们二十多人聚会,力劝高律师缓一缓,再往前冲就很危险了。作为听证会代理人,我劝他参加听证,表现一个妥协的态度。可他去了新疆。

2006年3月,郭飞雄被殴打,高智晟等人发起接力绝食。天安门母亲发出一封致高律师的公开信,呼吁他回到维权行列中来。

激进与温和,两条路线争论多年。我个人主张,还有空间时适当妥协,没了空间就义无反顾。被捕了再妥协,判三缓五不是明智的选择。当然,激进有激进的价值,更勇敢,承受更多代价,撑开社会进步空间。所有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灭绝人性的酷刑,数年没有自由,高律师为这个时代担当了很多。

9月以后气氛略有好转。我们开始两个行动,推动人大代表竞选,推动北京养犬法规修订。

我们给小区业委会、律师等公益人士寄信,鼓励大家参选。召集义工帮助参选。唐荆陵律师发起“赎回选票”运动,倡议拒绝投票。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号召大家认真对待选举权利。

2006年秋北京出现大规模捕犬运动。共产党运动治国,表现在方方面面。北邮一位教师找到我,她家的狗身高45厘米,超标10厘米,随时可能被捕杀。它是亲密的家庭成员,从不危害任何人,为什么要杀它?

我们把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作为目标。工作分为四部分:协助养犬的市民集体呼吁;为集会被捕人士辩护;大规模调研现行法规存在的问题,借鉴世界各大城市经验起草新规;游说人大代表推动立法。

我们其实促进了社会和谐。很不像革命者。如果革命者就是为打倒对方不择手段,我们不是。告别专制,永别专制文化,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彻底的革命者。

2007年物权法出台,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我们欣慰这些进步。改革开放是极权渐渐退潮,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基本人权渐渐生长。

这一年爆发了黑砖窑事件。人们震惊中国有这样黑暗的角落。我们到现场才发现,它不在偏僻的角落,它就是村庄的一部分,就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这一年厦门“PX事件”。“围观”、“散步”成流行语。宪法规定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可实践中,几乎没有一次游行被批准。我们为承德案申请四个人在一条背街100米长度的游行,也被拒绝了。大家只好以别的词语掩饰自己的行动,“我是来打酱油的”,“散步路过这里”。

2008奥运之年,藏区动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北京律协选举。

我们为藏区314事件成立调研小组,赴藏区调查成因。我们在意民族问题,希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依然是统一的中国。

5月1日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很多人关注,寄予希望。我们以北京市民朱福祥、陈育华等人的信息申请个案为基础,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希望公民社会渐渐有力量监督公权力。

5月12日汶川地震,那个夜晚举国揪心失去联系的汶川县城。巨大灾难也激发了人们心中的爱,千千万万志愿者奔忙于废墟。灾难也暴露了痛心的豆腐渣工程,谭作人、艾未未调查死难的中小学生数量,备受打压。

很多人怀念胡温时代。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是正面为主。世界对中国抱有希望,希望中国改革开放,渐渐融入世界文明。我们以建设者的信念推动国家进步。

2008北京奥运,礼花升腾为巨大脚印阔步走来。想起2001年7月13日奥申成功之夜,北大博士生考察团住扬州一家宾馆,我们把啤酒瓶摆成“2008”字样,相拥痛哭。那夜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真切的笑脸。

我们太渴望中国进步了。

村边的黑砖窑

2007年8月22日,滕彪、张亚东和我一整天和临汾市中院、洪洞县法院交涉。

我们代理山西黑砖窑受害者陈小军和庞飞虎的行政诉讼。起诉洪洞县公安局不作为,要求行政赔偿。下午洪洞法院总算收下了诉状。本来立案应该是很简单的程序,可在中国,“讲政治”是权力部门的基本生存技能,所有人习惯自我审查。

走出法院,我们去曹生村黑砖窑所在地。想象中的黑砖窑,远离尘世的荒郊野地,高高的围墙。可社会的黑,不是直观可见的。

平坦的公路一直延伸到广胜寺乡。一条岔路向南不远就到曹生行政村。再有两公里土路到三条沟自然村。村庄边上,土坡下面,一片刚刚被碾压过的平地。一辆推土机静静停在那里。这里就是黑砖窑所在地。

如果不是陈小军他们现场讲述,很难相信这里曾发生过的一切。此刻,陈小军,这个衡庭汉手下的老窑工,站在空地上有些茫然。

陈小军2005年3月从西安火车站被骗到芮城县,在一个叫焦建军的村支部书记的砖窑里成为奴隶。砖窑的承包者是衡庭汉。此前他做这样的“生意”已经八年了。

刚到黑砖窑第三天,陈小军试图逃跑过。被抓回来毒打一顿。打手们抡起铁棍、砖头就朝他身上砸,幸亏没受大伤。此后他基本上放弃了逃跑念头。窑主们深諳专制之道,恐惧是邪恶秩序的根基。

2006年2月的一个深夜,窑工们被赶上一辆中巴,来到曹生村王兵兵的砖窑。原来,衡庭汉嫌窑主给的报酬低,“叛变了”。但陈小军们的命运没有改变。

陈小军逐渐成了老窑工,他不再轻易被打。他也从不打别人,就是默默干活,不知道明天什么样子。在一次窑土塌方事故中,他肩胛骨骨折,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又被带回窑厂。

他最后一次遭遇暴打是2007年3月,一个新来的窑工悄悄问这是哪里,陈小军回答一句“洪洞县广胜寺乡”,遭到一顿毒打。

20岁的庞飞虎没上过一天学,写下自己的名字大概需要五分钟。虽然在窑厂只呆过三个月,他知道的故事更多。他自己是被衡庭汉从西安劳务市场骗来的。“老新疆”和“小新疆”在郑州某一天喝醉了酒,醒来发现已经在这里了。还有一个14岁的孩子,是在郑州被人一棍子打晕后卖到这里来的。

这个国家到处是摄像头,可成千上万的家庭奔走呼号寻找丢失的孩子,成千上万的家长为孩子打疫苗致伤残泣血上访被非法拘禁,瘦肉精、地沟油、毒奶粉连年不绝。他们在意的是江山,不是蝼蚁般的人民。

我们一行人走过平地,走到南端。陈小军指着一片黑灰痕迹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吃饭时窑工们在中间蹲着,打手们在四周站着。这样的规则是有来历的,一个新窑工曾借吃饭之机逃走了,打手们没追上。

不到两百米外就是村民人家。砖窑边上就是村民的土地,玉米长势良好,两个村民在干活。

“这里原来有很高的围墙吗?”我指着村民的方向问。

“没有围墙。”陈小军回答。西面没有围墙,东面也只是土坡,南面是居住地和厨房。整个砖窑没有围墙。

我有点吃惊。只要窑工们跨出一步,就是村民的庄稼地。

可他们不敢。所有窑工被送到这里的第一课,就是由打手们暴打一顿。谁要逃跑,抓回来会遭到更残忍的毒打。凶残暴虐制造了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

就像这国家的隐喻,没有围墙,可心灵深处的高强隔离了我们和世界。也隔离了彼此。

旁边的村民认出了陈小军。支书儿子开砖窑五年了,村民不可能不知道。可是,谁愿意惹麻烦得罪支书去报警?

报了警又能怎样?2007年3月到5月,先后四个人逃出了黑砖窑,有人报过警,警察来过。庞飞虎说他在砖窑至少见过一个队长两次。直到5月27日舆论压力下派出所解救了他们,庞飞虎认出了那位队长,问为什么不早来救他们,队长说,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警察,乃至整个官僚系统,最在乎的是维稳,奴工的生死和他们无关。村民,整体国民,丧失了道德勇气,只要不伤害到自己,就不管“闲事”。

极权对这个国家最大的伤害,是彻底摧毁了国民的道德勇气和公共精神。

残忍暴力下的恐惧,官僚腐败不作为,乡村普遍的麻木冷漠……罪恶大隐于世。这古老的土地上,有多少视而不见的黑暗与残酷,就在身边。

我们的起诉洪洞县法院不受理。上诉到临汾中院。上诉期间,两位受害者威逼利诱下撤诉。撤诉后才发现被骗了,没人理他们了。以后几年偶尔接到陈小军的电话,我一次次说抱歉,帮不了什么。

律协直选

2008年北京律协换届选举。这是推动民主的机会,6月,我们决定协助勇敢的律师们推动律协直选。

8月26日,程海等三十五位律师联名发出公开信《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律协直选”进入公共视野。

公开信提出,律协至今没有经过多数会员通过的正式章程,现任律协缺乏合法性基础,不能代表全体北京律师利益,要求协会领导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产生。他们同时公布了拟定的《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

极权体制下,各种官办协会都是社会控制方式。律师们发起了挑战,走到了时代前沿。网友们欢呼这推进民主的壮举。

呼吁书第一批签名的35位勇敢的律师,他们的名字是:

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童朝平、张建国、邬宏威、黎雄兵、温海波、江天勇、谢燕益、毕建林、席公民、马国华、冯建新、刘子龙、李苏滨、杨慧文、张文凯、杨学林、李  刚、李顺章、王雅军、王振宇、刘亚军、高  鹏、林小建、李仁兵、张  征、蔡木荣、颜延政、韩一村、吴建军、魏东涛、杜江涛、李付军。

一封信点燃了战火。领导们立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9月5日,北京律协发表《严正声明》:

“呼吁书中打着推动民主的幌子,直接质疑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合法地位。”

“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

“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扣帽子,打棍子,是他们的习惯动作。

公益律师们立即在网上公开回应:

“我们就是联合签名发布呼吁书的律师。我们还通过手机短信、寄信等方式呼吁广大律师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律师代表选举。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动员广大律师积极行使权利,防止律协选举被操纵,选出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律师协会。”

北京律协迅速公布了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6年都没起草好的章程,压力下几天就出来了。

9月13日 ,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与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董春江等官员当面对话。同日公益律师开通《律师沙龙》网站。

公盟办公室将公益律师致北京律师的信、直选呼吁书、律协选举办法草案、对北京律协“严正声明”的回应等资料寄给1.6万名北京律师。

那个场景我印象深刻。志愿者们在忙碌,16000封信,一排排白色的信封堆满了办公桌。

北京律协对公盟的参与做出回应,给全体北京律师发信,“个别律师通过某商业机构向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寄出信件……上述行为不是协会的组织行为……”

9月20日,《经济观察报》刊登了《北京律协直选争议》,对直选风波客观报道。21日,《新京报》报道了北大法学院的一次研讨会,十余位学者就律协直选热烈讨论。28日,《南方周末》报道《律协疑成“富人俱乐部” 律师不满要求直选》。

整个推动直选行动中,媒体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律师承受压力,《东方今报》、搜狐新闻也都有报道。虽然律协及其背后的势力上纲上线,可只要媒体还能公开报道,说明形势不是一团漆黑。

律师们勇敢,又有智慧,恰当把握分寸,不给对方阶级斗争的口实。这给媒体,以及体制内开明势力留下了空间。有限目标,去敏感化,是多年维权的基本策略。

9月下旬,司法局向各律所合伙人传达了某会议精神。说律协直选“有国际背景”,“有政治目的”,“律师沙龙”网站是非法的,要求广大律师退出。

朝阳区司法局要求该片区19位律师书面写出签名动机,3名律师遭单位劝离。其中一位是唐吉田律师。律所受到压力,劝他离开。这位检察官出身的硬汉,十多年间历经磨难。

程海也面临巨大压力。他几乎是虔诚地相信法律,起诉,投诉,控告,是他的习惯套路。十几年间,他在枪杆子面前执着地挥舞着法律的木棍,直到遍体鳞伤。

11月25日,《新京报》报道《 北京部分律师签名呼吁直选律协 司法局:暂不成熟 》。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转发。表明了上面的态度。

但我们没有放弃。第二阶段,公益律师们竞选律协会长和律师代表。

2009年1月10日,北京工人俱乐部律师业务培训会。杨慧文律师向参会律师散发1000份公开信,宣布竞选律师代表和律协会长,参会律师热烈反响。

1月18日下午,杨慧文律师在国图散发竞选传单,四名保安暴力抢夺,慧文双手受伤。随后多名公益律师赶到国图,声讨施暴者。并向参加招待会的律师散发竞选宣传单。

2月15日公益律师发表了《参与竞选是律师不可推卸的责任》等文章,呼吁律师积极参与代表竞选。2月24日公盟网发了《请投票给关心公益的真正代表——致北京律师的第二封信》。兰志学律师发表《致即将投票选举的北京律师》,号召律师们给公益律师投票。

2月26日,律师代表第一轮选举结束。朝阳选区第三分选区第二联合选举小组,应选8位律师代表,有效投票373张,代表候选人最高得票97张,其中程海得票72张,名列第五,明显领先一些官方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另外,杨慧文53票,唐吉田48票,童朝平47票。

无一人得票过半数。按照选举办法,应该尽快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第二轮公正选举,公益律师们很有希望当选。

然而2月27日,北京律协公布第二轮候选人,没有程海、童朝平、唐吉田、杨慧文。律协还设计了违法的选票:根本没有另选他人一栏。规定,如果在选票上填写候选人之外的名字就是废票。

他们终于连遮羞布也不要了。我们又一次失败了。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不知道还要失败多少次。

从废除收容遣送,到维权律师群体作为《亚洲周刊》年度封面人物,到律协直选,再到后来的新公民案、709案、人权律师团,越来越多懂规则用规则的法律人走到了时代前沿。

黎明一定会到来。每一次努力都在埋下希望的种子。

藏区314事件调查报告

2008年3、4月间,拉萨、甘南、阿坝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

什么原因让这些藏区青年成了暴力事件的主角? 314事件固然有外部因素,流亡藏人的政治、宗教诉求。但一场巨大的社会冲突不可能只有外因。

藏区的教育、就业现状怎样?普通人的生活、思想状态如何?探析“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是公盟此项调研的初衷。

我们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政治文明转型中,民族问题尖锐复杂,不能不在意。

北大新闻系研究生藏族同学方堃带队,黄莉、李响、王洪喆共四人,研究历史,深入藏区,历时半年多完成报告。

调研选择安多藏区的甘南州合作市、夏河县,以及卫藏地区拉萨市和乃东县。安多处在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卫藏是藏文化的祖地和古老政治文化中心。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特征相对比,凸显藏区问题的复杂和困难。

在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小组走访了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移民,亲身接触当地民生,以描绘出藏区民众的生存状况。

调研主题是“藏区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社会生活变迁”。时代在变,每个族群的生活也在变。“变迁”这一视角,涵盖了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更关注那些生于70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青年人。

藏区的未来,青年人的生活环境和视野已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有了新的衡量现实的参照系。不是之前的农奴社会,而是自己身处其中的现代生活。不是一个被自然环境保护的封闭的藏区,而是与整个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

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各类问题与挑战,因藏区的特殊性,似乎更加严峻和迫切了。

调研小组在拉萨看到,到处是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出租车司机大多来自河南、四川、湖南、陕西。八廓街周边的店大半是甘南回民开的。很多藏族的手工艺品来自云南、浙江、尼泊尔。一位西藏大学的艺术史教授说,现在很难看到地道纯粹的本地产的手工艺品了,大都是舶来品,很多“伪藏饰”就在拉萨郊区的浙江商人的作坊里生产。

自己习惯生活的土地,自己的传统认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关的土地,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现代化都市”。自己家门口的工作机会都被外族人占据了。缺少机会的不公平感,核心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的危机感,恐慌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经济相对落后。不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传统宗教文化受到现代化冲击,很多年轻藏人困惑迷茫;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造就一批藏族干部腐败,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政绩工程和中饱私囊,普通藏人感受不到国家的帮助,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愤怒,加上外部力量影响,导致了314事件。

我们建议,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引导藏区经济合理发展,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多站在藏族的立场上寻求符合藏区特点的现代化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对314事件的处理激发了藏族空前的民族意识。一位叫白马吉宗的藏族女孩讲述了她奥运期间在北京的遭遇,“我代表拉萨某公司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的培训,就因为我是藏族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家旅店肯让我入住,气得我和他们大吵,你们这是民族歧视!”

考虑到敏感,我们把报告寄给国家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反馈,才公布在网上。有了外媒关注,报告有了影响。我们也面临压力,有关部门找我谈话。

我们不希望中国成为苏联第二。强力压制不是长久之计,不是现代文明的治理思路。必须找到符合现代文明的道路,在自由民主之上统一。

后来新疆的75事件,背后的成因有很多相同之处。可惜我们看不到改善的迹象。

中国的未来,我们依然深切忧虑。

30万结石宝宝

奥运的礼花刚刚散去。

2008年9月9日,媒体报出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皆因食用同一品牌奶粉。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首次报道“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可能是导致大量幼儿结石的罪魁祸首。

五天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专项检查初步结果,22家奶粉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三聚氰胺。包括三鹿、圣元、蒙牛、雅士利、施恩、伊利等,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沦陷。

结果令人震惊,事件迅速升级,全国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奔波于各个医院。

最终政府公布的结果,全国3000万受害者,四毫米以上的结石患儿29.6万。

比毒奶粉更可怕的是三鹿以及背后的贪官们。早在2004年4月的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就被检出有毒。这家著名国有企业来了个中国特色的“危机公关”,大肆买通各级政府官员。

华经文库网介绍了他们为之骄傲的危机公关:“经过各方面努力,最终引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四部局于4月26日联合下发《关于‘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 5月9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三鹿集团名列榜首。

之后四年,大规模灾难爆发了。

社会治理失败是后极权的典型特征之一。至少有三个原因:高官有特供,权力只对上不对下负责;权力黑箱运作,缺少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维稳至上,抹杀责任心和积极性。

谁对人民负责?特供不除,食品、药品怎能安全?

9月12日,公盟公布了办公室电话作为法律援助热线。李方平、张凯、常伯阳等20位志愿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发布了《奶粉受害者索赔法律指南》。

9月15日,志愿律师团发布第一份工作简报,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接下来不到一个月间,律师团又发布了三份工作简报。志愿律师增加到23省111人。但是各地司法部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后志愿律师不再发布工作简报。

我们研究一揽子赔偿方案的可行性。总结一些地方医院曝光的数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推算出“结石宝宝”全国总数可能高达28万。这与后来国务院公布的29万多数字非常接近。

10月24日,公盟发布《关于三鹿毒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的建议》。指出,最节约成本,又能较好维护公正的赔偿方式,是政府主导赔偿委员会,统一标准进行赔偿。我们根据法律计算出个体赔偿标准,并根据推算的受害者总数测算出了总额约39亿元的赔偿。

最有力推动赔偿的,是受害者群体团结。11月25日,我们召集结石宝宝家长代表、公益律师、民间NGO代表、媒体一起探讨赔偿事宜。这是施加压力的方式。

家长的召集人是赵连海先生。一年以后他被捕了,被指控“寻衅滋事罪”。两个“犯罪事实”是:带领家长集体上访;还有,一个安徽女孩在聚源宾馆黑监狱被看守强奸,赵连海带领大家去公安局报案。

寻衅滋事,一个从流氓罪分化出来的罪名,原意是无事生非打架斗殴。可它成了构陷弱势群体的工具。那些来到北京寻求正义的冤民,向国旗下跪的,跳金水河的,跳楼的,自焚的,绝望的呐喊者,都成了寻衅滋事罪犯。甚至网上说几句话,也被以此罪名判刑。这个恶劣的口袋罪早该废了。

12月8日,我们提起了第一次集团诉讼。黎雄兵律师、兰志学律师把63名受害者的共同诉讼递交给了河北高院。26日又向石家庄中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2月27日,国家公布赔偿方案。22家责任企业共需拿出资金11亿多元。患儿赔偿分为三个等级标准:死亡患儿20万元、重症患儿(做过手术)3万元,一般患儿2000元。

这样的赔偿远远不够。比如湖北廖先生的女儿已动了三次手术,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医疗费近10万元,只能得3万元赔偿。

我们声明,将继续努力推动法治解决。我们代表213名受害者针对22家企业向最高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针对三鹿破产程序,再次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代表圣元受害者向青岛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这些诉讼都没有被受理。最高法院用中国特色的方式,把诉状发到患儿所在地,由地方政府出面和家长协商,解决了部分赔偿。

全国406名受害者给我们寄来了授权委托书和材料。法院不集中受理,律师奔赴各地成本太高,志愿者协助家长准备起诉材料,由家长自行递交法院。到2011年9月11日,整整三年,大陆只有10多个起诉立了案,一个开了庭。没有一个宣判。

2010年春季,彭剑律师带4名受害者家属两次前往香港,起诉原三鹿公司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败诉。我们知道希望渺茫。可国内诉讼途径被堵死,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争取到的最大一笔赔偿几乎是敲诈来的。奶粉人身损害赔偿不立案,我们抓住了一家企业的一个虚假广告,海淀法院立了案。

企业负责人飞到北京找我们。那不是一场谈判,没有讨价还价。我讲述公盟的理念,真诚地说,起诉虚假广告是无奈之举,真实目的是为帮助你们企业的53位受害者。你们的责任,请承担起来吧。他们感动于我们的真诚,同意赔偿。

2009年8月公盟被处142万元罚款,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时,林峥正在南方把100万元赔偿发到受害者手中。

困境中依然信守承诺,那是我们永远骄傲的时刻。

公盟到公民

2009年两会,公盟提出县级政治体制改革、废除教育行政垄断、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取缔黑监狱保障人权、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十项公民建议。

网站上,这些归于“公民参与”栏目。

我们的工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三个主要的板块。

法律援助。很多人寻求帮助,可我们人力物力有限,希望有限的力量最大化社会价值。李方平、黎雄兵等律师组成个案委员会,每周例会讨论工作进展及决定援助的个案。我们选择极端不公的,比如承德陈国清四人、江西乐平程发根等人,无辜者被判死刑,或重大社会意义的典型个案,比如南方都市报案、陈光诚案、毒奶粉案。

公民参与。就重大社会问题成立项目小组,通过调查报告、立法建议等方式推动制度完善。比如《征收法》草案、《藏区314事件成因调查》、《中国信访调查》、《关于停止强制计划生育的建议》、723动车事件合理的赔偿方案等。

公民行动。以行动推动人大代表选举,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围观黑监狱,冬天救助访民等。

三个板块并不截然区分。比如教育平权,有公民参与,提交建议报告,有法律援助,个体诉讼,有公民行动,每月请愿。

2009年4月我们编写了《公民维权手册》,举办了第一期法律知识培训。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为姚晶被打伤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5月,向北京73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三公消费”。6月,召开研讨会反对“绿坝”过滤软件。

邓玉娇,湖北巴东县一宾馆服务员,拒绝 提供“特殊服务”,三个镇镇府官员企图强奸她,她以水果刀自卫,杀死了一个施暴者,被以故意伤害罪逮捕。屠夫冲在前面,夏霖律师带队介入。公众广泛关注下,邓玉娇获得释放。

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把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我们乐观期望,点滴积累推动法治进步。愿在这历史进程中,作为积极的建设者。但有人不这么想。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他们充满敌意。他们眼中满世界敌人。

7月14日,税务部门下达通知,一个从不盈利的民间机构遭遇最高上限5倍罚款,142万多元,真的让人震惊愤怒。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7月29日,我和庄璐以“偷税罪”被捕。

最艰难时刻,公盟办公室大家一直坚持工作。700多位公民捐款缴纳罚款,堵住罗织罪名的借口。江平、茅于轼、章诒和、许医农、钱理群、张思之等前辈联名呼吁。千千万万公民写文章、寄明信片、制作文化衫……感谢!我们如此幸运。

庄璐获释之后。8月23日,我和伊力哈木同时获释。后来听说,背后来自同一个办公室的指令。我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可都是温和理性的建设者。2013年之后中国倒退的标志之一是,我被判刑四年,伊利哈木被判无期徒刑。

10月,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后海的一艘游船上,我和滕彪、功权、子云、雄兵等一起商量未来。

公盟公司和“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主体资格在诉讼争议中。我们也注册了新的公司。但我们对外不再以公司的名义,也不再以公盟的名义。

我们以“公民”的名义。每个人都是公民,合在一起也叫公民。

曾经,公盟是一个NGO,我们认真做公民。从此,我们变成理念倡导者,搭建一个广泛平台,以公民身份凝聚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

教育平权

195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户籍隔离制度。

2008年全国妇联统计数据,全国留守儿童5800万。

2011年我们抽样调查,留守儿童成因,80%因为户籍隔离,孩子不能随父母上学高考。

很多人关心留守儿童。却不曾想,对他们最好的帮助,不是让父母回乡,父母已在大城市就业,而是帮孩子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上学。

因为户籍隔离,春运,亿万中国人候鸟般迁徙,繁华的城市,他乡,永远成不了故乡。

2009年12月,功权提议教育平权项目。之前几个月先后有四位家长到办公室寻求帮助。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即将读完小学。不能和北京孩子一样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升学,只能靠家长自己找门路。自己找门路,在帝都,有多难。

我们意识到,他们背后,是两亿多城市新移民和数千万留守儿童。

我们制定了三年的工作计划。有理性,也有感性,三年,难道还不够吗?

第一阶段小目标,小学升初中,统一电脑派位。这个目标最容易实现,因为法律政策规定了义务教育是人口流入地政府的责任。落实法律比改变法律容易得多。

2010 年1月,寒风中我和严野奔走在北京的贫民窟。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有贫民窟。那是城市新移民聚居的城郊村落。遮不住,拆不完。

调研报告的题目,《人,生而不平等》,听孩子们讲少年的悲哀。同一个班级,成绩第一的孩子不能评三好,只因没有北京户口。每年五六月操场上,很多默默徘徊或相拥而泣的身影,初三了,他们即将告别老师、同学、父母,去遥远陌生的户籍地。

章旭东,父母在北京工作二十多年,北京国子监中学班级前几名的他,初三毕业不得不孤身一人到张家口的户籍地读书。远离亲人,语言、环境、生活习惯不适应,成绩很快沦为班级倒数前几名。一年后我们再见到他,曾经爱说爱笑的阳光少年变得沉默寡言。又过一年,他辍学了。

北京八百万常住居民没有北京户口。包括一半以上的律师、记者、企业管理人员。中国快速城市化,数亿人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作为纳税人,却没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买房买车等很多歧视。其中最残酷的,孩子不能在这里参加高考,被迫留守户籍地。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纳税平等,教育平权。

我们不为谋求特权,而是为两亿多城市新移民争取平等的市民待遇。起初北京绿卡家长提出北京市政府兑现绿卡承诺。这是一个小的群体。我告诉他们,大家团结才有力量,我们要代表大多数,才能得到广泛支持。

如此正义的诉求,敢于站出来的人很少。不能责怪沉默的大多数。一场社会运动,必须有智慧调动公众免于恐惧地参与。

第一步,征集签名。这是最低门槛,只是签名,留下联系方式,表达支持。签名者中逐步出现勇敢者,进一步参与行动。

我们先后八次找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协商”。我的海淀人大代表身份也有点用,有时教委邀请我们到会议室谈。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安置、学生与学校密度差异等问题,我们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同时也准备好了诉状,义务教育,是北京市政府的法定责任。

第八次去海淀教委,大家承受着巨大压力。从那时起,家长团队和维稳部门摩擦不断。

为使行动持续,我不断告诫大家温和理性,不要在QQ群里谈政治,我们的目标必须单纯为孩子教育。我有政治理想,从不隐瞒,可我们追求良心政治,当事人利益至上,实实在在帮助人就是最大的政治。

6月,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非京籍孩子也可以参加电脑派位了。多少父母松了口气。

大家继续努力。争取高考平等。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到教育部请愿。第一次选择了周四,以后就成了传统,整整两年。诸多行动围绕每月的请愿展开,征集签名,提出建议,组织研讨,动员人大代表。

行动的时间节律,对行动可持续非常重要。

2010年8月建立教育平权网站。9月,支持签名突破一万人,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大幅报道。之后教育部才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成立了专家小组。到2011年两会,这已是教育部不可回避的焦点话题,袁贵仁部长说,正在研究方案。

2011年11月,我们给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寄材料。有机会见面的,分头拜访。借助体制内良性力量,是很多维权行动的策略之一。也因此,公民运动不等于不合作运动,有时不排斥合作。

2012年元旦,100多位家长志愿者在北京地铁口、商场等20多个地点同时征集签名。类似的行动有过多次。这也是有组织的非政治的街头行动。

2012年2月签名突破10万。在北京,我们可以给10万人发短信,报告工作进展。我们把北京分成7个区,积极家长作为核心召集人。维稳体制下,这是社会进步最强大的推动力。

两会期间,媒体上公开可查的,6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表态支持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教育部部长副部长称随迁子女高考方案将在上半年出台,各地具体实施方案也将在年内出台。

2012年7月5日,教育部承诺到期后,家长们再次请愿。这次胡杨、跳舞等团队核心成员遭到警方野蛮袭击。胡杨被按到车座下面长时间殴打。跳舞被两只警察抬走时,一只抬着两条腿,一只拎着她的长发!

2012年8月30日,《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新政策终于出来了。年底各地陆续出台了新的办法。数千万曾经被迫留守的孩子终于可以在父母身边上学、高考了。

然而北京反而退步了。以后几年,对新移民子女上学越来越苛刻。一位家长悲哀地自嘲“我们努力三年,解放了全中国,却惟独剩下了自己”。

2013年两会前,北京即将出台具体政策。据说他们准备了两套方案。我们做最后努力,我到地铁站发卡片,号召大家“2.28请假一天”,去北京市教委请愿。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

五年后,2018年我们再相聚。刷子、跳舞她们依然在坚持,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去教育部。

九年了。我们改变了户籍隔离,帮助了千千万万留守儿童,一起为社会进步付出过代价。没有后悔,只有感恩,这进步年代的荣耀。

这是一场主动发起精心规划广泛动员有始有终的社会运动。如果以帮助到留守儿童的数量来衡量,我们实现了大约90%的目标。我很骄傲的还有一点,那么多家长和我们一起奋斗了三年,一个也没有被拘留过。代价只有我们少数人承担。

7月收到跳舞的微信:“许老师,分享一个好消息,儿子今年高考被上海的艺术学院录取了!中考后我们选择在北京周边的河北上高中,以河北随迁子女的身份参加高考。虽然每两周回家单程3个小时,但是避免回老家做留守儿童。这样的孩子很多很多,我们也是异地高考的受益人……这背后,您的付出和牺牲太大了,每每念及,惭愧不已,心痛不已……”

这给我很大的安慰,曾以为,解放了全中国的他们,真的只剩下了自己。

村长之死

2011年第一天记忆深刻。整个下午我们在丰台一处拉着铁丝网的三层小楼前一次次拨打110。这是新发现的一个黑监狱。

直到夜晚,寒风中一位勇敢的志愿者者趁人外出门缝打开之际突然用力拉开铁门闯进碉堡一样的小楼,上访者趁机往外冲。

几分钟后警察来了。我和王功权、单亚娟等十几位公民志愿者坚持要求放人。

获释者中有赵克凤。她为儿子冤狱上访。那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儿子以杀人罪被判死缓,真凶早已出现,因另一起案件以另一个人的身份被判处了死刑。那个寒冷的夜晚,她去桥洞住了。为了无辜的儿子,九年艰辛上访她一贫如洗。

很多年来,这样的故事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天网络上我们正被千夫所指。

浙江寨桥村村长钱云会遇难。车轮下的惨死,背后数年苦难的上访路,每每关键时刻坏掉的摄像头,一切太像谋杀了。

人们渴望真相,我们去调查真相。于建嵘、王小山也各自带队成立了民间独立调查团。

长长的刹车痕迹,“目击者”闪烁其辞,村庄自由出入的开放气氛,那天早晨的一些细节,多年的调查经验,我很快做出判断,这不是谋杀,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背后是村民多年为征地上访历经磨难,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官民不信任。

现场观察,有一个关键细节:钱村长不是被撞死也不是被碾压致死,他是被车轮和路边小土堆挤死的。急刹车,沉重的卡车拖着长长的痕迹,推着倒地的村长刚好挤上路边的小土堆。本来卡车时速四十多公里,刹车同时撞人的时速不应超过20公里。如果谋杀,就不该有急剧刹车。急刹车还能把人杀死,这需要天大的巧合,不会有人这样杀人。

确信交通事故,还有一个重要根据是不方便写在报告里的。是当地政府的态度。

这些年参与过很多公共事件。太熟悉地方政府的反应了。在很多地方我们被跟踪被骚扰。可寨桥村,难得一见开放。村里到处是全国各地来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关键证人也没有被失踪。

12月31日报告第一版公布。抱歉,报告确实有细节错误。对结论的表述,普通交通事故,也太不留余地了。我也为自己自鸣得意仓促公布报告而深感羞愧。

可是,如果时光重来,我会更细致,缓几天,但仍会公布调查结论。

我们宣布去调查真相,高调去的,了解真相后不再说话。就这样逃避真相吗?

第一版公布引起激烈的批评和争议。元旦过后,我再次来到寨桥村,进一步详细调查。

一个细节几乎让我落泪。在钱村长生命最后时刻走过的路上,我反复走过无数次,不明白他为什么走到了路的右侧。

一条公路,左边是村庄,右边是农田。小卖部、村长家都在左边,相距320米。他从小卖部回家,应该沿左侧走。那样就不会有事故了。

反复研究了视频和现场,终于明白,他去路右边是为了拍摄三辆装满保安的车。村民和电厂前一天刚刚发生过冲突,那些保安是为防止村民堵路。

过了小卖部,他穿过马路来到右侧,把视频手表抬起来,对准前方三辆车。然后快到回家的路口时再穿马路。这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强烈的命运感,我第一次如此怀疑我们的结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吗?村长带领村民抗争六年,生命最后时刻仍在战斗。

要不要公布报告第二版,我们激烈讨论。滕彪强烈反对。那天他在深圳,我们通话三个小时,几个人的手机都打没电了。最后表决,六比五,多数通过。

我的主张很明确,确实是交通事故,我们高调去调查的,不能因为真相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就拒绝公开结论。说真话,负责任,我们不只是批评者,我们是公义的象征。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到村民,而不只是政治正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帮助的方式不是故意隐瞒或者模糊真相,而是发现真相背后政府真正的责任。

鸡蛋和墙之间,我们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可真相是正义的前提,我们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激烈的批评一直延续多年。我们叛变了居然为官方说话?我们被200万收买了?我们扑灭了革命的火焰?对不起,谎言之上的激情,哪怕革命,我不愿看到。

后来一些公共事件,我学会了沉默。

仍然有人问,真的是交通事故吗?我肯定地回答,是的。

我还有一个梦想,这个国家的政治家以诚实为底线。永远怀有一颗公义的心,舆论汹汹时依然说真话,这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

茉莉花

2010年底,一个商贩之死点燃了突尼斯革命,民众游行要求总统阿里下台。不到一个月,2011年1月14日,阿里结束了23年的政治生涯。

这场席卷中东的革命,以突尼斯的国花茉莉花命名。

“茉莉花”波及埃及。大规模示威后,2月11日,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

这个早春,余波到了北京。

2月16日,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等十几位律师公民一起聚餐,主题是援救陈光诚。可能有人聊到了茉莉花。北京形势异常紧张。这次聚餐国保守在外面。傍晚,唐吉田被带走。

2月17日,twitter的公共匿名账户发布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消息。19日,博讯网一篇呼吁文章,公布了中国各大城市集会地点。

2月19日下午,滕彪、江天勇被警察带走,家里被搜查。这一天还有冉云飞、李天天、刘国慧、丁矛、朱虞夫、 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肖勇、张建平、石玉林、佘万宝和李宇等众多维权人士被捕。仅北京就有数百人。

那天下午本来约了滕彪见面,商量怎么帮助光诚。可再没能联系上。

晚上我来到滕彪家。分析情况,做一些准备。

这次事件,我没有触及。我知道这极度敏感,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革命时刻。滕彪不一样。他不考虑这些。他的定位是独立知识分子,该说的话就要说,不考虑红线黄线的。

很多时候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围观黑监狱,救助访民,为死刑冤案法律援助,帮助结石宝宝。甚至被导师逐出师门,我们也在一起。

但有时,我们激烈争论。比如人权报告,我主张三分之一内容讲进步,三分之一是批评,三分之一是建议,而他认为,公民的立场应该是批评,表扬的声音已经到处都是了。

“314”之后,滕彪和江天勇等十多位律师联合声明,愿意为被捕的藏民辩护。他们的立场很简单,作为律师有捍卫人权的职责。可他们在网上受到激烈的指责。然后滕彪就被失踪了,那次40多个小时。

坎坷的路上,我学会了回避一些不可碰触的陷阱。滕彪没有学会。他的天性永远也学不会。他是传说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坚定的批评者。

而这个国家还没有文明到容纳独立知识分子的年代。

4月初一个早上我被文保带到宾馆一整天。晚上回来才知道是因为艾未未被失踪,怕我去现场声援。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办公室要不要关闭一段时间?几个朋友好心提醒,不是故意前冲,但客观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最前沿。可如果我们这样理性建设性的团队都不能存在,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法律援助和救助,教育平权,我们继续努力。

夏天以后,形势好转些。我们关注暴力拆迁,推动人大代表选举。

又是人大代表选举年。5月,江西新余的刘萍率先打起了竞选旗帜,传单被夺走,本人被非法拘禁。6月,全国人大法工委站出来说“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根据,接着媒体全面封杀。李承鹏等勇敢的公民高调宣布参选,很快遇到各种诡异的压力。北京13位公民联合参选被限制人身自由。我再次竞选,只为表明态度。

2011辛亥百年。卡扎菲死了,穆巴拉克垮了,从中东到东北亚,专制冰原一块块崩塌,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浪潮再次席卷这蔚蓝色的星球。

这一年革命话语悄然兴起。

青春

公盟办公室很长时间在五道口。我喜欢宇宙中心纷乱而青春的人群。激扬音乐的酒吧里,思考生命。或在空灵的音乐中,写下遥远的启示。窗外北风呼啸。然后起身,去冰冷的上访村。

感谢你。世间最深切的悲苦和最美好的祝福都在这里,这伟大时代,我们生逢中国。

后来办公室在华杰大厦。再后来,有短暂时间在双井。2011年7月的一个傍晚,办公室聚餐,送别吴如加。这个场景是很多年后和周晓晓吃饭,在她的帮助下慢慢回忆起来的。

如加来公盟不久。被国保找了四次,其中两次传唤。他妈妈非常担心。这背后的故事,如加女友的文章《灾星》里有记述,他和妈妈的对话:

“如加:我是公民。如加妈:你不是牺牲品。儿子,我不管你做什么,只想你平安。古语说,枪打出头鸟。如加:妈,那是俗语,古语有的,是文死谏,武死战。如加妈:毕业就去做事的律所也很有名,为什么就不做了呢?”

如加之前在律所,他外语好,做非讼,年薪8万。可现在,他工作的地方叫什么?公盟?百度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公盟主要项目有法律援助、拆迁救济、《中国信访报告》、教育公平、选举关注等项目。如加负责教育公平项目。初期是研究分析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必要性可行性。怎么会被警察找呢?如加妈妈看了我的博客,有一篇写滕彪被失踪了。怎么不让人担心?

周晓晓刚来公盟不久,警察就找上了房东,她被迫搬家,临时住在办公室。庄璐被关押20多天。林峥不知道被找过多少次了。马银岭通过了司法考试却被阻挠拿不到律师执照。

是的,我们有政治理想。从不隐瞒。永远告别专制,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这就是我们受难的理由。

那天如加 “喝得玉山颓倒,一边哭一边喊:‘让我给税务人员送购物卡,那就是行贿!一块钱都不行!我绝对不干!绝对不干!!’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他一掌拍破玻璃杯,碎琼一片,血在我的裙子上溅开。”(引自《灾星》) 

故事背后是我们2010年开始倡导的《公民承诺》,做一个真正的公民,法官不枉法,律师不行贿……忠于良心,坚守职业伦理底线。愿天下志士仁人,聚成民族的希望。

那天我也醉的不省人事。晓晓的记述里,“许老师站起身,和他狠狠地抱在一起,哽咽难言。”(周晓晓《你的北漂故事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灾星》中那个美丽的女孩这样写自己的恋人:“昨天是末世的慌乱,明天是尚不明确的未来,我们在熟悉的异乡, 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穿过鲜花, 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

常常想起那些青春的面孔。滕彪、俞江,一辈子的兄弟,如今他们远走他乡。星水是佛教徒律师,后来皈依基督教。功权是企业家中的诗人,理想情怀痴心不改。玉闪一直积极行动,多年承受压力。林峥总是那么阳光,后来有成功的商业和幸福家庭。王佳,工作能力超强的女孩,一年后去了哈佛做博士后。还有很多闪亮的名字,黎雄兵、彭剑、扬子云、李玉洁、李方平、金怀鱼、马银岭、魏欢欢、吴如加、严野、宋泽、周晓晓、夏天姝、鞠双、李冰、刘丽云……他们有梦想,有个性,爱自由。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一起走过的阳光明媚的日子。

这十年

2012年3月,我们再次失去办公室。挨个被谈话,要求必须退出公盟。宋泽负责围观黑监狱项目,5月5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这迫使我们实现计划中的转型。从一个NGO 变成大道无形的公民共同体。

2012年5月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做真公民,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以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和民国蓝,制作了“公民”标识。提出公民运动的核心价值——自由、公义、爱。制作公民文化衫、雨伞,倡导微博头像使用“公民”标识。倡议公民同城聚餐。

我们努力为这个民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体制外成长出独立的政治力量。

十年。

从废除收容遣送,数以亿计的城市新移民不再担心被抓捕遣返,到教育平权运动,数千万留守儿童得以在父母身边上学,为打破户籍隔离,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我们努力了十年。

从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毒奶粉案、陈光诚案,到推动人大代表选举、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为捍卫自由公义,推动民主法治,我们以法律为武器,战斗了十年。

从阳光宪政到公盟,从公民承诺到新公民运动,为建设公民社会,为中华宪政文明转型,我们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开拓道路,执着前行了十年。

我们一直是反对者。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专制文化。反对任何人——无论掌权者还是在野者——谎言、构陷、不择手段。

也一直是虔诚的建设者。理性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在《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中,我们提出利于国家统一和住民自治的建议。《关于“723动车特大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见》中,我们批评50万赔偿太低,公布90多万元的赔偿标准,舆论迫使政府很快接受。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我们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为大多数省市接受。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就在新公民“十君子”被捕前不久,我们正准备起草财产公示法律草案。

负责任的公民,反对,是为建设。建设我们梦想的美好中国。

建设者,脚踏实地服务社会。政治不是空谈。服务社会,机会就在身边。帮助贫弱者、受难者,扎根社会,虔诚付出,这是我们的力量之源。

建设者,怀有一颗公义的心,在这片谎言厚黑毒污的土地上,坚守人格,坚守良心,成长为浩然正气的力量。改造国民性,见证良心政治,美好政治。

我们在腐朽没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大厦。只为极权灰飞烟灭时,这个民族已有新的希望。

这条崎岖坎坷的路,我们走过黎明前充满希望的年代。这条良心之路、自由之路、公义之路、爱之路,通向美好中国。

历史逆流不可能走多远。正有越来越多臣民觉醒为公民。我们如此执着坚信这个民族光明美好的未来,两千年专制和一个多世纪动荡苦难之后,重生为自由、公义、爱的新生命。公盟是一段历史,中国进步的以及我个人生命的。有一天,它会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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