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之十二:中国道路

改良无望

没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宪政。问题在于,转型的道路,国民的代价。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认真思考中国的道路,是时候了。

“中国梦”是否有未来?

一些还有梦想的中国人,寄望“开明专制”,维稳、反腐、扶贫、一带一路等,发展经济,强大军力,实现民族复兴。

能否避开民主宪政走出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一党专制加市场经济。价值观、利益如此多元化的今天,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如何统治13亿国民?大小政策依赖一人怎能科学?永远垄断权力为目标,党怎能不堕落为特权腐败集团?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确实发展了经济,可也缺失了现代文明诸多要素,自由、公正、幸福等。变革的经济基础注定与僵化的上层建筑相冲突。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宪政,还是逆历史潮流强化维稳?2013年之后他们选择了后者。市场被权力扭曲,私营经济被边缘化,社会失去活力。党政分开变成党领导一切,集体领导变个人独裁,连废除终身制也走回头路。

中国模式正走入死胡同。

为什么极权体制有“七十年大限”之说?不断膨胀的维稳体制压迫经济社会进入螺旋式收缩,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越不稳定,维稳体制越膨胀。正如历代王朝末年,政权膨胀到国民无法承受。一个王朝持续两三百年,那是几乎静态的农耕社会。今天地球村信息爆炸时代,一个政党垄断权力七十年已经很漫长了。

改良有希望吗?

我们曾期望改良很多年。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自始目标民主宪政世界潮流,自军政训政至宪政,戡乱只是临时限权,方向不变。共产党自始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方向是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自己现在就是最先进的。来自西方的计划经济阶级专政幽灵,与东方专制丛林法则相结合,共产党的文化基因,与宪政民主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共产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民主政治,一切都会在阳光下。镇压反革命运动按比例杀人,反右运动大批敢言知识分子遭难,大跃进带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疯狂毁灭民族文化传统……那些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一旦公之于众,它不可能继续存在。

极权体制由文革巅峰退潮,退化为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不负责任的平庸官僚集团,垄断权力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攫取超额利益,以庞大维稳系统维护之。体制有强大的惯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任何另类都会被排斥出局。局部突破是不可能的,村民自治,司法独立,人大代表竞选,都只是昙花一现。

今日中共不是革命党,革命建立新秩序。不是现代意义的执政党,执政在宪法秩序中。它可称之为专政党,其目标是永远执政,绝不容许他人分享权力。改革、发展等等,一切都为此目标。他们没有动力也没有勇气顺应历史潮流自我革命,也没有能力逆流历史重回极权巅峰。他们等待脆断时刻。

中国民主之路会有威权过度阶段吗?

很多人曾寄望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个威权主义强人,开放党禁报禁,抛开共产党,自己当选总统,完成宪政转型。那个人将是民族英雄,彪炳史册。

威权体制的核心词是“威”,特征是智慧能力威望强大的个人魅力型领导者。因其强大的威权,骨子里的自信,所以容忍一定的司法独立、私人媒体、社会团体乃至独立政党。社会有一定自由空间,尤其中产阶级有一定成长空间。

台湾有蒋经国。智利有皮诺切特。韩国有朴正熙。埃及有穆巴拉克。威权体制本身为通往民主宪政预留了空间。更智慧的领导者如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民主宪政和平转型。

共产体制权力逻辑决定了,核心一代不如一代。邓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团中的佼佼者,八十年代是典型的威权时代,有机会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然而缺乏历史远见,错失机遇。邓之后中国再无威权。

当下中国是后极权。我们不低估体制的强大与韧性,它笼络了大部分精英,有巨额的财政资源,结束前一分钟仍可能杀人。也不低估它在历史潮流和道德良心面前的脆弱,没有信仰的利益纠合体,如当年苏共,一夜间灰飞烟灭。

它裂痕重重。改革开放与重回极权在较量,个人独裁与寡头共治在较量,各家族利益集团在较量。他们有共识,稳定压倒一切。可面临重大公共事件不能立即平息,分裂是必然。体制分裂与社会运动相辅相成。

有部分国民坚定支持,如委内瑞拉,威权结束的过程反复曲折。共产专制意识形态耗竭,缺乏领袖,结束时几乎无人为之惋惜,更“无一男儿”坚定捍卫。

现体制不是过渡阶段,不会从极权到威权再到民主。历史上也没有共产国家经历威权过渡。共产专制结束都是脆断模式,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脆断也有激烈温和之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多年独裁,拒绝进步,革命爆发,他下令镇压,军队倒戈,结局悲惨。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共产党在巨大压力下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专制权力,和平完成转型。

市民革命

中国政治转型运动不可能是农民起义,天下大乱。

四十年城市化之后,农村空心化,精英大部分进了城。税费改革、农业补贴减轻了农民负担。加上信息闭塞,总体满意程度较高。农村稳定是好事,中国民主转型基本和农村无关。

饥寒交迫揭竿而起,那是教科书的传说。历史上揭竿而起的不是饥民,而是有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饥民可能起哄抢粮,可唯有陈胜吴广李自成们,动员、组织饥民开始新一轮“打江山坐江山”。农村没有了陈胜吴广们,他们进城沦为忙于生计的“流动人口”,弱势群体。

现代社会,不会有大规模饥荒了。经济危机严重如1929,也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二十世纪农业科技突飞猛进,如今全世界粮食过剩。二十世纪大饥荒只有两种模式,一是极权巅峰,逃荒的出路也被堵死,数千万人饿死。二是战乱中人道救援暂时不能抵达。

也不可能是军事战乱,军阀割据。

辛亥革命演变成军事战乱,因清末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军队为各首领乃至将官之私家军。叙利亚陷入军事动荡,因为多数军队忠于强人二代,血腥镇压致和平示威变为暴力革命。

私家军,是战乱动荡之源。

共产党消除了地方割据,军队统一于抽象的党。军官调来调去,几乎做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没有了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军队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军官能发动政变,官至上将连一个连也动不了。转型时刻也不会有一个军官能拉出一支部队捍卫党。

有强人独裁,将军们相信他一定赢,就会服从命令镇压民主运动。强人,袁世凯都算不上,逆流历史将军纷纷倒戈。被提拔上来的平庸二代更算不上了。没有强人,军队犹豫观望,或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人民一边。犹豫观望就够了,专制宣告结束。这几乎是共产专制结束的共同模式。

人类文明进程决定了,中国革命不会是传统王朝更替。1989年以来,各国共产专制结束基本都是和平革命,没有一国发生大规模战乱。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未来转型的民主运动是市民革命。大城市的市民,被突发事件引爆悲伤或愤怒激情,突然集体走上街头,所有监控和维稳措施失灵,统治内部迅速分化,进入转型模式。

市民革命不是暴民革命。经过了四十年思想启蒙,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非理性民族主义,可在社会公平、一党专制、特权腐败等很多国内问题上,市民具备了民主素质。当他们为内心的正义感,悲伤或愤怒,也为新的希望,走上街头时,和平理性将是主流。1989年北京市民没有暴乱,相反,连小偷也罢偷了。

变革的动力,不是为温饱,而是为权利。人们渴望改变,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是因为不义和愤怒,奋起反抗,为自由、公义和尊严。特权腐败,贫富差距,官僚傲慢,司法不公,不公不义的愤怒在人们心中沉淀,积累变革能量。

运动的主力,不是遭受不义的弱势群体。“低端人口”被驱逐,半夜流落街头,默默无声。底层生活的艰辛,远离故土的陌生感,磨灭了他们抗争的勇气。他们不会是革命的主角。为避免革命驱逐“低端”,是误读了历史。

不是特定阶层或利益群体。各利益受损的维权群体,他们中少数人有政治诉求,多数只诉求具体利益。利益面决定了参与人数有限,会被分别镇压或化解。群体事件在清末称为“民变”,不直接带来制度改变,但消耗维稳资源。某个事件,如保路运动,也可能成为变革的先导。

人们为利益才行动,是的。但利益不限于世俗的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的。人们对幼儿园性侵事件愤怒、转贴,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可能受害,而是出自本能正义感无法接受。

物质利益总是具体的,有限的,很难激起广泛的愤怒。而如突尼斯商贩之死的极端事件,伤害了“无利益相关者”的精神信仰,才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形成民主运动。

运动的主力,最先走上街头的,不是民主派,而是有正义感的普通市民。他们有文化,有不错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有正义感,在维稳体制的监控之外。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表面上不太关心政治。可在雷洋案、假疫苗等事件中,他们突然站了出来。

新闻联播里和谐盛世,天桥下大妈载歌载舞,地铁里拥挤的人流,这都是真实的中国。到处都有生活,希特勒的德国也有菜市场和音乐会。沉默的,注定是大多数。人们关心政治,不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表现,那就太不正常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民意,彰显于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那些“无利益相关者”的愤怒激情。

历史时刻,作为导火索的事件,足以激起普通人的正义感,点燃朴素的愤怒,激发早已积累的对专制的不满。变革的临界点,大众的愤怒压倒恐惧和理性,沉默的大多数突然站出来。

一次一次公共事件,都曾引爆人们的愤怒。没有人知道,哪一次是“突尼斯商贩之死”。沉默的人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那个时刻未到。

变革不会等到多数人觉醒才到来。即使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参与者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百分之一参与就是1300万人,足以改变历史。

革命不是策划出来的。突然爆发,不可预测不可防范。互联网时代革命动员几乎不需要成本。突发事件引发的某种情感共识迅速传播,迅速出现集体自发行动。

也因此,维稳再强大,它只能对付典型事件,无法杜绝非预期效应,无法应对非典型事件。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核电站……不透明的体制埋下了数不清的定时炸弹。一个贫富差距巨大、官民矛盾激化、官僚体制冷酷傲慢的社会,革命的导火线随时会被点燃。

公民的使命

我直到2016年才确信改良已死。今天,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成长公民社会,当极权脆断时,国家不会陷于混乱动荡,而是有新的希望,美好未来。

市民革命是否带来混乱动荡?很多人悲观,以为专制结束后民主之路依然漫长。二十一世纪,全人类瞩目下,大规模流血冲突不会了,巴黎革命的悲剧也不至于。

可这片专制阴霾笼罩千年的土地,如果民主力量一盘散沙,建设道路漫长,边疆可能分裂,人民也会厌倦。

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追求民主政治是为美好中国。必须避免社会动荡,避免无休止的政治对抗以至于议会总统兵戎相见,避免俄罗斯式的专制回潮。成熟公民社会,以最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引领国家美好未来,这是公民的使命。

墙,一定会倒的。意识形态衰竭,核心代际退化,社会治理溃败,专制内在逻辑决定了其结局,某个时刻它会突然唤醒人民结束它自己。

当变革突然到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至少需要三个方面做好准备:思想共识,团队建设,危机对策。

中国向何处去?有方向,才有希望,才有力量。指引方向的,是思想。中国政治文明转型,是秩序重建,文明重生。我们为民主同道亦为国民找到思想和方向。

我们的理想,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不只结束专制,也不只建设民主宪政制度,还包括新的核心价值、信仰体系、国民精神。

我们的道路,非暴力公民运动。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在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中成长出健康的公民力量。公民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在此身份下民主力量凝聚。公民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公民,中国就变了。公民运动只能选择非暴力,是策略,更是信仰。

团队建设,基础是个人修行。彻底告别丛林文化,把一个古老民族拖出专制深渊推向现代文明巅峰,公民必须有强大道义力量,浩然之气感天动地。这力量来自信仰、服务、担当、放下。

坚持抗争,承担代价,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前辈们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虔诚服务,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公民扎根社区,服务社会,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赢得民心。

团队,不是传统的有形组织,也不是一盘散沙。理念共识,自治做事,个人自由,民主规则,同城互助,公民社群。新的理念,新的话语,新的形式,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符合现代文明理想。公民群体,自始就是现代文明的健康力量,为民主宪政打下地基。

危机对策,智慧应对转型中的重大问题。统一问题、经济危机、转型正义和宪政制度等。

统一问题。

转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考验是国家分裂问题。这不是理论探讨统一还是分裂好,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多数国民不愿意分裂,如果不能维护统一,新生的民主制度将是脆弱的。

必须确保国家统一和秩序。至于独立问题,比如英国议会同意,苏格兰公投,是民主成熟之后的选项。成熟的民主制度会充分保障自由选择,也只有成熟民主制度之下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健康的代价最小的选择。

台湾已经是政治实体,是否宣布独立对大陆局势影响不大。统一是大陆民主以后的事。内蒙基本已经汉化,多数是汉人。四十年城市化之后,广东大半居民是内地的新移民,统一意识大于独立意识。真正的危险是新疆和西藏,历史积怨太深了。

当变革到来,面对边疆民族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信念:

自由是方向。议会和政府直选,语言文字、信仰文化得到充分尊重。新疆、西藏和其他省份一样,都是地方自治,这是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自由的中国,美好的中国,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汉族人还是藏族人、维族人。

统一是底线。国家统一和秩序是坚定的底线。坚决制止暴力。我门的信念必须清晰坚定,没有任何含糊动摇。任何含糊动摇都会使各民族付出更大代价。告诉激进者,绝对不容忍暴力,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制止暴力。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定信念恰恰是为了最少代价。

爱抚平创伤。倾听最激进者的立场,坦诚沟通,公开对话。尊敬并补偿每一个人为自由付出的牺牲。所有死难者,无论汉族人、维族人、藏族人,亲人都应得到补偿。没有敌人。为信仰而牺牲,都值得尊敬。

我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不是目的,人的自由幸福才是目的。国家最终会淡化,人类一家是我一生的梦想。可我们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我们必须尊重大多数国民的信念和选择,必须避免战乱和种族屠杀,必须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长久未来负责。

经济危机。

三十年粗放发展,忽视科技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跟不上发达国家,产品缺乏高端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低不过印度、非洲,产品缺乏价格优势。能跨越陷阱的唯有高科技,而这需要漫长的时间。

转型时刻,积累多年的经济问题集中爆发,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迅速缩水,货币急速贬值,恐慌蔓延。必须有科学的对策。这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今天,优秀的学者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汇率、债务、恶性通胀等问题,我们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取得支持,以克服暂时困难。养老金亏空以及某些地方的财政困境,以债券化解,长远靠分权的制度。

必须重树信心,避免恐慌与萧条恶性循环。国民在新的信念和希望下前行。萧条是必然到来的。也是暂时的。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基础,只要政治秩序稳定下来,生产会很快恢复。

转型正义。

直面过去,走出过去,才有美好未来。革命是深刻的,民主宪政,文明重生。但不是激烈动荡,天翻地覆。大量的公务员、警察、法官,将继续留任。他们也可以转身参与民主政治,竞选公共职位。

有法律责任。作恶者,依法承担责任,造成民众伤亡的暴力事件,人类普遍的法律规定了杀人及伤害的罪责。做出良心冤案判决的法官,承担徇私枉法的责任。

专制下贪污受贿的,除非证据充分并造成了重大公共利益损失,不予追究。专制结束,已是惩罚,人们的愤怒释放。

有政治责任。给国民带来巨大损害的政治决策,公开责任主体和程序,做出评价,汲取教训。

有历史责任。文革,反右,镇反,真相是最好的惩罚与救赎。不可能追究所有的罪恶,我们能做的,是铭记历史。天安门广场当有文革纪念馆。教科书回归真正的历史,不回避我们民族曾经的丑陋与悲伤。

抚慰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司法蒙冤者、被酷刑被判刑的法轮功等宗教信仰者、新疆受伤害的穆斯林,每个遭受不公不义的公民,其本人或近亲属都应当获得公平赔偿。太多的历史积怨在我们民族记忆深处,必须超越专制政治的野蛮轮回。历史转型中有真相与正义,宽容与和解,新文明。

宪政制度。

要有科学的民主宪政制度。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要不要宪法法院?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它不是转型中各派力量角逐的结果,而是理性建构的结果。作为民主的后来者,我们有全人类的经验教训。考虑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理性设计。我们需要宪法共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

唯一道路

转型道路,中国和苏联不同。戈尔巴乔夫开启政治改革,专制很快结束。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俄罗斯专制回潮。

中国准备了四十年。

体制外长出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也正在长出独立的政治力量。

觉醒的公民已经很多了。分散在各行业各阶层,包括传播自由思想的大学教师、媒体人、NGO从业者、民间思想者、基督徒、正义的律师、公民维权者、追求自由的导演、艺术家、关心社会和公共利益的企业家、中产阶层,以及特权集团中的价值观认同者。这是一个价值观共同体,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争民主自由。民主党千年刑期,晓波先生以生命宣示“我没有敌人”,浩然正气的公民精神,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次次失败。可这个民族是有积累的。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公民力量联合。我们找到了联合的道路。

公民是我们共同的身份。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做真公民。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我们有共同的身份——公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自由、公义、爱,共同的方向——美好中国。在共同的公民身份和民主规则下,各地公民社群自治做事,自发成长,联合成长为公民共同体。

经济变革,旧体制外长出市场经济,政治变革,旧体制外长出公民共同体,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就是中国道路。

我们希望,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会有波兰式的谈判。朝野共识,理性制宪,妥善处理边疆问题,公正大选。如果统治者有这样的眼界胸怀,那将是中国的幸运。这世界没有万世一系,终有告别的一天。区别只在于主动还是被动。

次之,希望执政者意识到理性的政治反对派于中国美好未来之必要,不要试图扼杀公民社会。

我们执着努力,唤醒国民做真公民,在体制夹缝中顽强成长。我们以自己的奋斗、牺牲和爱,告诉每一位国民,政治反对派,不是敏感的不可提及的,而是中国的希望,这个民族光明美好的未来。走出两千年专制,就在我们这一代。绝不把责任留给下一代。

非暴力公民运动,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平民主转型,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这是唯一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我们唯一的选项。

我们不是旁观者,猜测哪一条路。不是投机者,跟随最现实的。我们是公民,是行动者,只认准唯一的路,这是信仰。如果失败了,那中华民族太不幸了。相信上天不会让中华民族错过另一个世纪。他赋予了我们爱、智慧和勇气,伟大的政治文明转型,中国不会陷于动荡分裂,告别专制黑暗,中国必将迎来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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