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民

6月7日上午十点多下楼,楼道口外7个人,有两个是市局文保总队的,其余不认识。曹大队长迎上来说,要找我谈谈,外出找个地方做个笔录。

上路向北昌平方向。几分钟后他们拿出黑布给我眼睛蒙上,借口说让我休息一会儿。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没有反抗,反抗也没用。

经过高速路和颠簸路面,大约半个多小时后下车。我本能举起手想摘掉黑布,有人大声呵斥“不能摘”,立即有两个人夹紧我的胳膊。

大概到了屋里,我被按坐在一个感觉像沙发的角上,抽去腰带、鞋带,搜走身上所有东西。有人进进出出。一个声音说“先好好想想,最近都干了什么,下午问话!”我一动不动,完全沉默。

唐吉田、滕彪、黎雄兵、李方平、江天勇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等待着随时可能的辱骂和拳脚。我等待着。曾经想过,如果遭遇暴打和酷刑,我会仰天大笑,是那种洞穿天空和历史崩溃魔鬼宫殿的彻底地大笑,可是此刻我知道了,我不会那样,在上苍面前,我没有资格那种骄傲地笑,我会悲悯地望着打手,任由侮辱和殴打,甚至眼睛悄悄溢满泪水,为我在这世间的荣耀。

这个民族在专制阴霾中太久了,很多先辈为信仰、为思想、为言论、为理想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直至今天还有人遭遇非人的折磨。这些年我所经历的殴打,为陈光诚辩护时,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从黑监狱救人时,真的太肤浅了。此刻,我甚至渴望酷刑,否则,我没有资格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怀有那么美好的梦想。

大约过了一小时,有人进来问想的怎么样了,我沉默。有人过来摘掉黑布,原来我坐在一个宾馆房间的床角。

曹队长进来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就公民组织的活动和我谈谈,做个笔录。我说,谈话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为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请理解。

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沉默。偶尔有简单对话。

有两个对话印象深刻。一个姓温的三十来岁(应该曾经看守过滕彪),我去洗手间他非要推开门看着。出来后我说“你没必要这么积极”,他说“不是我积极,对你们这种人就要严加防范”,我说“我们这种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说“我不管我正在干什么”。

有一个姓赵的五十多岁,性格还算直爽,一口咬定我这种人会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好外国什么都好,肯定不看新闻联播,我说我经常看。他接着说,“既然西方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出国呢?”我一下子提高了声音:“这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有责任让她更好!至少不能让西方的什么主义任意践踏我的祖国!”他问什么西方的,我说“你共产主义不是西方的吗?”

晚上送来盒饭劝我吃,我说,对不起,非法拘禁期间不吃饭。

这是大约一年前作的决定。当我没有自由空间做事推动社会进步,就以绝食的方式抵制非法拘禁,算是为社会进步做一点努力。记得去年6月,因为教育平等一次较大规模请愿,我被带到一个温泉宾馆,两天没吃饭。他们说,本来带你来好好玩玩放松一下,结果你连饭都不吃,我们也没法玩了。他们多次说,想开点,大家一起出去玩多好,想去哪里你说。可是对我来说不存在这种“旅游”,我跟他们讲,当你们不干这个活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但非法拘禁就是非法拘禁,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我应当抵制。

因为很多朋友关注,我被非法拘禁能受到人道待遇,可是,中国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受难者。2009年3月的一天,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青年宾馆黑监狱,一位来自河南的16岁的中学生被打成脑震荡。2009年中秋节,山东的上访者李淑莲在龙口的一个地下室黑监狱里死去,她的家人因为讨说法到处被追捕。2012年3月两会期间,在湖北襄樊驻京黑监狱,一位老人生病,不准去医院,十多天后死去,家人要求赔偿,也被非法拘禁。这是我见证过的。还有很多宗教信仰者,他们甚至常年被非法拘禁,有的被折磨致死。数十年来,中国有多少人死于各种黑监狱和酷刑,我吃这点苦算什么。

晚上没睡好,轮值看守们无聊地聊天,后来有人打呼噜。

早上八点曹队长过来叫醒我,说有领导要过来谈话。我明白了黑头套的用意,这是领导谈话的仪式,先来狠的,然后领导来了看起来很温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类普遍的心理状态,一个态度凶狠,另一个态度温和,让你产生错觉,觉得温和的那个人很好,你会愿意跟他多讲。这一招警察常用,专制者治国也常用。

几分钟后进来的是郝总(副总队长),两年前见过一面。他说这次其实就是想好好沟通一下。我说沟通可以,但没必要采用这种方式,还黑头套什么的,真的没意思。当着三个下属的面,他开始“谈话”,说我们公民在组织化,问题很严重,随时可以用刑法105条治罪,下次给我定罪就不是偷漏税了,等等。我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包括你们在座每一个人在内。希望彼此理解和尊重各自的立场和角色,谁也拧不过历史潮流,什么事不要做得太过,不要太积极,王立军很积极吧……没等我说完,他说,“等着处理吧”,起身走了。

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在海淀人大会期间,一位长者曾经提醒我,批评要注意方式,说话要顾及人的面子。我告诉曹队长,我刚才说话可能太难听了,愿意再和郝总沟通一下。

大约半小时后,郝总回来了,他说没生气,我说没生气就好。我们单独到院子里河边聊。谈教育平等,腐败等。主题还是说我很危险,要注意分寸,以后要注意配合他们工作。我说感谢提醒,抱歉,不是给你们为难,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也愿意为这个民族的自由承担代价。也许你不相信,对我来说,人生很简单,就是把上帝给的智慧尽可能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倡导公民从个体做起,传播民主法治理念,坚守公民行为准则,拒绝特权腐败,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我们的使命是彻底改变枪杆子政权王朝兴衰的轮回,使每一个中国人得自由。这就是我失去自由的原因。

曹队长来要做笔录,我说对不起,这次你们做的太过了,我有责任抵制黑头套和非法拘禁,不回答问题,也不会签字,笔录和我无关。他问关于制作公民徽章的事,我说,不用再问了。他大概写了几行,就走了。

又换了一拨人,前后我见到的有12个人了。新来的我熟悉,其中一个身体不好,我说,真没必要啊,你们来这么多人,再说,也浪费纳税人的钱啊。关于教育平等我们又一番争论。

下午三点多,他们开始收拾东西。最后把我的腰带、鞋带等东西拿来。上车前,曹队长问我,今天下午还有事吗?我说有,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是自由公民,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他打电话,然后情况好像有改变,把我送回家,他们并没有离开。 我知道,以后的一些年,我的自由可能越来越少,但我梦想的自由中国一定会越来越近。正有越来越多的新公民站起来,以自己的行动祝福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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