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

此刻，我刚刚睡醒，躺在家里舒适的床上，享受着早晨所特有的宁静。而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背上摄像包出门乘坐4号地铁线。因为学生家长们在网上约定， 2011年6月23日，是他们第12次去教育部请愿的日子。他们是一群非京籍学生家长，他们当中有人来北京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二十多年过去，结婚，生子，一个漂泊者总算有了生活的根。但北京政府不这样看，现在，他们的孩子面临高考，他的户籍在哪儿，就得回哪儿去。对于这些学生家长来说，不是你个人生命的创造决定着你生活的根基，而是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限定了你的人生自由。并且，不仅仅是你，一个学生家长，还包括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制度不能及时变革，他们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都走不出户籍制度对他们的人生限制。当然政府会说，你可以通过求学改变你的这种命运，但我要说，能以求学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必竟是少数。而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非京籍家长的孩子，他尽管在北京接受了同样的北京教育，却不能同样地在北京参加高考。求学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按户籍制度规定，孩子回原籍参加高考，两地教材不统一，加之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孩子还得重新去适应老家的高考环境。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利地适应。问题关键在于，孩子本来在北京健康成长，为什么非要去接受这样一种人为的挫折呢？因此，一些看透这个问题实质的学生家长，自觉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上广泛征集签名，每月一次去教育部递交签名册，呼吁政府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今天同时也是他们请愿活动开展一周年的纪念日，签名人数超过３万，《财新》、《燕赵都市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香港记者将前来跟踪报道他们的请愿活动。

我如约到了灵镜胡同地铁站Ｄ口，走出来，只见一片开阔地。学生家长还没有到，我先来，便去四周蹓跶。回来时，有两名学生家长到了。接着，陆陆续续，学生家长们开始到来。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行走的人们，他们自觉散开，三五成群地站到边角无人行走的位置，等还未到来的学生家长。过一会儿，有的学生家长换上了他们统一制作的体恤衫，胸前写着：教育公平，以人为本。后背写着：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我要高考网及网址www.inpeking.net。这时，有两名警察过来，简单地问了问学生家长们的活动情况，因为一会他们就要从这儿离开，警察跟他们聊了聊天就走了。９点钟去教育部的时间快到了，因为有的学生家长去了他们前几次集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学生家长们决定，留下几个人等其它没有到的家长，其余的先去教育部。我没有多想就留了下来。不一会儿，再次赶来了2名警察，还带上2名协管。一路上，2名协管非常嚣张，直接骂一位学生家长是娘们，好像就要动手打人的架势。他们直接奔向我，气势汹汹地要我出示身份证。我起初没有加以理会，只是收起摄像机不再继续拍摄。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更为严厉地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表示：“我不是在犯罪，你们只能去命令那些正在犯罪的人。”

警察说：“《警察法》赋予我权利，我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任何一位公民出示身份证。”

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警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智力，他得发挥智力，先对人有一定的基本判断，怎么能随时随地任意要求公民怎么样呢？

我因此强调：“我现在不是在犯罪。”

“你有犯罪的嫌疑，你必须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警察这样说。

我知道他们冲着我来就是要把我带去派出所。幸好我没有带身份证，这对成全他们的愿望大有好处。但说实话，我今天出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检查我的身份证。于是我说：“我的身份证留在家里没有带上，你们非要检查的话，我明天给你们送来！”

警察一听我没有带身份证，果然气势高涨：“你没有带身份证，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强行抓起来。”（2003年以前，根据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我就会被拉去筛沙子啦）

说着，警察真的就伸手过来抓我的手臂。我本能地后退，5、6名学生家长立即上来贴身保护我，并七嘴八舌地与警察辩论个不休。局面就这样僵持下来，表面喧嚣，实质上双方都有一种无可奈何。我想我得回避一下，不然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会被我这件事给拖住。这时正好一位学生家长也低下头来提示我：“你先走。”

我环顾一下四周，早已围上了一些前来观看的行人，警察在对他们发出驱散的声音。我就顺着墙壁一侧，向大街走去。警察立刻警觉到了，大声喝道：“你今天跑不了了，我们必须得把你抓到派出所去。”回头又对学生家长们说：“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再不让开，我马上喊大批警察来把你们一起抓走。”

立即，彼此又是一番抓扯，但学生家长们誓死捍卫着我的安全。我被挤得紧贴住墙壁，5、6个学生家长绕着我围成了半个圈。为了给我力量，一位学生家长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别怕！如果去派出所，我们陪你去！”

我听了非常感动，也更加冷静。我想我不能坐以待毙，立即把摄像卡取出来，以跟学生家长握手的方式转移出去。这样一来，什么时候去派出所，我无所谓了。

这时，一个警察头目赶来，态度显得非常具有亲和力：“这是一件小事，咱们没必要把它闹大。”

我也不再坚持什么，由2名学生家长陪同，便一道上了警车。

望着警车远去，有４名学生家长跟着找到丰盛派出所，因为我就被抓到了那儿。

我走进丰盛派出所，才觉得手里提着摄像机不合适宜，站下来，在大厅里把摄像机收进包里。警察催促我要到里面的房间去，不让2名学生家长跟我进，驱散他们离开。当我准备进去，一位学生家长叫我把摄像包留给她，警察不同意，必须得由我带着。

依警察抓我的意思，只要查清楚我的身份就没有事了。但真正核实完身份以后，他们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反而是通过核实我的身份，好像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只听核查的警察直呼：“不能让他走。”

说着真怕我逃跑了一样，另外2名警察慌忙着表示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房间，同时觉得这应该是需要别的人手来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看着他们这个样子，搞得我也东张西望，好像在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好让彼此都早一些获得安宁。可是警察却说：“这儿是派出所，不是你可以随便张望的地方。”

也许我的确是应该老实一点，应该像真正犯了罪的人一样低下头来，等候着他们的传唤。

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房间。里面没有桌椅，空空的，只有一张铺着床垫的单人床。床垫上没有床单和被盖，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靠在窗子底下，看上去像一辆婴儿车。事实上，它是审讯犯人的工具。犯人一旦坐进去，能动的就只有用来签字和按大印的手。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审讯室还是囚禁室？我表示抗议：“你们怎么能把我带到一个连坐位也没有的地方呢？”

“你可以坐到床上去！”

“你们要把我关在里面吗？”

“只是暂时呆在这儿，一会儿有市局领导要过来对你进行进一步的核查。”

“那你们不要把门关上。”说着，我主动站到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只要他们关门，我就要伸手去制止。他们不在意我站在门口这儿。

这时，我才感觉房间太凉：“这个房间太凉，让人受不了，能不能换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最好是一个看上去不像关犯人的地方。”

他们把我换到另外一个没有开空调的房间，但房间格局都一样。当一个相同的东西在你面前重复了两次，你不明白也应该好像能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我不再说什么话，任由一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看守着我。

刚才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没有听从，现在可以派上用场。我首先给朋友电话交待：我现在被警察抓进派出所了，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请朋友找到后收检好；月底要交房租，如果到时我还没有出来，请帮我把房租交了。我又给另一个会玩微博的朋友打电话，希望她把我现在的情况发布到网上去。电话一打完，我就有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境，享受着一个暂时失去了自由的人的生活。

审讯的时候，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审讯室的大小跟刚才的房间一样，它们是同一条走廊里的不同房间。审讯室里有4把椅子，一把放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是等着审讯我的警察来坐，对面一把椅子就是为被审讯的人准备的，现在它属于我。我坐上去，看见审讯警察左边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他们的表情像是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发生？索性就不去多想，反正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带身份证？”警察开始讯问我。

“我有身份证，只是没有带在身上而已。”

“没有带在身上就是违法！”警察说。

哦，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身份证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我指着旁边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说：“我想现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也跟我一样违法了吗？我想现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是吧？”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在上面的办公室里，你要看吗？”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妥当，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要跟我打一个赌，好以此挽回一点儿什么：“你相信我的身份证就在我的身上吗？如果我马上拿出来，你就承认自己是违法了吗？”

我听了觉得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逻辑，一时发愣。当然，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显得有那么一点儿愚蠢。

“你知道法吗？”警察又开始问我。

“法？”我一时摸不到头：“我可能不知道你所要问的是什么法？现在你正好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我私下里认为，那两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一定也跟我一样不知道。

警察说：“不知道法你也敢乱拍？”

“我没有乱拍，我是拍学生家长，而他们也愿意让我拍。”

“你有记者证吗？没有政府的许可，你也敢随便去拍？”

“记者是为了新闻报道，且多是去关注领导的言行和主流社会所发生的事件，而学生家长们是不被关注的一群人，我不拍，记者差不多也没有人敢去拍；作为公民，我做什么不必事事都由政府来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任何人都有个人选择的权利，我拍摄的自由。”

“谁知道你拍摄下来会干什么用呢？”

“是呀，我也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处理哩。”

警察又问我：“你知道你拍摄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我说：“我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在北京正常参加高考的权利。”

“政府相关部门知道怎么来解决，不需要他们去争取。”

“怎么会不需要呢？”我说：“当然，政府部门有他们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但学生家长们自己把情况反映出来，不是更为直接、客观，更有利于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

“啊，都这么一大堆人跑到大街上去闹，社会不乱套了吗？”警察说。

“这的确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说：“但学生家长们一直非常理性，他们呼吁，作调研，想解决办法，并不是在闹事！”

“哦，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都这样，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是不是就可以打你一顿，侮辱你一番呢？”

“这没有可比性吧！”

“一样的嘛，我就是对你不满嘛，所以我可以打你侮辱你。”警察这样说。

我说：“我是觉得你说的不行，但你说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都是不满嘛！”警察固执已见。

“你一个劲地这样来说服我，是不是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满就可以随便去打人侮辱人哪？”

我说完后，警察变得沉默了。

过一会，警察又问了我一些非逻辑的话，似乎以此可以得出我在精神上有些毛病。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不耐烦了：“咱们还是来干点正事吧？”

警察说：“在这儿，不是你来安排我，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姓名，我回答了；年龄，我回答了；民族，我回答了；性别，这个问题太像香港三流电影的台词，我也笑着回答了。

这时，抓我进来的警察头目推门进来，他问审讯我的警察：“审讯得怎么样了？他什么都明白。”说着抬头看着我说：“就这点事，你别绕来绕去，老老实实的，早点说完就完。”

再过一会儿，所谓的市局领导来了两名警察，一个进来后笑呵呵地就要看我拍摄的东西，一个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开始拍摄。

“快快快，让我看看。”感觉是某个好朋友在催促着要看我刚拍摄回来的游玩照片。

“我把摄像卡给扔了。”我不得不对他撒谎。

他好像还很是大度，他也许是这样想：扔了就扔了呗，反正也没有拍上什么东西。因为他就这样呆了一会就走了。

我还继续被看守着。审讯我的警察也许吃午饭去了，留下两个小男孩一样的保安。我完全忘记了要吃午饭这回事。

刚才被审讯时，警察中途收去了我的手机，现在手机就摆放在审讯桌上。我起身拿起来翻看信息，有一条信息告诉我：艾未未被放出来，许志永昨晚被抓进去。其中一位小男孩一样的保安命令我马上把手机放回原处。他突然气势汹汹，发音里充满着含混不清的方言，以至于显得词不达意，听上去不是他自己需要发出的那种威严，而是气馁。我能理解他的着急，因为我也是一位说话方言味很重的人。我安抚他，“你不必这么严厉，我看看就放回原处，不会让你为难。”

于是，他坐回到原位；我放下手机，也坐回原位。

再审讯我时，我直接就问：“事情很严重吗？”

警察没有回答我，他好像突然显得有一些深沉，一会仰靠在椅背上，一会凝神思索，不时还用眼睛盯着我看，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我说：“你这个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画家。”

“你像一个诗人。”他不加思索地这么回了我一句。我大吃一惊，是我的神态让他有这种印象呢，还是他对我已有所了解？

我们顿时像两个神交已久的朋友，各自都体会着一些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他问我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经历，问到我父亲时，警察说：“你父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昨天是父亲节知道吗？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吗？”

见我沉默了，警察说我：“不孝啊！”

我是感到有些惭愧！其间，警察先后接到了两次家人来电，他向家人说自己正在办理一个案子。

接下来，警察开始翻看我的摄像包，命令我：“把鞋子脱掉。”

这令我大为不悦。我抗议：“我还不是罪犯，可是你却把我当罪犯一样对待了，你无权乱翻我的私人物品。”

警察不动声色，他表示：“我刚才已给你宣布过了，你涉嫌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罪。“

我心想，这是什么罪呀，我八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公共空间了，何来扰乱！我对警察说：“我拍摄愿意让我拍摄的人，这扰乱谁了？有人向你们投诉过我吗？反而是你们警察来抓我，引起行人围观，扰乱了街道上行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你素质也太差了，要批评我也要抓到点子嘛！”警察轻视我说：“现在你知道作为一个法盲是多么吃亏了吧？”

“我的确是对你的法了解不多，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犯罪。”我说：“政府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龄，只告诉我们警察在文明执法，没有说明警察可以随便翻看一个公民的私人物品，我有隐私权。”

警察说：“我打你了吗？我告诉你，在警察面前公民没有任何隐私。”

是这样的吗？我心里想，回头得好好去了解一下《警察法》，真是这么规定的，那就得改改。在我的抗议下，警察把我的摄像机装回到包里，别的，他叫我从身上衣兜里掏出来的钱和杂物，也让我收好。手机还给了我。

警察递给我看审讯记录，三页，他说：“每页都盖上你的手印吧！”

我用中指去按蓝色的印泥，警察制止，比划着教我用食指。其中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男保安小声对我说：“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呵呵，但这由得了我吗？你听审讯的警察怎么说：“你呆会走的时候，我们再派人跟你一起去扔卡的地方，把卡找回来。”

哦，警察并没有相信我把摄像卡扔掉了，他在摄像包里偷偷寻找呢。佩服！这么一位工作尽心的公务员。如果我真是一名罪犯，他的工作就太完美了！

对我的审讯结束，但还不能走，再去另外一间审讯室里呆着，等市局领导对我作出最后的发落。我离开审讯室，刚走出门口，就碰见一位被带来审讯的学生家长，她叮嘱我：“你别怕，好好配合警察的工作。”

然后，她走进审讯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随后我知道，她和另外4名学生家长一直守在丰盛派出所大厅，坚持要派出所把我释放出来，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既然是这样，警察就把他们也全部关押起来，一个一个进行审讯。我听见一位学生家长因为饥饿，紧张，周身无力，手开始抽经，疼痛得叫唤起来。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网友发来短信：“我在功权大哥和千帆教授围博上获得你的电话，我们永远支持你，保重！”我顿时感受到，这是我此刻所能听到的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内，一个声音就是全部的声音；当你在高墙之外，众声之中，也许连一个声音你也不能真正地感受到。

从上午8:30分左右我被抓起来，到下午2:44分被释放，我在丰盛派出所被关押了6个小时左右。出来以后，我背着摄像包从一条小街向西单大悦城走去，那儿有一批陆陆续续从二龙路派出所放出来的学生家长。原来，今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上午先去教育部的17名学生家长和2名媒体记者，还没有走到教育部门口，就来了数量远多于学生家长的警察，他们扯起警戒线，把学生家长一个一个强行抓上警车，带走。

也就是说，今天政府是用暴力行为阻止了学生家长们去教育部请愿的行为。这让我明白，我在丰盛派出所所经历的关押与审讯，只不过是他们早就编排好了的一幕荒诞剧，剧本台词虽然陈旧，却成功地篡改了学生家长、媒体记者以及我——我们这些公民的集体意志。

显然，政府是胜利者，公民是失败者。我有幸扮演了一个成全政府胜利的角色。

政府胜利的潜台词是：看你们下次谁还敢再来！公民失败的潜台词又是什么呢？

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有的悲痛欲绝，有的痛哭无声。直到最后得知2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了这全部的一切；如果要传播它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

陈家坪

2011年6月24-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