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

前言

针对中国的教育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解读。这次的项目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实践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项目接近尾声之际，我试图如实的做一个全面回顾，期望能理清思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一、公民教育平等权项目总体背景及目标

整个项目的出发点直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以户籍作为区分标准的教育升学制度。这个制度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和78年市场经济确立与当时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前提下产生的，然而这种市场和计划的矛盾（恢复高考意味着人员流动，直接的结果是大学生毕业后成为大学所在城市的新市民；同时，摆脱集体土地束缚的农民也开始大量的涌入城市打工），使这个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个反时代，逆潮流的产物，也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执行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既享受了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巨大累计利益，又试图用限制人口流动来锁定这些利益并形成相对固定特权的城市。

具体到教育问题，北京拥有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其他很多省市和广大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而言，这算是第一次分配的不平等。也正是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目前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高考移民，比如说部属重点高校的地方保护主义。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的资源并滋生特权，而要保护高考资源的垄断控制必然要减少外部参与者的竞争，也必然要通过提高门槛和附加限制条件的方式来实现。于是在现实中，外地学生高中毕业必须回原户籍地参加高考报名并只能在户籍地参加高考；外地学生初中毕业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借考但不能填报志愿，只能自行联系接收学校；外地学生小学毕业可以在北京升入初中，但当地政府不管分配，只能家长自行联系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倒逼”的方法将外地儿童一步步赶回原户籍所在地。

项目旨在通过不断的呼吁和行动争取早日打破附着在教育上的户籍限制，实现每个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我们将整个项目分为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解决平等的小学升初中问题；第二个阶段即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是解决平等的参加高考问题。

二、小升初项目过程回顾

1、具体背景

每年北京市的小升初都是一场没有没有硝烟的战争，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中考和高考。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不适宜采用具有选拔性质的统一升学考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优胜劣汰的考试和义务教育理念相冲突。他们假设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没有良莠之分，所以不应该存在竞争，并理所当然的认为一切竞争都得等到初中开始，仿佛昨天还齐头并进的孩子在一夜之间就明白了什么是竞争，什么是优胜劣汰。也许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实中并不可行。取消统一升学考试并没有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因为失去统一的标准造成了很多混乱，同时这也是产生大量择校现象的根源。

目前北京市的小学升初中有大约七种入学方式，具体包括：推优、特长、共建、子弟、双拥、寄宿和大派位。但这些方式在今年以前只针对本市户籍的儿童，非京籍儿童的升学只能通过家长自行联系学校接收。通俗的讲，北京市为本市的儿童提供了一系列途径保障他们的升学权利，外地儿童升学则只能靠自己并依赖于家庭的经济情况。其中，通过共建、子弟、双拥和寄宿这四种方式升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人群比较固定，每年的变化也不大。而通过推优和特长这两种途径升学的人数每年也比较固定，推优人数大约占各小学应届毕业人数的10%左右，特长生的招生人数及标准则由各初中自己规定，并且不对外公布。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有很多家长向我们反映特长生招生里面存在问题。比如美术和音乐的评比，孩子当场完成的非常好，可就是不被录取。而被录取学生的作品又不公布，也没有任何参照的标准，外界只能看到录取人员的名单但没有附相应的作品。这样的选拔程序难免让人怀疑其结果的公正性。

以往每年海淀区小升初的大派位只有北京户籍的毕业生才能参加，这些孩子被归为“成绩差、家里没钱没关系”的类型，大派位的方式也被公认为是七种升学方式中的鸡肋。原因就在于几乎所有好的学校都不参加大派位，参加的学校都是招人招不满没人愿意去的学校。所以每年参加大派位的学生也不是很多。这些学校由于本地生源不够被迫的招收大量外地学生，但是由于这些外地孩子不是通过派位方式入学，而是家长自行联系的，所以他们还是要收取相当数额的赞助费。

项目的另一个基础背景是我们无法预料却足以决定此次项目成败或时间长短的关键因素。从外界看来，这个背景好像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甚至是有些杂乱有些突然的，这需要我们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待和揣摩整个过程。在项目的进行中，能隐约的感受到在政府内部有一股追求教育公平的力量灾和我们汇合，从第一次到市教委所得到的答复来看，北京市似乎早已计划从今年开始将更多的对外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给予政策照顾。同时，在今年的北京市教委小升初指导意见中就明确了各区县教委要采取措施，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切实做好本区县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工作。

接着，北京市教委在2010年4、 5月两月出人意料的密集发布通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为打工子弟建立学籍和北京所有中学必须预留名额参加统一大派位。这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前者终于打破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困局，从学生利益出发确实保证每个孩子有学可上；后者则压缩了学校的招生权力，使平等的大派位有了实现的可能，提高了派位的含金量。这样的文件无疑是一个积极地信号，说明政府追求教育公平不再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指标督促各区县完成。我认为某个文件出台的背后必然有其原因和指向，它不可能是单个孤立的文件而应该是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一环，因此只有全面的收集和把握这个体系并找到内部逻辑的一致性才能更好的确定一个项目。但真正使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的原因在哪儿？从2010年4月14日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的一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也许能找到答案。在他一如既往的分析了当前的教育形式和政府的保障责任后，谈到了海淀区巨山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并引用了胡锦涛书记到这所学校考察时说过的话。结合今年以来温家宝总理的一系列言论我们可以看出，确实改善民生是本届政府余下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作为民生之重又百病缠身的教育则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以上的立项背景小结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已不得不改，而中央与民间能在多大层面上能达成共识取决于我们的诉求和行动力。其实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即打破各种不合理的限制，让所有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其中又可细分为，正常上课的权利、正常升学的权利、正常被录取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的权利等。政府宏观的政策确定大的公平原则，而民间的行动则起到了实现这些具体权利和监督政府的作用。

2、项目准备

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了解到因为户籍问题给诸多外地家庭带来的伤害。这是一个大量收集材料，了解社会问题的过程。外地人在北京的人数超过1000万，他们大部分都面临或以后也将面临下一代的正常升学权利被剥夺，身份遭歧视的问题。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如此庞大的群体面对着同样的遭遇却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大部分家长的陈述主要集中在学校乱收费、孩子被老师同学歧视等问题上，同时他们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定义为多跑一些关系、多花一些钱、多报一些班…。而对于那些家庭没钱，成绩又一般的孩子，家长们往往会考虑让他们回老家念书。面对貌似纷繁的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小升初政策本身的不公平。于是我们把矛头指向了教委，认为正因为它在制定小升初政策时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促成了目前众多的问题。首先它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辖区内每一个孩子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这是不作为之一；其次它没有有效地遏制学校的培训收费、择校收费和捐助款收费，某种意义上它还是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帮衬者，这是不作为之二；最后它在小升初的过程中明显偏袒有本市户籍地一方，而剥夺非京籍子女的平等升学权利，这是乱作为。

确定了目标，接下来就是明确行动的主体。我们作为懂法律、有积极参政意识的公民只能作为宣传者和推进者而不是项目的主体，真正的行动主体应该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当事人和法定代理人，以这个项目为例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要找到他们并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不是很容易。首先是如何找到他们？我采取打电话、上门走访、发邮件、聊QQ、写博客发文章等方式先和他们取得联系，说明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这是单个寻找的方式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另外一个途径是找到现实中和网络上已经存在的由外地人组成的群体，直接在QQ群上说明目的。以上两种途径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宣传的作用，在教育问题上光靠和家长们交流不能焕发他们真正的参与意识，必须得做出实际的成果来才能给大家信心，让家长们觉得以前的不合理是可以改变的。在和众多的家长接洽后，我着重找到了以孟凡林、朱程、王凤云等家长作为整个项目具体行动的主体，同时我们发出了一篇要求不分户籍平等派位的呼吁书并广泛的征集签名。签名是一个广泛宣传和征求民意的过程，是整个项目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琐碎和繁复的工作。这里存在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签名的目的是数量还是宣传？由于这个项目的时间很紧迫，需要短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征集到大家的支持，所以在选择签名的方法时采取了扩散式的签名方法。我们组织核心家长团队开会，将签名细化成任务指标并布置下去，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而家长们则结成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人集中的地方（如金五星、农贸市场）去签名，或者将手中的任务再分派到更多的家长手中，让大家共同完成，类似于法律上的分包和转委托。采取这样的办法后在较短时间内就征集到了2000多份签名，为我们与教委的协商打下了基础。但如果时间不那么紧的话，我认为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首先我们将项目的目的和理念以培训的方式传授给志愿者，家长们在征集签名的时候都有志愿者陪同，每个家长团队配一名志愿者。签名的过程仍由家长主导，因为他们更容易取得外地人群的信任，志愿者则负责介绍项目和记录其中的积极分子。我一直在通过网络征集签名，对此深有体会。在我群发呼吁书后，会主动附上项目的说明和意义，并及时向他们报告项目的进展情况。慢慢的很多家长会发邮件和我讨论问题，说出自己的理解和祝福，后来更多的家长会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说出他们的困难。我征集到的签名不到二百人，但当中的大多数都已经非常了解和关注我们的项目。我认为如果有更多志愿者能和我开展一样的工作，那么签名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得到较好的保证。

3、项目进程

（1）进程概述：

项目开展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和教委方面的协商以及为协商所做的准备。

我们第一次去海淀区教委由信访办接见，当时我们递交了签名呼吁书复印件并要求见到他们的领导，对方称领导不在但保证会重视我们的要求。第二次我们去了市教委，同样是信访办的人接待，领导同样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坚持下来等领导回来，等到下午两点多市教委基础教育科的魏老师才匆忙与我们见面，我们和他一直谈，中间有几次家长的情绪很激动，但最后都抑制住了。经过他的引导，我们知道其实小升初政策的制定权在于区教委，要想改变以往的状况，还得与海淀区教委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在2010年4月1日和海淀区教委的第一次探讨中，我们的关键分歧在于，区教委总是把孩子按户口分开，说海淀小学毕业生7000人，而初中只能容纳5000多人，他们所指的7000和5000多两个数字，都是非北京户籍的孩子，他们总是有一个思维定势，先考虑北京户口的孩子，然后再考虑外地孩子。而我们认为，应当不分户籍一律平等对待，应当把海淀所有的小学毕业生不分户籍统一考虑升学问题，即使教育资源真的紧张，也不是7000毕业生分配5000多个位置的问题，而是20000毕业生分配18000多个初中位置的问题。海淀的公立学校、经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所有小学毕业生一共大约2万人，其中7000毕业生没有北京户口。按照目前四十人一个班级，还差大约1600人没有初中位置。我们认为，只要把每个班级扩大到44人，这1600人就可以容纳进去。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初中位置一个也多不出来了，那么，根据平等原则，应当由2万小学毕业生抓阄确定谁有资格升初中，这才叫不分户籍一律平等。

我们认为，教育资源紧张根本不是一个理由，从目前现实状况来看，海淀教育资源足以容纳所有海淀居民的孩子，北京市的教育资源足以容纳所有北京市居民的孩子，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北京市大量教育资源闲置，中学一直在减少，班级也在缩小。 教委提出，扩大班级对原来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就像大家挤在一个电梯里人多了不舒服。我们认为，就像一列末班车，里面已经有40个人，外面还有4个人，显然，让这4个人上车大家稍微挤一下，总比把这4个人抛下公平的多，要知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孩子而言，人生只有这一趟车。我们要求平等，只要机会平等，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坦然接受。即使抓阄我们没抓到，我们也认，即使所有的福利都不要，可是孩子来到这世上，应当有平等的机会。最后，我们说，下周再来，希望教委理解我们的急迫心情，毕竟政策马上就要出台了，孩子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4月8日我们再次来到海淀区教委，教委史老师安排会议室接待了家长们。史老师谈到，如果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别的区县的学生不在海淀上学，海淀教育资源能够满足目前小学毕业生的需要，但问题是，一些外区县户籍的孩子在海淀上学，有海淀学籍，要不要纳入海淀电脑派位？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可能居住在别的区县，但在海淀上学，要不要纳入海淀电脑派位？如果给所有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建立学籍，多长时间的学籍就可以参加电脑派位？如果时间很短，比如一年，那么有可能明年大量学生涌入，怎么办？

我们的回答是，一律按照居住地原则就近免费入学是最科学的原则，打破了户籍限制，顾及到人口正常流动的社会现实。至于担心学生迅速膨胀，上次我们已经表达过有关意见，北京1000万非户籍人口的孩子在北京读书天经地义，城市既然接纳了这些劳动力，政府就有义务安排劳动力的孩子上学。可能会有困难，但解决困难是政府的职责。至于担心外地家长不在北京工作也把孩子送来读书，这是高考招生不公平的问题，也需要改革。具体到北京而言，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太不均衡，大家拼命往好学校挤，要让一些名校放下既得利益确实有难度。但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公平，改革总要有个别人放下一些超额利益，关键看政府有没有决心实现教育公平，或者说，推动教育公平的社会压力是否足够大。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家长们一起努力，也希望有关政府部门顺应历史潮流，认真解决教育严重不公平的问题。

4月10日，我们再次来到海淀区教委门口要求继续和教委协商，但被拒之门外。家长们在大风中苦等了一天终究没能进去。

4月13日，教委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敞开，家长们重申了不分户籍、平等派位的要求。史老师也基本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没有明确表态。家长们剩下的事情就只是耐心等待相关政策的出台了。

（2） 对进程的反思

①  为什么是协商？

除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对行政机关有监督、建议的宪法权利外，公民向政府发表自己意见的方式主要有主动信访和被动听证两种。我国对听证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目前听证制度只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四个领域被采用，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试图通过申请听证来表达意见即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这条路走不通。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是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信访人对下列信访事项，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从文字上理解，我们行为的性质更像是信访，这也是我们头两次与教委接洽时都被安排在信访部门的原因。但这种上交材料后被动等结果的方式完全不能实现项目的目标，于是我们决定在信访办坚持，一定要见到相关领导并反映要求。这种坚持使我们最终见到了市教委的魏老师和海淀区教委的史老师。此后的四次协商我们直接找到史老师，地点也由信访办转到了一个会议室。我方由家长代表和公民组成，教委方由史老师和另外两位老师组成。就这样，大家在一张会议桌上开始了先后的四次协商。

协商不是谈判，谈判的前提是双方的实力相当。但很明显的，教委的小升初政策能决定数以万计外地孩子的升学命运，而到那时家长们却只有服从的义务，再没有商量的余地。面对小升初政策的主笔人史老师，我们希望尽可能的表达出外地人群体的要求，也希望这种毫不过分的要求能够在今年的小升初政策中得到体现并最终实行。协商更意味着坐在圆桌对面的教委应该减少高高在上的行政色彩，俯下身来听一听“被决定者”的意见和要求。同样，在协商过程中教委也说出了目前面临的困难和一直所做的努力，我们也从很多方面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实想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案以备教委参考。

我们也知道，一旦小升初文件出台，这一批外地儿童的命运就将得出答案，他们也将成为这个政策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从结果推导过程，既然对结果无能为力，那我们的工作就只能尽力让政策的制定过程变得更加理性和谨慎。协商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主要的问题是教育行政部门对解决教育问题有自身的安排部署，今年的工作只是整个内部体系中的一环。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今年并没有做好积极保障外地儿童正常升学的准备。在中央政策明确提出加强追求公平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如何理解和贯彻这些政策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我们和教委的协商就是建立在共同追求公平的基础上展开，有了这样的共识，最大的分歧就是以何种速度和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主张是一步到位，即马上实现不分户籍一律平等派位的做法。因为这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而且实现起来没有多大难度。反之，如果还是裹足不前，那么不但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恶果是让之前的改革付之东流，使教育在错误的道路上周而复始。教委主张渐进式的改良，大体的思路是每年改一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的实施。这样的思路可以保持政策和现状的一致性，不至于产生过激反应。这种说法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即把已经存在的问题作为不能解决的理由，一味维持这种现状而不看现状是否值得维持。面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教委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这毕竟是整个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习惯，想要他在这次协商中做出让步的确非常困难。我们在和海淀区教委协商两次后，各自充分阐明了本方的目标和依据，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处于强势一方的教委自然不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自动让步，于是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协商以外的办法。

②  媒体关注与公民行动

整个项目过程一直有《新京报》教育专题记者的全程参与，其中在我们组织教育平等权研讨会和其他一些活动的同时，很多其他报社都会关注由民间发出的声音。尤其是以孟凡玲、朱程等家长为代表更是积极配合媒体的采访，把他们的遭遇和诉求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

2010年3月28日我们组织了由外地家长代表、外地学生代表、律师、人大代表等参加的教育平等权研讨会，在会上我们公布了撰写的调研报告并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目标。第二天一直与我们联系的新京报记者用一个整版对会议作了详细的报道。这是外地人为下一代争取平等教育权的第一次媒体发声，以此作为开端，以后的包括经济观察报，农民日报和众多网络媒体都纷纷发文和转载。整个2010年的4月，有关北京市小升初最多的报道竟然是我们正在做的项目。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但这符合我们自身的定位，一个月的新闻轰炸无疑是对整个项目最好的宣传。媒体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它是沟通民间建议与官方决策的通道。记者们向教委领导约稿或者采访时，会就我们的建议和行动与之进行沟通并了解他们的态度。在和一个记者的聊天中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在一次各区教委领导的碰头会上，各领导纷纷表示对今年的政策解读风向变化很大，从一开始的稳步推进教育公平改革到目前的积极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平等就近入学，其中的变化之快使他们的具体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我想起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民众的力量使那些显贵的人即使做最善良的事也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我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0年4月19日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海淀区教委与之进行协商，这次是在市教委小升初文件出台后的一次协商。市教委文件中比往年多加了一句：各区县教委要采取措施，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切实做好本区县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工作。对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理解，我们的要求是不分户籍的一次大派位，而教委给出了三个方案，我们的要求是其中之一，另两个是分户籍的派位和抛开打工子弟学校的不分户籍的派位。我们坚持一直以来的要求不做任何让步，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想通过今年一年彻底改变十几年积累的故疾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最终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对面的教委而不是我们，我们在做了最后的努力后只能平静的接受结果。

4、项目结果

协商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双方的妥协，特别是在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情况下，这种让步是无法避免的。从5、6月份各方收集的信息结果看来，海淀区今年的小升初政策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的要求但较以往还是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

（1）海淀区教委能够迅速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要求建立辖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毕业生的档案，并承诺保证这7000余名学生正常升入附近的公办初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表明教委不再以打工子弟学校非法为借口，怠于履行自己的保障义务。对于这些突然增加的学生，教委表示会将其纳入电脑派位程序，如果就近入学有困难还将采取扩大入学范围和搭建临时校舍的办法加以解决。如果事情的发展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个多年来一直被社会遗弃的群体将真正的实现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和尊严。

（2）放开了公办学校往年只针对本市儿童的升学推优政策，即所有小学毕业生在同样的选拔条件下进行评选进而推选优秀的学生升入重点初中。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减轻了部分外地家长的负担，节省了往年要去找学校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一些成绩好的外地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失学，这样的政策也鼓励更多的外地孩子努力学习。总体上看这个改变是好的，但这有可能进一步刺激现在的课外培训市场，让补课风越变越热。但从平等的角度我们认为它较之前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进步。

（3）将外地儿童纳入大派位程序中，但就近的学校先分派本市的毕业生，同时扩大就近的范围保障外地儿童的升学。具体方法是，北京市户籍的毕业生只填写1类4个就近学校的志愿顺序，外地毕业生则在1类4个学校外还需填写2类的3个学校顺序。电脑优先将具有本市户口的学生按他们填写的顺序依次分派初中，直到全部派完为止。这一个阶段外地人不能参加，只有在第一阶段派位结束后，1类4所学校还有空位可派时才按外地儿童填报的顺序开始接受。1类学校招满后，所有外地毕业生开始在2类3所学校中按填报顺序进行分派，直到全部学生派完为止。这样的制度设计不可谓不用心，但却明显不平等。我曾去海淀区教委并对大派位的不平等程序提出抗议，但这个时候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之前所说的，在一切盖棺定论后我们只有平静承受的义务。

结语

推动小升初平等是否真的成功了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我们既没有看到教委将“不分户籍，平等升学”等字样写入正式文件；也对具体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以及能产生何种效果不得而知。我们更担心的是，面对这样不透明的程序，现实中又有多少外地孩子最终实现了平等的升学权利？通过我后续对教委和学校的走访得知，公办小学中的外地孩子愿意参加大派位的仍然不是很多，一些家长还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能确定的升入较好的初中。倒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能在今年参加大派位，能免费升入公办初中念书。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这些主要分布在城乡边界的外地儿童如何能就近升学却是一个现实面临的问题。据教委的人解释，在安排不了的情况下会考虑采用搭建临时校舍的方法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对此我只能苦笑。

虽然平等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但对长期原地踏步、乏善可陈的中国教育公平事业来说，这已经是可贵的进步。但如果不放开参加高考的户籍限制，义务教育入学改革对在北京的外地孩子来说就成了“鸡肋”。要实现真正的教育机会平等，必须取消高中教育和高考的户籍限制，也只有在取消了高考户籍限制的时候，小升初的平等才开始具有现实中的意义。

201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