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贫穷的上访者聚居的地方，充满梦想、屈辱、绝望、惶恐的地方，曾经是散落在北京火车南站周边的贫民区，2005年到2007年，持续的拆迁驱散了他们，但是，2007年以后他们又在火车南站以南几公里的寿保庄聚集起来，只要上访问题在，上访村拆迁不尽。
第一节 曾经的“上访村”
2005年3月24日傍晚，我来到北京南站西南方向一个特殊的村落——上访村，一个贫穷的上访群体聚居的村落。作为公盟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国信访调查》的一部分，我承担了上访村调查报告的内容。关注上访村已经很久了，也曾经无数次来到这里，但是以前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他们的生活。这一次，我像一个普通的上访者一样，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由于国家信访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办公室）、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等几个信访量比较大的国家机关信访机构都设在永定门附近，这里自然成了上访者集中的地方。距离这些信访机构最近的能够找到便宜住处的村落就是东庄，于是，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东庄及其四周成了上访者们聚居的地方。
2002年东庄拆迁以后，铁路以南的东庄平房区变成了一个花园，但在凉水河以南，开阳路以东，铁路以西遗留下一片小房子，2003年随着第三次信访洪峰的到来，这片小房子几乎成了纯粹的上访者聚居的村落，成为著名的“上访村”。而广义的上访村，则是包括南二环各地下通道在内的北京火车南站周边的贫民区。
一 “上访村”的居民们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村庄，“上访村”的特点主要在于这里独特的居民群体。其实更准确地说，“上访村”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人群概念，只要有大量的上访者存在，无论他们迁移到哪里，“上访村”都会存在。
上访村对上访者的吸引也不仅是因为从这里出发上访地理条件上的便利，而且因为上访者在这里能分享信息和找到归属感。比如，2007年6月的一天下午，国家信访局门前一个新来的上访者正犹豫去哪里住，旁边一个上访者告诉他，去上访村吧，那里有很多上访的，能学到很多知识。
“上访村”的主要居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老访民，通常指的是在北京上访三年以上的上访者，他们是“上访村”文化知识的传递者；一类是新来的上访者，他们是“上访村”“流水的兵”。 另外，上访村还有附属居民，他们是通过为上访者提供服务为生的群体，有“土律师”，他们靠为上访者写诉状或者提供法律咨询赚钱为生，有出租房子的“小老板”，他们把房子从房东那里租来，然后把床位租给上访者。
上访者们很难按照上访事由进行分类，因为上访事由太多太繁杂，虽然可以用涉诉、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等标准进行归类，但对于上访大致相同的处理模式——转函或领导批示模糊了这些类别的界限，淡化了归类的意义。上访者们也很难用户籍所属地域进行分类，虽然上访途中老乡也是一种组织方式，但毕竟“上访村”流动性强，地域划分注定是临时性的。
老访民和新上访者的分类模式基本符合了“上访村”的现实。这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来到北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通过上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只要解决的程度他们自己能接受，他们就回去了。当然，有一部分上访者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或者特别复杂难以处理，他们可能多次来北京上访，或者在“上访村”常年住下，他们成为“上访村”的“老访民”。这种分类意味着，有一些基本上是“常住居民”，而另外更多的上访者是“访客”。这种分类还意味着，无论你来自哪里，因为什么上访，到了北京，你都要学会上访的知识和技能，这基本上是以上访者上访的时间长短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有关上访的知识技能的多少为标准。
上访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性格倔强。一个上访者上访时间的长短以及上访的激烈程度主要与该上访者的个性有关，而与其遭遇的冤情大小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有的人被冤死也默默忍受，有的人为一点小事可能上访多年。但这并不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上访者是一群“刁民”。每一个国家的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口中个性从性格最倔强到性格最温顺的比例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都呈正态分布。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可能只有万分之一性格最倔强人成为上访者，而一个民主法治制度的不完善的国家，可能有百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成为上访者，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与严重恶化，使那些本来安居乐业的并不是很倔强的人也可能成为上访者。所以说，个性差别是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下的“上访者增加”说明社会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的处理在严重化。
老访民
如果我们把来北京上访超过三年以上的上访者称为“老访民”的话，这个群体大约占“上访村”上访者总数的五分之一。他们是“上访村”文化的传承者，后来者通过他们学到了该去哪里上访，如何逃过被遣返，如何闯门等等一些“上访技巧”。
老访民中有的上访时间达到二十年甚至更长，他们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口述的“个人冤案”而上访。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文革时期留下的问题；有些是认为政策没落实，该得的工资或补偿没有到位；有些是认为司法机关枉法裁判；等等。他们已经被社会边缘化，成为流民，在2003年之前，北京的收容遣送站里，他们经常被归为“病号”之列——意思是头脑有病。
郝文忠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老访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文革中丈夫在被批斗中非正常死亡，有关部门下的结论是“解放前曾经当过土匪……按病故对待”。为了避免子孙“遭受政治运动的迫害”，她从1976年开始上访，执着要为丈夫讨一个“政治上的清白”。在长达三十年的上访路上，她被拘留、送精神病院等各种方式拘禁上百次。郝文忠常住“上访村”，后来在女儿的帮助下在“上访村”租了房子，再向上访者出租床位，开始了能够自食其力的“上访持久战”。她是上访群体中一个活的标本，一生再也无法走出历史的伤痕。2007年3月，她因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拦截公共汽车被拘留，后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在本书有一部分专门讲述她的故事。[1]
老谢在一些人看来属于典型的“刁民”，他因为邻里纠纷上访了近三十年，而且，上访居然成了他生活的“乐趣”。1978年夏天，老谢家和邻居家因为下雨排水问题发生了纠纷，双方发生冲突，邻居在老谢老婆的嘴里抹了屎。老谢的老婆受此奇耻大辱，寻死觅活，诉到法院，但法院一直不给立案，老谢从此开始上访。近三十年之后，老谢说，“我一告状心情就高兴”，因为一告状，“那些贪官污吏们就得看着我，他们怕丢饭碗，告状能让他们害怕，给他们增加了很多麻烦”。
老访民是“上访村”文化的传承者。有的老访民有时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没有严格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只不过他们通常具有某种偏执的情节，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的“另类”。为了他们心目中的正义，他们执著地走在上访路上，尽管有些看不到希望，甚至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其实，在经历了上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之后，一个原本具有正常心理的人，也可能会越来越偏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成为边缘化的“异类”。
新上访者
每天都会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的新上访者是“上访村”的主要居民。他们最初来北京都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中央政府能实现他们心目中所持的“正义”。当然，更多的上访者来到北京是要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而且确实能形成一定的压力，因为中央政府把信访量作为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一个标准。上访者来到北京就是给地方政府“抹黑”，地方政府官员可能内心痛恨上访者，但压力到了一定程度总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不管怎样，正是来北京有一定“效果”，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上访者来到北京。
只要是符合管辖标准，新上访者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等部门的信访接待部门大部分在几天之内都能够受到接待。接待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首先，他们需要排队领登记表，当然由于接待能力有限，在个别国家机关为了领到一张表有时需要凌晨四点去排队；其次，他们按照顺序等待接谈，各个部门都有专门的接谈员，他们先把上访人以及上访事由在电脑里做一简单登记，然后与上访者交谈，询问一些问题；最后，接谈员作出处理，大部分情况下给上访者一张转交地方相关部门处理的函，也有个别时候，接谈员会对上访者表达自己的无奈。
新上访者第一次拿到转办函大部分就回去了，但问题不一定得到处理，通常解决的过程不会怎么顺利。毕竟，来到北京上访本身就说明在地方不好解决，如果没有高层领导批示，国家机关转办的函件也未必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新上访者的最终去向有三个：一是问题得到了解决或部分解决停访息诉；二是问题没有解决但上访者忍了；三是成为老访民，执着地上访。
2005年3月25日，林玉峰是一个新上访者。据林玉峰讲，他上访是为了举报企业改制过程中某些领导侵吞国有资产。2005年3月1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住在“上访村”，3月16日到两办和全国人大（同一个地方），认为人大能监督司法。全国人大给他开了一个条，交给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办理。他拿着这个条坐16号晚上的火车17号到内蒙，内蒙人大信访接待的人说没有用，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监督不了司法。但他们还是给开了一个函到内蒙高级法院。在内蒙高法，林玉峰与接待的官员对案情的描述产生了争议，于是又返回内蒙人大，无法解决，17号晚上返回北京，18号把这个条返回全国人大，人大接访的人让他先回去，六个月以后听信。林玉峰再去两办信访。接待员听他说了情况以后跟他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劝他还是回去吧，信访单位办不了这种问题。听上访者说马家楼能解决问题，21号去马家楼。在那里见到了他们本地的信访办，信访办的官员让他回去。后来，他又去了高法，“今天25号，我今天到了高法。16号交给高法挂号，初访排到80多号，到今天排到22号。”
2007年5月，林玉峰仍在北京上访，他说，地方政府的态度比以前好多了，但就是不解决问题。他可能会放弃，也可能会一直走下去。
过客般的精英
“上访村”不断涌现一些具有魅力的领导者，他们为大家起草呼吁信，自编自唱反腐败的歌，在露天广场组织像模像样的文艺晚会，组织大家政策法律学习，甚至带领大家组织游行示威。
比如2004年12月9日，“上访村”的墙上张贴的一份 “紧急通知”就是某些精英人士制作的：
“中华全国上访冤民人权大会决定在04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在“上访村”花园广场召开，学习宣传《世界人权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件，会期预定三天。
希望那些早就渴望充当反腐先烈的人权战士们，那些承受了巨大苦难代表十三亿人民发出呼声的英雄们来参加会议。大会将自发产生一个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工作，选出协助政府工作的上访冤民自治委员会。
热烈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六周年。
热烈庆贺党中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第38、39条）。
……
全国人民万分感谢新一届中央集体领导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直补减免农业税费，讨要民工工资和正在进行的信访制度改革。
中华全国上访冤民人权大会 2004年12月9日”
但是，这些精英人士也是地方政府控制和打击的目标，一些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常常被地方政府控制、判刑或劳教，他们年复一年地涌现出来，又很快消失。
老王来自甘肃一家核工厂，为了揭露工厂给白龙江造成的核污染问题上访多年。但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访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他自己在幸福街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仅能容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渐渐地，老王由一个上访者变成了一个访民的维权者。他每天揣着相机，记录下那些苦难的镜头。老王和很多媒体有联系，当访民被打却没有国内媒体能给予关注，老王有时会把事情曝光给国际媒体。
老王有时为自己的生存状态陷入苦恼中。他追问自己这样做有没有意义，中国需要不需要他这样做。他曾经过着很舒适的生活，乘飞机来北京有专车接送住高级宾馆，如今他挤在这个狭窄的小房子里，几乎被这个社会抛弃。可是，倔强的个性又使他无法放弃内心的正义，他用良心纪录这个国家的另一面，记录那些苦难。他说，必须有人付出牺牲。
2005年4月28日，老王失踪了。半年以后，老王被强制接回了自己所在的工厂，被地方政府看管起来。
刘华也曾经是“上访村”的风云人物，她来自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的一个农村。刘华夫妇算是村里的能人，他们从1984年开始在城郊做起了生意，先后开过鞋厂、跑过运输，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人家。2001年底，她所在的村村干部把村里200多亩地背着村民卖给了开发商，在这之前村委就已经故意将这片地抛荒一年，为方便获得审批卖地做好了准备。卖地这件事引爆了村民们对村委会积压多年的不满。有人找到“见多识广”的刘华夫妇，希望他们帮忙想想办法。刘华带领村民们集体上访，向市里、省里反映了村干部违法卖地的问题。2002年3月20日，愤怒的村民们组织起来把开发商已经动工盖了几层的房子给推倒了，把地给要了回来重新种上了庄稼。2002年8月20日村委会换届选举，刘华的丈夫以400多张赞成票当选为村长。2002年12月28日，村民们借了6万块钱请来沈阳审计署对村里面的财务进行了审计，20年的账目审计出来有1000多万的空缺。提起2002年的那份审计报告，刘华为此感到骄傲，她说这“开创了中国农民雇用专业审计机构对村集体账目进行审计的先例”。《中国改革》杂志社以《救救中国的9亿农民》为题对刘华做了专访。2006年1月，刘华和丈夫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
谋生的群体
因为上访者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需要吃、住、复印资料、打电话、法律咨询等，“上访村”就出现了一些靠为上访者提供各种服务为生活来源的人。幸福街两边到处是小饭馆，此外还有一些流动的快餐店，两三块钱一个盒饭。幸福街有很多公用电话亭，有的一个桌子摆着七八部电话，长途话费每分钟两毛钱。“上访村”附近复印店的密度简直比大学校园里更高，价格也很便宜，复印每张七八分钱。“上访村”的一些房屋出租者不是房东，而是一些中间人，他们把房子从房东那里租来，然后按床位租给上访者。“上访村”还有一些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写一份诉状二三十块钱，这在“上访村”是费用较高的服务。
老毛是“上访村”的“著名律师”，靠提供法律服务谋生。老毛曾经是一个上访户。1979年，因为他们镇下放农村人口恢复户口的问题，年轻的老毛被选为上访代表之一，带领3000多人上访。那年他一个人来北京上访，“坐火车16块4到北京，住接济站，每天两顿饭不要钱。那个时候上访的比现在还多，正在平反冤假错案。永定门城墙边搭的都是棚子，都是上访的，掰树枝做饭。”老毛回忆说，“那时候还年轻，还没结婚呢。上访的结果还算好，最后大家的户口都给转了。”
老毛做过生意，但后来还是捡起来年轻时候自学过的法律，经常帮别人打官司，2002年还曾经受聘到镇司法所当了一名调解员。老毛说，他看不惯司法所乱收费。比如，调解案件本来不应该收费的，但在他们所，一个调解案最少收50、100元。离婚案应该收50元，但地方收250到300元。另外，办个结婚证先压500元，收钱不开条，就不了了之了。司法所里一共三个人，只有老毛一个人懂法律，能出庭。出一次庭可以挣300元，交给所里180元，剩下的三个人平分。老毛说他一年下来为所里挣了七八万，但他自己得到的却很少，“平均一个月千把块钱”。一年以后，老毛离开了司法所。
2003年底，老毛来到北京“上访村”。2002年前他也曾经来过，但没有呆下来，这次已经呆了一年多了，看起来他还比较满意。
老毛骄傲地说，以前在家乡就经常代理官司，为老百姓讨个公道，干这行20多年了，一看判决书就明白了，写诉状很快，不用打草稿，一气呵成，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就能写好一个。写个诉状三十二十，填个表五块十块都行，实在没钱也愿意帮忙。
国家信访局里像老毛这样的讼师有十来个，他们坐在上访人填表的桌子后面等待着生意。信访局也需要他们，有他们在，也能避免某些上访人胡乱填表。
二 “村民们”的衣食住行
衣
幸福街上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冤衣”，即穿着写着口号或者自己冤情的衣服，以此来表达自己冤情或意见。据说2005年实施的《信访条例》在讨论制定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应该禁止穿冤衣，但最后这条还是没有写进法律。
冤衣的样式和内容五花八门。比如，一个穿夹克打着黄色领带的五十多岁的上访者头戴一顶白帽，帽子前面写着“决不向腐败投降”几个醒目的黑字。一位男子把一张大白纸别在胸前，上面写着几个黑色大字“我有冤，请求记者为我伸张正义”。河北承德陈国清案的家属在身上披着剪开的蛇皮袋子，上面写着“冤，人命关天。无辜青年判死刑，恳请包青天为民伸张正义”等很多内容。西安来的几位女上访者穿着统一的服装，上身是黑色的T恤，胸前是大幅毛泽东像，下面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下身穿黑底边的白裙子，竖着有两行字“合法权益受侵害，据理力争成刁民”。
食
新来的上访者们大都在幸福街两边最便宜的小饭馆里吃饭或者买点馒头干粮吃。老访民们大都自己做饭，从市场买来最便宜的青菜、面条等，在居住的小院子里支起锅煮饭吃，通常早上一顿，晚上回来再吃一顿。由于灶台有限，大家轮流做饭，有时候，大家也会一起吃。
还有一些最贫困的人，那些在上访路上度过多年的无家可归的老访民们没有钱买菜，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他们可以将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4块钱，3块钱住店，1块钱买馒头吃。至于生活费用，他们可以通过捡瓶子、纸箱等筹集。
来自山西的小魏因为被人殴打而当地警方没有立案来北京上访，他本来做过生意有点积蓄，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小饭馆里吃饭，后来他不得不自己做饭，每天靠馒头和市场上买来的最便宜的青菜度日。
住
上访村的居民们住的小旅馆大概分为两个级别，一种是东庄社区平房的出租床位，每个房间大约住七八个人，每个床位每天从5块到10块钱。另一种是“小上访村”里的大通铺，一个房间通常住十个人以上，多的甚至住二三十个人，每个床位每天三四块钱。
最贫穷的上访人连三块钱的旅店也住不起，他们有的住在桥洞里，有的露宿街头。凉水河上开阳路公路桥下常常住满了上访者，一个桥洞住一两个人，整个下来大约能住二三十个人。里面非常脏，老鼠大白天也蹿来蹿去，但毕竟这里能挡风能避雨。这里紧挨着小上访村，所以他们常常是收容的对象，老的上访者被抓走了，新的又回来，这里从来没有断过人。
南站附近、东庄花园常常可以看到露宿街头的人，幸福街两边更是住满了人。他们随处展开简单的铺盖，熬过一个夜晚。因为他们露宿的地方就是两边楼房一层居民的窗户外，所以上访者有时会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为了避免被打扰，当地居民常常在自己的窗户底下的空地上洒上水，或者用铁丝把空地围起来防止有人靠近窗户。
幸福街两边也有少数上访者搭起窝棚，当然，这里的窝棚常常被拆除。不过拆了之后他们马上可以重建，令人吃惊的是上访者搭窝棚的速度。2006年4月10日我们在上访村正赶上城管部门清理窝棚。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十几个穿制服的城管人员站在旁边，一些雇佣来的人员开始拆除幸福街两边的窝棚，上访者们对着城管大骂，很多人围观。不一会儿，十几个窝棚都拆光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时，看到他们新的窝棚已经搭了一半，再过一个小时，窝棚已经搭好了，看起来比原来的更整洁。
行
清晨不到六点，上访者们就起床了。狭窄的小院子里，大家在水龙头前排队刷牙洗脸。有人在做饭。然后，各自背着上访材料，沿着铁路或者穿过东庄花园，通往幸福界最高法院接待室。路边棚子里的人们也起床了，他们在废墟和垃圾堆中搭起了餐桌。
上访者们聚集在高法接待室门前的胡同口附近，谈论各自的案子以及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然后从这里走向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的20路公共汽车几乎成了上访者们的专车。他们乘20路车到天安门，然后可以在这里转车到很多地方。一些老访民继承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传统——不买车票。从1958年开始，上访者们享受一种特殊待遇，拿着国家机关开出来的“路条”——告诉上访者到另一个国家机关去上访的字条——可以免费搭乘公共汽车。这个规定从来没有一个操作办法，也没有命令废除，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含混的传统。
上访者们经常搭乘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就是警车。当他们来到敏感地带表达抗议，他们马上就会被警车带走，带到马家楼等着地方官员来接。如果没有人来接，到了下午四点，他们就会被释放，回到上访村。
每天早晨出发，乘公共汽车去一个国家机关上访（由于距离远以及需要排队等因素，通常一天只能去一个地方），把材料交上一份或者去询问一下有没有进展。下午乘公共汽车回来，或者，被警车接到马家楼，吃一顿免费的午餐，下午再回到上访村。
三 “上访村”的信息传递
“上访村”里的信息传递非常迅速，这些信息包括：国家政治层面的流言，比如关于某个领导人的私生活；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关于信访问题的方针政策；上访者受到了伤害，比如某个上访者被劳教了，某个上访者被打伤了，等等；上访有了结果，比如某个上访者获得了赔偿；集体行动的信息，比如某天去某个地点集会游行；等等。
“上访村”的信息传递渠道包括电话、布告栏、口口相传、传单、互联网等。比如，有人在互联网上发了一篇呼吁关注上访人权益的文章，很快就有人自发从网上下载下来张贴在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胡同里，有人复印更多散发或者摆地摊叫卖，然后有上访者发来短信表示感谢。从作者在互联网上发文章到收到感谢的短信，整个过程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
电话
“上访村”的电话主要有两种：公用的座机和个人的手机。上访村电话传递的信息主要包括上访者与自己家人的沟通，这主要通过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进行；上访者之间的沟通，比如发生了重大事件，有手机的上访者会通过短信传播；上访者与接访人员之间的沟通，接访人员有时会和上访者通过电话劝说他们回家或者谈条件；等等。
布告栏
“上访村”并没有正式的布告栏，但2007年之前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外的胡同两边的墙事实上起到了布告栏的作用。上访者们把自己的冤情、控告状贴在这里，也有人把法律政策或者新闻消息贴在这里，新《信访条例》、某个领导对信访问题的讲话都会出现在这里，常常引来很多人围观。也有人把自己编写的歌词、口号贴出来，供大家交流欣赏，比如山东的上访者韩洪布把自己多年的上访经历编成快板书贴在墙上，足有70多页。这里的信息每天都会有更新，是上访者最主要的一个信息集散地。
布告栏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首先，“小上访村”拆除以后，这里事实上成了上访村的中心地带，上访者们散住在四周。其次，这里紧挨着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上访村的居民们尤其是老访民“个人冤案”居多，来最高法院上访几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里也是上访者集中的地方。第三，2007年之前这里接访现象不严重，上访者容易集中和交流。国家信访局、公安部和中纪委都有很多接访的，接访人的数量估计和这些部门的领导重视上访有关，上面越是有压力，下面接访越厉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是去南站公共汽车站的重要交通要道，大量上访者通过这里去南站乘公共汽车到其他机关上访，每天清晨上访者们都从这里出发。
不过，随着东庄幸福街的半封闭起来，2007年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改成门朝北，原有的布告栏也挪了地方，换到了接待室的北边，离南二环很近。
口口相传
由于只有部分人有电话，口口相传在“上访村”仍然是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2005年底之前，“上访村”自动形成了两个信息集散地。一个是早晨的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胡同口外，也就是布告栏的旁边，大约六点到八点之间，这里会聚集数百人，每天大家在这里交流法律政策和经验教训，结伙去各个敏感地带等。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发表长短不一的演讲，主题基本上都是反腐败。另一个是下午五六点钟到傍晚期间的花园广场。早上高法接待室门口是聚集出发的地方，新来的上访者可以从这里跟着某个上访群体到某地上访；下午五六点钟刚好是上访者当天上访归来的时间，在花园广场主要交流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讨论第二天的去向，平时如果上访者之间有什么约定需要商量什么事情，他们也会说下午花园广场见。
2005年底，花园广场兴建新的工程，上访者们失去了一个信息集散地，信息集散地主要在包括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在内的幸福街上。2007年3月，随着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改门，信息集散地又换到了接待室的北面。
由于上访者比较集中，口口相传的效率也非常高。比如，内蒙古有两个上访者被火车撞死了，几个小时之内绝大部分上访者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当然，口口相传也存在信息容易失真的问题，比如，对于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到底是谁造成了悲剧？很少有人说得清。
传单
上访者们的集体行动信息传递通常靠传单。比如，有人想组织一次游行，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他们常常不是直接号召大家集会游行，而是找各种理由告诉大家某个时刻去某个地点，他们在街头散发一个小字条，上面故意歪歪扭扭地写着“4月28日早上六点看升旗”，看到字条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集会的号召。
互联网
上访者中间会上网的是少数，他们通常都是上访群体中的“精英人士”。他们从网吧看到一些关于上访的信息，传到上访村，有时，他们也会把上访村的情况传到网上。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的胡同里经常贴满有关上访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很多都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
越来越多的上访者把希望寄托于网络，他们渴望媒体曝光，找不到媒体，能在互联网上曝光也会增添一份希望。
四 “上访村”的节日
对于“上访村”的上访者来说，一年之中有一些重要的日子，这些日子或者有比平时更多的希望，或者有更多的麻烦，“上访村”的上访者数量也随着这些日子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大部分上访者来说，春节是一年的开始，春节期间各单位都休息了，再加上寒冷，是“上访村”最萧条的时候。每年两会期间人数最多，大约可以达到两万多人。每年“五一”和“十一”人数骤然下降，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节日会有大规模的遣返。
春节
春节是“上访村”最为萧条的一个节日。大部分上访者都回家了，只剩了少数留下来，其中大部分是老访民，他们中有的甚至已经无家可归。春节是中国人传统的合家团圆的日子，而他们却在他乡流浪，这种惆怅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
2006年的春节期间，根据上访者对马家楼救济管理站和永定门救济站的人数统计，留在“上访村”附近的上访者大约两千多人。大年三十，他们分别前往中纪委、天安门广场、东交民巷等地上访，其中大约500多人被送到马家楼救济管理站，将近200人被送到永定门救济站。大年初一，又有一些上访者陆续去“给总理拜年”，或者前往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们大都被送到了两个救济站。初八，他们由地方政府接访人员接回。
老访民郝文忠的2006年春节是这样度过的：
三十上午，郝文忠去“给总理拜年”，这是一种上访的“方式”。当时同去了四十多个上访者，他们基本上都被带去了派出所。郝文忠因为年纪大，甩开了来抓她的警察的胳膊，警察也就放过了她。下午郝文忠回到自己在幸福街旁边的住处。
三十下午和晚上，郝文忠和住在她房间的七位上访者（郝文忠自己从房东那里租来房子把床位出租给上访者）一起包饺子吃晚饭，然后大家用那台七寸的黑白电视看春节晚会。看完晚会，几个人玩扑克一直到凌晨四点。与此同时，几乎拆完的“小上访村”里残存的几栋房子里、铁路沿线的棚子里以及凉水河的桥底下都住了很多上访者，他们没有饺子吃。
初一上午，郝文忠又去“给总理拜年”，她说自己年岁大了，再不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两会
春节过后，大量上访者陆续来到北京。因为“两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上访者对代表寄予希望，所以每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是“上访村”最重要的日子。这期间会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涌到北京，幸福街上人头攒动，国家信访局大院里人满为患，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院子里挤满了上访者。与此同时，一些上访者集中的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也紧张起来，派人看守经常上访的人，并派出接访人员到北京，以至于幸福街到处是接访人员，他们往来穿梭于北京和当地，把上访人员送回当地。
2006年的两会期间“上访村”充满了紧张气氛。原因之一是上访者中传播一个消息，号召大家在两会开幕那天去人民大会堂“向代表反映情况”，这实际上是号召大家去游行示威。原因之二是两会前夕内蒙古两位上访者在南站附近被火车撞死，上访者中传言说是接访人员追赶他们的过程中被撞死的，一些组织者征集上访者意见准备表达抗议。尤其是3月5日那天，幸福街上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气氛紧张，五辆北京牌照的警车停在那里待命，到处是各地警车和接访人员。
在此之前，2月26日、27日、28日连续三天有关部门对“上访村”实施清查，数以千计的上访者被送回原籍。各地政府动员了大量人力。河北承德陈国清案的家属们已经上访了十多年，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把他们看管起来，他们2月23日就来到了北京。而且，他们不敢住“上访村”附近。他们在北京一直呆到3月9日，最后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被带走，送回了承德。
五一
几乎每年的五一都是信访“治理”的日子。从两会到4月底上访人数持续高涨，4月底人数几乎达到每年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农忙季节到来，上访人数会略有下降。上访者通常会选在“五一”以各种方式表达抗议，政府相关部门也会在五一之前对“上访村”进行“清理”。
2005年五一新的《信访条例》开始实施，这是治理信访问题的一个新的努力。但老访民们对此大都不抱什么希望，为了迎接条例实施，上访者们计划到天安门举行一个“欢迎仪式”。为了阻止这个“仪式”，五一之前警方连续三个夜晚对“上访村”清查，到4月29日，“上访村”人数骤然减少，变得冷冷清清。
2006年五一之前，上访者们又计划到天安门“反腐败”，因此五一之前也遭到了两夜的清查，估计有大约5000名以上的上访者在马家楼等待着地方政府接回。不过这次和以前相比，态度比较温和。
国庆节
国庆节期间上访者的数量通常比五一期间略少，当然，2003年例外。但是国庆节更能激发上访者对政治的热情，他们对特权和腐败深有不满，借这个节日他们常常以表达爱国的名义表达他们的抗议。他们常常以“观看升国旗”、“向国旗下跪”等方式表达抗议。
2005年9月，有组织者散发传单，约定上访者9月9日上午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毛主席”。9月下旬又有一个传单，号召大家在10月1日当天早上去天安门“看升国旗”。9月27日、28日两天，“上访村”也遭到了“清理”，大批上访者被送到了马家楼。
2002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前，国庆节上访者们会遭到最大规模的清理，收容遣送站有专门的人员把他们遣送回当地。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后，没有了遣返制度，遣返他们的任务交给了地方政府。相比而言，政府接访比原来的收容遣送要温和。
五“上访村”的故事
“上访村”有很多故事，它们主要依靠老访民进行传播。大部分的故事只是口口相传，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越来越模糊。但2004年到2005年间有一些故事留下了照片，它们分别由几位老访民保管，这些照片事实上成了“上访村”“思想教育”的一部分。
王元顺之死发生在2004年8月，这个事件在上访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事件。2004年到2005年6月之前，每个周末都会有基督徒在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的胡同里给上访者分发食品，很多上访者到了这一天就会在那里等待。王英是来自河南长葛的上访者，为给被判处死刑的弟弟鸣冤，她已上访多年。2005年5月10日下午，在东庄花园，她被人截住打断了三根肋骨和脚骨然后扔到旁边的枯井里。
王元顺之死
王元顺之死是“上访村”在200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些老访民常常提起这件事，他们中很多人都参与了2004年8月17日那天的抗议。
上访者刘华那里有很多王元顺死后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张给人印象深刻，尸体上覆盖了鲜花和树枝，以及众多上访者捐款的零钞。
刘华说，59岁的王元顺来自甘肃省白银市。据说十年前他的儿子被判处了死刑，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儿子被人打死了凶手逍遥法外，当然，至于是什么人什么原因导致他儿子的死亡，这个已经无关紧要了，反正他执着地认为儿子是冤死的，此后的十年他和妻子走在上访路上。
2004年8月，王元顺夫妇再次来到最高法院申诉，他们在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大厅已经等了一个多星期。这里的接待程序是，上访者登记后接待大厅里电子屏幕上会出现上访者的名字，上访者坐在大厅里等着广播叫自己的名字，被叫者去接待室，接受接待员的访谈。但什么时候能叫到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预知信息，有些老访民的名字在电子屏幕上挂一个月可能也没有轮到叫到自己的名字。王元顺老人可能已经有些听觉障碍，或者是精神上过于偏执，有几次广播里叫到其他被接待者的名字，他都冲到接待室的小门要求进去。
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接待大厅大约250个座位，几乎每天都是满的，院子里也常常拥挤了一两百人，每当广播里叫一个人的名字，接待室的小门就打开一次。虽然接待通常也就是简单聊几句做个记录然后给地方法院发一个“请接洽”的函，再审的可能性很小，但这扇小门对一些上访者而言仍然代表着希望。加上接待有时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这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上访者冲击或者拍打小门，每当这时，法警就会出来赶走这些“闹事”的上访者。
一位目击上访者说，8月16日这天下午接近下班的时候，法警没有拦住他，他冲进了接待室。“几分钟后，他被人推搡出来。”
2004年8月17日凌晨，王元顺死在了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的胡同里，几乎精神崩溃的妻子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过了一夜。
早晨七点，上访者们发现了王元顺的尸体，每个人都在问“他是怎么死的”，上访者们郁积的愤怒很自然地爆发了。
目击者说，上访者们自发地把王元顺和他的妻子围起来，阻止警察运走尸体。有人给尸体拍照以保留证据。大家一共捐了200多块钱给死者买了块白布把尸体缠上。上午9点多，110来了20多个警察，上访者要求揪出凶手，不让把尸体抬走。就这样僵持到了12点半以后，警察把尸体拉到了火葬场。这次事件中，因为涉嫌妨害公务，有7个上访者被拘留了。
一个出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小女孩
一个在天安门广场出生的小女孩成了“上访村”的新闻。据小女孩的母亲刘长春她讲，2005年3月14日“两会”闭幕那天，已怀孕十个月的她早上六点钟从“上访村”出发，背着上访材料走到20路公交车站，原打算乘20路公交车去中纪委控告狱警。车到珠市口附近肚子开始痛。坚持到前门附近下了车，她走到一个警察跟前求助，说自己要生孩子了。警察盘问了一番并检查了她所有的上访材料和身份证件，然后拨打了120。
医生们刚刚把她抬上120急救车，孩子就生下来了，是个女孩。
刘常春说，她在一家儿童妇产医院住了将近24小时后，由于付不起医药费，一位护士拎着她的行李告诉她必须离开。3月15日早上，她抱着刚出生一天的女儿，拎着背包走到车站，乘14路公交车，然后转102路车到北京南站，然后走回“上访村”。
走过铁道的时候，一位上访者得知她刚生了孩子就赶紧过来帮她拎行李，说别去“上访村”住了，那里实在太脏了。她们一起来到“上访村”东面的这个小屋。这里原来住的一位打工者郭秀芬主动把这个床位让给了她们母女，因为这个屋子更暖和些。
上访者们陆续来看望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出生的小女孩，大家说，这是天意，这个小女孩就叫天意吧。刘长春感动地说：“一个北京的上访大妈送来了小米和鸡蛋，5米布，又给我买了两袋红糖。一个黑龙江的上访阿姨给了我10块钱，还把她身上穿的棉裤给了我。一个姓李的辽宁双安山的阿姨帮我找房子、抱小孩。刚刚一个大妈给了我四把面。看我的人很多，都不知道名字，他们不愿讲……”
上访者王英被殴打
2005年5月10日，上访者王英被人打伤。110警察把她送到宣武医院，很多上访者自发前往探望。
王英说她来北京上访是为了她无辜的弟弟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的冤案。5月10号那天下午，穿过上访花园的时候遭到殴打，王英说，她被他们一脚踹倒在地，小腿和足部连接处疼痛难忍（后来医院证明这里骨折），无法站立，但她死死抱住自己的包，怕从接待部门得到的三封信被抢走。两个男人用脚猛踹猛踢倒在地上的王英，她感到肋骨疼痛难忍（后来医院证明这里三处骨折），几乎失去了知觉。然后，他们抬起严重受伤的王英扔进了不远处的枯井里。
幸好有路过的上访者发现了王英，她被拉了出来。目击者说，上访者们打110，一辆警车来了，一个警察简单地看了看王英，给河南省许昌市驻京办事处打了电话。很快一辆面包车开过来，车里的人和警察嘀咕了一番，两辆车都不再理会王英，都走了。
此后的几个小时里，上访者们不断拨打110和120。一直到晚上九点多，110和一辆救护车终于来了。他们拉走了王英，不准其他人跟着，说是去宣武医院。
照片显示王英受伤很重，肋骨处有大片青紫，脚踝打着石膏。后来，王英被河南长葛信访局接回老家。
第二节 拆迁不尽的村落
“上访村”是一个流变的村落。从2002年到2007年，“上访村”经历了一系列拆迁。2002年，东庄社区南半部分拆迁，建成东庄花园， “小上访村”凸显出来。2005年下半年， “小上访村”被拆除。2006年，北京南站改建，上访广场一带禁止进入。2007年3月，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大门改朝北，幸福街被封闭起来。
东庄拆迁与“小上访村”出现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庄社区开始聚集上访者。1993年开始，上访量持续升高，上访者数量稳步上升。与此同时，东庄本地居民陆续迁出，上访者逐渐超过本地居民。据《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的报道，东庄拆迁前，上访者们的统计结果是“100个人当中得有65个是外地人”。
从2001年底到2003年，北京市政府对东庄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对于这次城市改造，2004年1月14日的丰台新闻网是这样描述的：“右外东庄，如今已是装扮首都南大门的一个大花坛。而就在两年前，这里私搭乱建严重，流动人口聚集，环境脏乱差，治安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危胁周边居民的安全，当地人将其叫做‘盲流根据地’。2002年，该地区被列入环境整治‘百项工程’的市级重点整治项目，从2001年底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拆除违建，到去年4月初，共拆迁企业15个，居民住宅423户，拆迁总面积54000平方米。之后，丰台区仅用了66天就拆迁还绿，一个占地17公顷的‘绿色大氧吧’凸现南城，彻底改变了该地区的环境面貌。”
这次“重点治理”试图把一片居民区变成一个花园，东庄花园本来在2002年已经成为北京市60大政绩工程之一。工程验收的时候，市委书记亲自来视察，花团锦簇、绿草茵茵、清清河水，从验收工程的宣传图片来看，整个一个人间仙境。
但这次拆迁却制造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小上访村”凸显出来。在凉水河以南，铁路和开阳路之间有一小片房子没有拆除干净。这里大部分是平房，其中靠南端有两栋二层高的楼房，这片房子北靠东西走向的凉水河岸，西面是新修的宽阔整洁的开阳路，马路西边是新建的20多层的住宅高楼，东面是一堵墙，墙外是一条南北向的铁路，向北几百米处铁路折向东就到了北京南站，这段铁路环绕着2002年建成的东庄花园。这片房屋的主人基本上都迁走了，空置的房屋租给了上访者，这个绝大部分被上访人占据的小小村落被称为“上访村”，很多关注中国信访问题的人来到这里，“上访村”也因此出名。
“上访村”这个名称的出现是从2003年开始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从2003年开始，随着新一轮上访洪峰的到来，信访问题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上访人群聚居的地区开始受到特别的关注。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东庄拆迁出现了一个几乎纯粹的上访人聚居的小小的村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上访村”。
几乎与此同时，东庄花园变成了上访广场。东庄花园的美丽是短暂的。2003年夏天开始，上访者蜂拥来到北京，到2004年夏天，这里成了“上访花园”，也有上访者称之为“上访广场”。这里成了上访者的信息集散地之一，每天傍晚，这里都有很多上访者在这里聊天、交流经验教训，约定第二天的行程。上访者们甚至在这里召开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晚会。
一些上访者在花园里搭起了篷子。当然，这些很快就被拆除了。更多的棚子搭在花园周边铁路沿线的墙跟前，如果一个月城管不来，棚子就会一个挨一个。从2004年7月丰台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公布的清理“战果”可以看出那里当时的状况：
“右安门街道协调公安、城管、园林等部门，在张景刚副主任的带领下，对右外东庄花园和高法接待站门前的私搭窝棚进行了清理。出动车辆6台次，拆除窝棚20个，清理垃圾6吨，驱散上访人员80余人。（北京市丰台区爱国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04年7月12日）”
“小上访村”被拆迁以后
从2005年春天开始就听到“上访村”可能要拆除的消息。8月份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曾说到“上访村”的安全隐患问题，说是怕冬天到了很多人用电炉子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理由是正当的，但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很显然，上访人聚集成为村落，对于有关部门而言不是一件感到光荣的事情。
2005年9月“上访村”曾经贴出通知说要拆迁了，要上访者月底之前离开。也曾经有上访者提出要抗议，但他们大多数终究是流水一样的过客，阻止不了什么。11月，“上访村”开始拆迁，到2005年12月，这个小小的村落成为一片废墟，只剩下几个残存的房子。
但“小上访村”被拆并没有消灭“上访村”这个称号。“上访村”被拆迁对上访者们的影响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上访者聚居的区域早已经远远不止“小上访村”，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东庄社区、陶然亭桥下、南站南面的棚户区等大片地区都有上访者居住，虽然“小上访村”被拆了，但人们仍称呼这一个更大面积的上访者聚居的地带为“上访村”。
关于东庄社区，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的网站是这样描述的：
“东庄社区位于丰台、宣武、崇文三区交界。东起北京南站，南到凉水河，西至滨河社区，北至南二环路。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辖区共有居民3198户（8559人），楼房：26栋，楼房号：东庄1－24号楼，新安6号院楼房：2栋，铁路平房：甲1-34号，12楼平房院：甲1-27号，16楼平房院：1-7号，20楼平房院：1-17号，幸福里：1-29号，幸福里大院：30-48排，张家村：1-57号，东庄散居：1-217号。辖区内党员：416人，育龄妇女：1131人，楼门长：150人，治保积极分子：130人，社区医疗站：1个，地址：东庄8号楼，社区低保户：24户（43人），残疾：64人。”
正如上面的描述，东庄社区有楼房，还有大片的平房。以高法接待室胡同口的幸福街为中心，平房里居住的除了当地居民、外来务工者之外，还聚集了大量上访者。这里的床位通常比以前的“小上访村”贵一些，每个床位通常5块到10块钱。上访者郝文忠老太太在这里租下了一户人家的三间房子，然后再租给上访者，可以居住二十多个上访者，每个床位每天5块钱。
北京南站附近棚户区以及北京南站候车室也是上访者聚居区。2005年如果你走进北京南站，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北京的一部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残留着饥饿年代的记忆，到处是垃圾，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村新移民像难民一样拥挤在露天的院子里。南站附近有一些零散的棚户区，一些上访者就聚居在里面，例如，山东烟台的上访者王风美2005年4月之前就住在南站铁路沿线南面的棚户区里面。福建上访者刘常春生完孩子以后就住在那里，后来她连那里也住不起，有一段时间带着孩子住在南站候车室里面。冬天的时候南站候车室里也常常挤满了上访者。
陶然桥洞曾经被上访者们占据。对于一些连“上访村”也住不起的上访者来说，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去处。这里是北京南二环的一个地下过街通道，紧挨着永定河。尽管隔一段时间会有“清理”，通道的两边还是被占据了，这里大约一共能容纳二十多人。2006年该桥洞经过整治，安装了摄像头，以后上访者就不住这里了。
2006年，北京南站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南站南面的棚户区以及周边的棚户被拆。2007年3月，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的东庄社区的街道被封闭，信访接待室大门改成朝北开，原来上访者聚居的一个重要据点消失了。
但是，“上访村”仍然没有消失，南站附近大片上访者聚居的地区仍然被称为“上访村”。20078年北京南站大规模改造完成，这一带正在建更多的高楼大厦，可我们仍然看不到“上访村”消失的迹象，因为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上访者来到北京，他们总要找一个住处，他们很快会聚成一个新的村落。
第三节 北京的“麻烦”
大量上访人员涌进北京他们不仅聚居成村落，更成为北京的“麻烦”。高峰时同时在京的上访人员多达两三万人，他们涌到各国家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由于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焦虑和愤怒，上访行为趋于激进，甚至出现闯中南海、游行示威等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与此同时，一些失望的上访者到各国驻华使馆上访，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一 “闯门”
“闯门”意思是闯中南海、万寿路、东郊民巷等国家机关和领导人驻地。闯门能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给地方政府“抹黑”，可能会得到地方的重视。例如，2005年12月28日，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位青年的家属冲击新华门，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无辜被判刑入狱，已经上访多年，四位家长和执勤武警发生冲突，两位被行政拘留。但他们的行为也换来了河北省高级法院的重视，12月30日，河北高院就到沧州监狱提审了案件真凶的举报人，这是河北高院近12年来第一次如此重视这个案件。
对于从上访村出发的上访者而言，上访的路径有多条，比如去中央电视台、万寿路等地。以去中南海为例，“闯门”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站，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清晨六七点钟，大家来到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的胡同口聚集，在这里相互交流信息，询问哪里接待的态度好，哪里去的人最多，商量去哪里。老乡是集体行动的一个纽带，一些省份的上访者在这里集合出发。如果是新上访者，这里是一个大课堂，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也可以跟着别人去上访。自从2007年3月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改朝北以后，集合点也改在了胡同口的北端。
第二站，20路公共汽车站。在2007年3月东庄社区封闭之前，从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出发向东，穿过通往火车南站的弯弯曲曲的狭窄的胡同，就来到了20路公共汽车站。清晨涌上20路公共汽车的一多半是上访者。
上访者坐公共汽车大都不买票，这是一个多年的传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来京上访的人如果找错了地方，接待单位通常会发给一张小小的路条，路条指向别的接待单位，上访者拿着这张路条乘公共汽车不用买票。这个制度的形成从来没有一个正式公布的文件，但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售票员也大都能看出上访者的身份，只要说一声“上访的”，不买票售票员也不会说什么。
第三站，前门。乘公共汽车大约20分钟就到达前门，这是一个中转站，有的上访者从这里转车去中纪委。有的上访者目的就是天安门广场，比如向国旗下跪等。有的上访者从前门往北走不远就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折向东，老访民都知道，他们是去温家宝家了。有的上访者转车去使馆区到各国使馆上访。
第四站，新华门等敏感地带。还有一部分去中南海，沿着广场东侧往北，在便衣和武警的注视下（他们几乎一眼就能识别上访者），穿过广场东北角的地下通道，走到红墙边上，来到新华门。闯门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大部分上访者不敢闯过警戒线，一旦闯过警戒线就可能被北京警方拘留甚至地方政府劳动教养。在最高法院门口，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门前也大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上访者打出旗帜，呼喊口号，或者和武警发生冲突。
第五站，府右街等派出所。新华门门前的温和的上访者等待着警车把他们接走。派出所把他们的上访材料登记下来，拍张照片，这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上访。这里的记录应该上报，可能对地方政府是一种压力。对于激烈的上访者，派出所可能把他们拘留，然后交给有关地方政府，有的人可能会在判刑或劳教。
随着天安门分局处理“闯门”的上访者技术越来越娴熟，访民们闯门引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小。通常，一个上访者刚到天安门附近就会被值勤警察辨认出来，未等他们来到新华门等敏感地带他们可能就已经被带走。但尽管这样，一些访民为了让地方政府受罚（敏感地带出现了闯门的访民，访民所在的地方政府要挨罚）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敏感地带，做出激烈举动，当然，他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从2007年散见的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
2007年1月，大连市公安局公布了部分违法上访者的名单：[2]
“上访人聂某，2006年12月11日进京到东交民巷等非正常上访地区上访，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根据聂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给予聂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
上访人张某，2006年10月7日进京到中央电视台上访，严重扰乱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常办公秩序。根据张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张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
上访人徐某、李某，2006年12月26日结伴来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串联上访，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扰乱了中南海地区的公共秩序。根据徐某、李某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和李某予以行政拘留。”
2007年2月2日西安晚报报道，“户县天桥乡刘家庄村南组女村民贾清贤，2004年2月因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此后又多次进京缠访，社会影响极坏。从2006年开始，贾又多次在省、市政府门前闹访，严重干扰了党政机关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西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对贾清贤劳动教养一年。灞桥区违法上访人封西霞2004年11月以来，多次在北京重点地区缠访闹访、滞留不走，被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2007年4月，河南省安阳县党建网公布了一起“非法上访”事件，[3]该县曲沟镇派出所对陈家井村一起非法赴京上访人员进行了拘留。据该网站报道，“姬生英，女，1961年出生，家住曲沟镇陈家井村，丈夫马建德。2006车4月23日，因家庭琐事马建德与高秀芹(其兄嫂)发生争吵，后高秀芹之子马驹来与马建德发生殴打。经法医鉴定马建德与马驹分别构成轻微伤。我镇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双方各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姬生英不服向安阳县公安局申请复议，安阳县公安局维持了原决定。姬生英不服复议决定又向安阳县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院均维持了原判。姬生英在终审判决后，理应服从判决，但其因所谓的‘争一口气’继而违法上访。于2007年3月26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上访被广场公安分局抓获，其行为已违反了《信访条例》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安阳县公安局于2007年3月28日依法对其实施了拘留。”
二 游行示威
2005年4月26日晚上七点，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门前，一位戴白帽的穆斯林老人拿着喇叭吆喝大家明天一起去全国人大游行。他身后墙上挂着一个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一首诗，“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锦涛），百姓冤枉大于天”等等。
他说百姓有冤不是个别问题，号召大家不要光顾个人的利益，应该团结起来，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行为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已经做好准备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刑或者劳教，但我不怕，愿意带领大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说。
他要求大家前来登记报名，并且每个人捐助一元钱用以购买宣传横幅等。为了避免被误解为骗钱，他一再向众人强调自己不会骗人，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他公布自己的身份证，讲述自己曾经的上访经历。
这是一起普通的游行示威发起过程，后来4月27日上午天安门附近果然发生了游行。每到两会、国庆节、某外国领导人来访等各种带有政治意义的日子，上访村都会酝酿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
由于游行示威直接影响首都社会稳定，组织者冒着很大的法律风险。2005年以后，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大都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比如，号召大家在同一天去天安门广场“纪念毛主席”，号召大家同一天去参观“人权展览”，在地上抛撒纸条，上面凌乱地写着“x月x日，时间x，地点x”，号召大家去北京饭店“散步”（当天台湾一位政治人物访问大陆住宿该饭店）等等。
根据媒体报道，从2003年到2006年，北京已经发生了多起上访者组织的游行示威：
2003年12月12日上午，百余名上访人员手拿上访材料，身穿上访状衣欲进入天安门广场地区聚集喊冤，反映各自的问题。事后，组织者孙舒萍、吴大明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予以刑事拘留。32岁的孙舒萍是新疆人，汉族，从2003年11月开始，因自家财产纠纷问题，对原籍法院处理不满来京上访。46岁的吴大明是四川人，从2003年10月开始，因债务纠纷问题，对当地法院判决不满来京上访。示威前，孙舒萍写了《公民游行申请》，称自己是“万人冤民代表”，并与吴大明多次在信访接待站以张贴、散发游行申请，口头通知等方式串联其他上访人员，约定12月12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集合。12月9日，孙舒萍向公安机关递交了游行申请，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有关规定未予批准。但孙舒萍、吴大明继续组织聚集，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4]
2003年12月25日，陕西人张尚中（男，51岁，因拆迁问题于三年前开始上访，仅去年就来京上访６次），内蒙古人赵凤材（男，53岁，因债务纠纷来京上访）联合几十名各地上访人员欲到钓鱼台国宾馆上访，被执勤民警劝阻，带他们到有关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经查，张尚中、赵凤材两人组织这些上访人员，是想借人多势众，达到自己的上访目的。后张尚中、赵凤材被海淀公安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5]
2005年7月15日上午，长春、四平、白城等地19名上访人聚集在北京南站，胸前挂着印有“喊冤、没饭吃”等不同内容的牌子，从北京南站出发，经宣武区、西城区、天安门往中南海方向行进。他们行至西单图书大厦门前时，被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截获。“派出所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刑侦总队、吉林省公安厅朱静工作站共同研究，认定这19人为非法聚集、游行示威，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有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西长安街派出所决定于2005年7月16日对这19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 [6]
2006年9月27日，陈恩娟等上海20多名上访者到北京向市公安局申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拟呼喊口号支持中央反腐败行动。不过，游行申请未获批准。[7]
2006年6月12日，石家庄市一些上访者到北京上访，“在重要区域非法聚集，扰乱公共秩序，被北京警方给予行政拘留处罚。”[8]
2006年12月17日，大连上访人周某组织数十人进行集体上访，策划集会、示威。“周某的行为违反了《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给予周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9]
为了维护首都秩序，2007年两会期间，公安部选择进京上访突出的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接访督导组，坚持接访、督办和指导工作三管齐下，全面推进当地信访工作。同时强化各级公安信访部门自身建设，强调要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强化工作措施，确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出现群众进京到部上访的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全国“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公安信访问题。
（三）“告洋状”
2006年1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中国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重现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实现人权的斗争历程，宣示中国近年来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可能令主办者始料未及的是，从21日开始，大量上访者来到人权展厅，有的访民集体穿着同样文字内容的状衣，甚至呼喊口号。从23日开始，展览主办方做出新规定，只允许团体参观，不接待个人参观。
上访者的做法通俗称为“告洋状”。中国特色的权力体制决定了领导批示对解决问题最有效，所以大量访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寻求领导批示。为了得到罕见的领导批示，他们得想方设法引起领导的关注，“闯门”（包括拦车喊冤）、游行示威、“告洋状”都是基本策略。这些策略有一个共同的主线——上头越是在乎什么，就越制造什么样的问题。上面要稳定，所以要申请游行；上面要“人权的国际形象”，所以要到外国使馆闹；上面要奥运会成功举办，所以要在奥运期间集中上访。
从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告洋状”的一些事件：
2006年9月11日，西安西北电建四公司上访者陈宝林在某国大使馆门前，将该馆一辆高级轿车后挡风玻璃砸烂，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14天。2006年12月25日，公安灞桥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将其逮捕，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2月30日以损害公司财物罪将其批捕。[10]
2006年1月27日、2月14日、4月2日、4月11日、5月31日，河南省三门峡市王老太先后5次与其他上访人员一起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加拿大使馆后门、联合国人权组织避难署后门等处上访。王老太“手举上访材料，跪地喊冤，在执勤人员和警察的多次劝阻下，王老太等人声称要求避难，手举材料继续滞留在使馆区，严重影响了使馆区的正常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三门峡市法院审理后认为，“王老太长期非法上访被多次行政处罚后，仍不思悔改，多次到国外驻华机构等处非法上访，扰乱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情节严重，损害国家和政府形象，社会危害大，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11]
2006年10月17日，大连上访者母子二人到外国驻华大使馆，打标语、呼喊口号，“扰乱了大使馆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给予李某行政拘留15日处罚。
附录：上访村日记（节选）
2005年3月24日 上访村住满了
2005年3月24日，我来到北京南站西南方向一个特殊的村落——上访村。
到上访村已经是傍晚，即将的满月挂在半空。这一群拥挤的小房子的缝隙里流动着拥挤的人群。我首先来到了自己的熟人——“刘老板”。上访村是一个敏感的地方，除了上访者以外，便衣、线人、接访官员、记者、大学生都有可能来，上访者看到穿着不像上访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所警惕。为了避免不方便，我首先想到自己的熟人，通过熟人会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群体。
但不凑巧，今天刘老板不在家。很快又碰到了熟人——两位先前认识的山东来的上访者带我找房子。我们来到一户一户人家的门口，问还有没有地方住。“人住满了。”这是很多院子的回答。每一间屋子几个甚至十几个床位挤满了上访者，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能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
一个老板说他那里有床位，五块钱一个晚上，六个人一间。我说喜欢热闹，想住一个人多的房间。老板答应了，但要多收我一块钱，给我换到一个十人的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只有两张床，加上木板拼成两个通铺，一个住六个人，一个住四个人。按照墙上写的床铺号码，我住九号，挤在了一个四人大铺上。
五号六号已经睡了，他们把被子蒙在头上，但也许还没有睡着。七号躺在床上写材料。二三四号来自河南，听起来是第一次来，正谈论他们明天的打算，去中纪委还是去最高法院。一个浙江人来了，说自己的床铺是二号，与河南人争起来，但很快就平息了，大家都说，出门都不容易，彼此让一让吧，再说，住哪个铺都是无所谓的，都是一个可以躺下来睡觉的地方而已。
我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是八号和十号。八号在外面洗衣服，看来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十号在玩扑克，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游戏。我们都没有说话，一方面，上访的人情绪大都不好，另一方面我不想回答太多问题，他们对我的身份可能是有怀疑的。
很快，大家都躺下了，当然没有人脱衣服，因为床被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我枕着电脑，静静地躺着。本来想写一些见闻，但我只能匆匆在本子上几下思路，因为大家都要睡了，我需要适应这里的作息时间。九点三十分，门开着，灯亮着，鼾声渐渐响起来。火车从旁边经过，屋子微微颤抖。
2005年3月25日 反腐败沙龙——清晨的最高法院接待室外
院门的门铃声，火车经过的声音，有人起来上厕所的声音不时传来，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时不时醒来。早上睁开眼睛已经是六点半了，原想跟几个河南人去上访，但他们已经走了。除了我和十号还在睡，房间里被子已经叠得整整齐齐。
我说自己是新来的，央求一号和五号带我去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其实，如果说上访村有一种文化的话，文化或者知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后来的上访者跟前辈们学会信访局在哪里，坐哪一路公共汽车，被哪个部门抓去伙食好坏，等等。
从上访村到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大约几百米路程，中间要穿过铁路和东庄花园。清晨的阳光洒在铁轨上，摇曳着三三两两上访人的身影。铁路旁边墙根处，访民们搭起一个挨一个的窝棚，早起的人们钻出窝棚，正收拾自己的行囊。一个窝棚边摆了一张歪歪扭扭的小桌子，四个人坐在废墟砖头上吃早餐，在清晨的阳光下。我想起了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们》，但中国人更容易快乐，我看到他们的早餐有白酒。
不知道他们的窝棚什么时候搭建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拆掉。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天越来越暖和了，草地上会搭起帐篷。
流淌着苦难的幸福路上，访民们熙熙攘攘。这里因为聚集了众多的访民，也繁荣了一批小商业，两边到处是便宜的小饭馆和复印店。
距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高法接待站门外已经聚集了上百人。一群人围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在唱歌，她面前地上摆着歌词和复印文章，两毛钱一张。我买了十张谱了曲的歌词。
《好人一生平安》，作者是山西大同彭静梅和吉林磐石陈萍，歌词：百姓不远千里，进京来伸冤，控告无门暗悲伤，好人来安慰菩萨心肠，好心人同情热心帮助冤民们，衷心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弱势冤民追求真理，实在是难上加难，执著的冤民坚定不移捍卫法律尊严，要饭流浪也要讨回公道，正直的北京大学生送衣送饭温暖人心，祝你们一生平安。国家栋梁之材，盼你们毕业到岗位，消灭贪官保江山，永保国泰民安。
《悲欢仿诗歌》（节选）：…审判台上不公断，该判不判迫私谈，年终检查向上级，新老案件全办完。冤民不服上访冤，牢房遣送铐铁链，雪上加霜冤中冤，喊冤犯罪判几年…落款：重庆市忠县双桂镇123号，刁民陈治田。
一个人号召大家去游行示威，不能光等待。他慷慨激昂的演讲博得了周围人频频点头，但也有人觉得太激进，不切实际。
这里是早晨的信息集散地，每天大家在这里交流法律政策和经验教训，结伙去中南海、万寿路、东交民巷等。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发表长短不一的演讲，主题基本上都是反腐败。
顺便提一下，另一个是下午五六点钟到傍晚期间的花园广场。早上高法接待室门口是聚集出发的地方，新来的访民可以从这里跟着某个上访群体到某地上访；下午五六点钟刚好是访民当天上访归来的时间，在花园广场主要交流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讨论第二天的去向，平时如果访民之间有什么约定需要商量什么事情，他们也会说下午花园广场见。
七点四十五分，大门打开，访民们涌进胡同里，有人在院子里排队等待填表，填了表后进到大厅等待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更多的人直接涌进接待室，盯着红色的电子屏幕，上面显示着排着号的各省访民的名字，等待着叫到自己的号进去接谈。从交表到接谈，有人要等一个星期以上。
2005年3月26日 基督
每个周六的下午都会有韩国的留学生来上访村发放食品，据说他们是基督徒，已经坚持行善两年了，最近发放的地点改在了最高法院接待室门前。
下午我一边和访民聊天一边等待那传说中的基督徒。三点钟，一男一女两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每个人手里提着两个大食品袋来到高法接待室门前的胡同里，男生个子瘦高，女生胖胖的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腼腆。他们在铁门前站住，很多衣衫褴褛的上访者拥挤过来，那一瞬间就像电影镜头中民国时期一群难民的镜头。有志愿者帮助维持秩序，喊着大家排队，很快，访民们排成了一排，队列一直延伸到几十米外的马路上。
他们发给每个人两个鸡蛋和两个包子，并说一句“感谢上帝”。有的访民接过包子和鸡蛋也跟着说“感谢上帝”。
一个穿着灰色露棉絮的破棉袄头扎白羊肚毛巾的老汉伸出了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满脸的沧桑，充满感激而又平和的眼神和那个发放食品的年轻姑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夜晚我回头看这幅照片的时候，真觉得像是拼接出来的。那个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老汉代表着中国人心中一些经典历史镜头，但在这里，没有历史镜头中迎接新时代的灿烂笑容，也没有批斗地主时的阶级愤怒。他有点像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不过，这位“父亲”的白羊肚毛巾，他的包裹，他的手都是脏兮兮的，只有这张脸，此刻显得那样纯净的大慈大悲。
一个妇女领着一个盲人来到跟前，他想多要一份，说他们明天也没有饭吃。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说，对不起，每个人只能有一份。
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接到鸡蛋和包子泪流满面，咧着嘴呜呜地哭了。不知道她曾经受过多少委屈，也许，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很久没有人这样对待过她了。他们太需要帮助了，但是帮助他们的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两个来自异国的年轻人。
我站在旁边，悄悄地拿出相机，偷偷拍下这些记忆。如果是上班时间，便衣会出面阻止拍照，现在是周末，我才敢把相机拿出来。
突然，一个高个子妇女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跟前指着我骂：“什么东西！年纪轻轻地干这种事，xxx的走狗，良心让狗给吃了。”噢，原来她把我当成接访的便衣了，以为我在收集他们的黑材料。我实在是哭笑不得，就冲着她笑。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走了。一回她又来了，继续骂，而且声音越来越高，骂得越来越难听。我苦笑着，就这么看着她。她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终于骂完走了。
可能只有在这样的场合她才敢那样勇敢地高声咒骂，因为在这一刻，是非善恶那样分明。此刻，在这个贴满标语口号狭窄而脏乱的胡同里充满了圣洁的光芒，上帝慈爱的阳光照耀这一群凄惨无助的人们。在那个高个子妇女眼里，居然还有一个间谍魔鬼在这里偷偷拍照，简直是太邪恶了，她代表正义在讨伐“我”。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他们带的包子和鸡蛋发完了，还有一些人遗憾地没有领到。我过去和两个年轻人搭话，想和他们聊聊，但他们说声对不起就离开了。我可以理解，他们不需要任何张扬，他们只需要默默奉献，在北京南站，基督教在悄悄传播。
为什么政府不来救济这些贫困无助的人？其实，政府也不是没有救济，在马家楼接济站，访民们每顿饭可以领到两个馒头和一袋榨菜，但是，访民们到马家楼都是被警车抓去的，而且，随时可能被地方政府强行“接”回去。在政府的接济站，他们是奴隶，随时面临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而且，他们没有尊严，上访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访民在马家楼被保安殴打的消息。
他们不是因为懒惰成为乞丐，他们因为遭遇了不公正在为正义抗争的路上沦为乞丐。我们的政府是否能给他们一点真诚的帮助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点温暖？
[1] 2007年1月26日郝文忠上访途中，为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天安门地区拦截公共汽车，被拘留，3月20日，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2] “倡导守法理性上访 依法整顿信访秩序 ——我市警方行政处罚18名违法上访人”大连市公安局网站，http://www.ga.dl.gov.cn/publish/2007124134746.asp。
[3]安阳县党建网http://www.ayxdj.gov.cn/ReadNews.asp?NewsID=3912。
[4]姜新菊《为达个人目的煽动上访 天安门前非法游行者被捕》，2004年1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
[5] 同上。
[6]“吉林19名上访人员在北京非法游行示威被刑事拘留”，新文化报2005年7月20日。
[7] 来自上海上访者的消息。
[8] “石家庄违法进京上访人员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石家庄日报2006年6月12日。
[9] “倡导守法理性上访 依法整顿信访秩序 ——我市警方行政处罚18名违法上访人”大连市公安局网站，http://www.ga.dl.gov.cn/publish/2007124134746.asp。
[10] 西安晚报2007年2月2日《西安3名违法上访人员受到刑事处理》。
[11]东方今报2 006年11月29日《非法信访惹官司》。
美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