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者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有上面领导说话，为了引起上面领导的关注，不得以以极端的方式彰显自己的遭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稳定压倒一切，要和平崛起，信访带来了两大麻烦，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国际形象。所以，中央对地方发怒了，“人要接回去，事要解决”。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上级的态度，中央发怒了，他们不得不重视信访问题，上访人数减少是最重要的目标，化解矛盾从根本上叫信访量，通过腐败消掉上访记录以及拦截压制上访都是可能的选项。
第一节 中央、地方、上访者
一则新华网的新闻
2007年03月02日，新华网刊登了《人民公安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公安部下达全警动员令，严防两会出现进京上访高峰》。
文章称全国公安信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部署2007年公安信访工作。
会议要求，“一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全面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工作方案，成立专门班子，动员各部门、各警种广泛参与，迅速营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浓厚氛围。要以这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为契机，对公安信访问题以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深层次问题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排查梳理，切实做到矛盾发现早、纠纷化解得了、问题解决得好、事件控制得住。
二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强力推进一把手接访和部门、警种接访工作，真正形成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格局。三要探索形式、创新方法，努力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今年，公安部将继续选择进京上访突出的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接访督导组，坚持接访、督办和指导工作三管齐下，全面推进当地信访工作。四要落实责任、注重实效，认真开展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和信访问题责任追究，真正通过卓有成效的绩效考核，确保各项信访工作落实到位。五要强化各级公安信访部门自身建设，苦练基本功，进一步打牢公安信访工作的根基。”
会议强调，“要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强化工作措施，确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出现群众进京到部上访的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全国“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公安信访问题。
一则地方新闻
这是某市日报2007年3月21日的一则普通的新闻，题目是〈我市圆满完成两会期间的信访工作〉：
“郭xx书记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努力下，圆满完成。全国“两会”期间，我市未发生一起因群众上访而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为全国“两会”的顺利召开及首都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郭xx书记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市群众信访还处在高发期，信访形势特别是越级上访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必须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毫不松懈地抓好今后一段时间的信访工作，确保市‘两会’等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稳定。一是做好去京上访案件的后续处理工作。各地、各部门对去京上访案子要作一次全面的疏理，全部落实领导包案处置。特别是对集体访和初访，要加大处置力度，限期化解。初访处理要一次性到位，力争全部息诉息访。对涉法涉诉问题要进行专门研究处理。市联席会议涉法涉诉问题工作小组要牵头交办、督办。要继续落实稳控措施，防止后续反弹。二是精心布置好市‘两会’等敏感时期的工作。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要把‘两会’期间的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安排部署。各县（市）区要成立专门工作班子，搞好统筹协调，明确具体责任，确保这项工作不出问题。对重点对象和群体，要继续落实措施，掌握动态，确保不失控；对会场、代表驻地、交通要道等重点部位，要派专人巡逻，确保一旦有情况，处置及时；对突发性事件就地控制、中途拦截、现场带离等重点环节，要有预案，确保反映迅速，最大限度减少负面影响。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信访信息随时报告制度，坚决防止出现瞒报、漏报、错报等问题。”
一则关于上访者被拦截的消息
2007年2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6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截访一次花费上万，何不用来“安抚”上访人》，以下是内容摘要：
对待向上级机关申诉、控告、检举的上访者，地方政府有两种态度：一是“接访”，指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办公场所接待群众，处理所反映的问题；二是“截访”，即下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赴上级机关的上访者进行“堵截”、“拦截”。前者是各级信访部门分内职责，而后者则属于潜在流行的规则，并且颇具争议。截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如何形成的，实际效果怎样？在这年终岁末信访工作任务加重的特殊时期，记者在河南、辽宁和山东等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
实情：“一些基层单位和信访部门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长期派人到上级信访部门值班”
为反映集资电改中的非法行为，辽宁省铁岭县凡河镇农民赵义华、王成友一大早就赶到某信访机关上访。还没到门口，就过来一个穿便装的人，问到：“你们是哪的？”
“辽宁铁岭的。”两人回答。听到这话，又过来两个人，把他们拽到旁边的一辆面包车上，边拽边说：“跟我们走吧，这事儿回去肯定给你解决。”
随后，赵义华、王成友被带到一家宾馆。正在此等候的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你们这事儿，我知道。回去指定给办了，你们就别乱跑了。随后，两个“便衣”一路“陪同”，乘坐客车将他们送到家里。然而，被截回来后，他们反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一般而言，截访者都会好言相劝，把本地上访者接到宾馆，管吃管喝，为他们买好回去的车票；必要时，则直接用“专车”把上访人送回家。对于一些“不信劝”的上访者，有的工作人员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
河南省信访局助理巡视员刘兆民指出，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信访部门，普遍存在“怕群众上访”的心理。“一些基层单位和信访部门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长期派人到上级信访部门值班，拦堵上访群众；有的不让群众在接访窗口登记，减少登记次数；有的为了抹掉登记数字，甚至到上级机关到处托人找关系等。”
缘由：“下级政府怕完不成信访工作目标被追究责任，而采取拦截的办法”
“截访并没有制度规定。”信访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关键在于上级机关对各地的信访量进行考核，下级政府怕完不成信访工作目标被追究责任，而采取拦截的办法。”
河南省信访局助理巡视员刘兆民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过去对一个地区和单位的信访工作进行考核时，过于偏重对上访绝对数的考核，特别是对集体上访数量的考核。这使得一些基层领导和信访干部经常提心吊胆，为了逃避责任而出此下策。
由于不少上访事项涉法涉诉，这种考核也进入了司法系统。山东一位基层法院的院长告诉记者：“上级法院对我们进行年终考核，信访是一项重要内容，按进京上访、到省上访等分成四个级别进行扣分。”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治贤一针见血地指出：“截访不是一个好办法，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主要还是为了地方的面子，没有把重心放在解决群众问题上。”
弊端：“仅限于拦、堵、卡、截，不下工夫解决实际问题，导致信访渠道不通，矛盾激化”
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琦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截访行为并无法律依据。相比之下，上访的法律依据却很充足。
截访的开支很大，光截访者食宿费就要支付相当一笔，还要腾出一些车辆随时准备往回拉人。山东一位基层领导坦言：“上面传信来要我们去接人，立即派出两三个人过去，连吃带住加汽油费，一次就花了一两万元。”截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有时足以解决其实际问题。
“群众信访中的各种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正确或者工作方式方法不正确造成的。”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坦言，“特别是对群众越级上访，仅限于拦、堵、卡、截，不下工夫解决实际问题，导致信访渠道不通，矛盾激化，上访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越来越大。”
接访与截访
“接访”在中国信访制度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有关工作人员或官员在自己的办公场所接待上访民众，比如公安大接访之类的行动，这是接访的本来含义，是各级信访部门应尽到职责；二是指各地信访部门到上级政府部门或者北京把上访的民众接回当地去，这种行为被访民们称为“截访”或“劫访”。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后者，即大量信访官员来到上级尤其是北京把本地上访者接回去的奇怪制度。
接访制度的由来。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接访在中国一直存在。针对大量滞留北京的上访人群，内务部很快制定了一套系统管理上访者的制度，包括各级处理问题的信访机构，包括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建立的类似于农民服务所的机构“接济站”，包括为了解决来访群众回家路费问题内务部于1958年8月在卢沟桥建立的永定砂石厂，组织有劳动能力上访群众参加劳动自挣路费。对于所谓的“无理取闹者”通常都是交由地方政府强制“接”回去。
接访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这套制度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确立，1982年以后开始所谓的“法治化”，国务院出台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接访制度与收容遣送制度融为一体，收容遣送的对象首先就是上访人员，他们在收容遣送站里被称为“病号”（意思是精神有病），其次是流浪乞讨人员，90年代以后又发展到大规模收容遣送农民工。
由于有比较成熟的收容遣送系统，接访问题基本上属于“专业化”操作——公安部门从信访局或者上访村抓走访民关进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地方，再由地方政府到当地的收容遣送站领人。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原有的接访系统消失，上访人群暴涨，信访问题急剧升级，为了应付局面，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地方政府大量派人来京把上访的人接回去，接访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以至于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的胡同里黑压压的接访大军成为日常的景观。
大约有十个省份派出常住人员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接访，其中河南、山东、辽宁、黑龙江等省最多。这些省份大都是内陆省份，过于偏远的省份比如新疆、青海来北京上访成本过高，来的人少，用不着专人接访。
接访当然浪费了巨额资金。接访人员往来路费、食宿、补贴等等，据一个河南的接访人员透露，一个接访人员每天的成本大约500元，当然，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根据我们的调查，河南某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元，光是用于接访的花费就达200万元。
从接访到“截访”。访民本来是因为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对地方政府不信任才来到北京的，他们当然不愿意在向中央政府递交上访材料之前就被接回去。或者，他们第一次听地方政府的话跟着他们回去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再次来到北京，地方政府再来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愿意回去。这种不信任很容易理解，本来不公正就是地方政府制造的，怎么能指望他们突然能够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情？
访民不愿意回去。面对考核的压力，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命令接访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带回去。而访民不愿意跟他们走，于是就有了强行拦截甚至殴打，接访成了“截访”。而且面对信访洪峰，地方政府的接访很快制度化，形成了常驻北京的接访队伍，他们通常由信访局干部、其他各政府部门抽调的干部或者雇用的人员组成，每天的工作就是拦截拘捕本地上访者。一些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地下室被用来拘禁上访人，2004年辽宁某些城市的驻京办事处地下室一度几乎成了临时监狱，关押了很多来不及送走的上访人。
第二节 中原县接访工作
2007年6月10日下午，来自内陆省份中原县的小刘站在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对面的永定河边，时不时朝对面的信访局胡同口观望。小刘的工作单位是县政府办公室，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同伴来自县土地局。
小刘是该县接访人员，负责“劝返”该县上访人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来到这里等着本县的进京上访人员，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如果发现了——老上访户他们都认识，就过去劝说，尽可能阻止进去，如果阻止不了，就等着上访者登完记出来，软磨硬泡也要尽可能把人带回去。
小刘说，现在是淡季，他自称是“留守部队”。他这次来接访待了十天了，没有碰到一个本县上访的，但是，他还得在这里站岗。“淡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正处在麦收季节，农民忙于农活，每年这个时候上访人群都处于低潮。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时候不是敏感期，每年两会的时候是最旺季，上访者最多，到五一都是持续高峰，六月上旬以后则进入低潮。
下午三点半，三个保安走过来低声对小刘说：“处长都出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赶紧走开走开。”小刘只得往远处走走，他开玩笑地抱怨现在接访不如以前“牛气”了，现在“北京的警察也不配合了，连信访局的保安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还要经常赶我们。”“听说前两年接访的很牛，各省接访人员相互配合，上访的根本进不去，连胡同里工作的女孩子也能摸一把。”
小刘是中原县接访大军中的一员。该县常驻北京的接访人员是两个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加上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临时接访人员，基本上保证四个人以上。如果赶在两会期间，接访人数最多达到30人左右。
小刘自称的“留守部队”是针对两会期间的接访大军而言的。从根本上说，只有解决了问题，上访者才不会到北京来。但解决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一些问题几乎没有办法解决。但面临两会的政治任务的压力，“人要接回去”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于是各地方政府采取“抓两头”的办法，把上访者拦截控制起来，一方面，派出驻京接访工作组在北京各信访机关周围拦截和遣返，另一方面，在县城车站或者针对老上访户布控。
一 驻京接访工作组
（一）工作组的组成。
为了做好每年两会接访工作，中原县都会派出阵容庞大的驻京接访工作组，工作组的主要职责有三项：畅通与北京天安门公安分局、俯佑街派出所、二龙路派出所、马家楼接济中心等相关单位信息渠道，力争在第一时间内处理好群众上访事项；竭力做好群众进京上访的接访劝返工作，对5人以下的进京访，由接访工作组负责劝回至县城，对6人以上的进京访，接访工作组要尽力做工作，予以劝返，如果力量不够，相关部门和乡镇应增派力量把上访群众接回；及时将进京上访情况报告和通报。
2007年两会前，该县驻京接访工作组由一个副县长带队，工作组成员共20多人，主要来自该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局、政府办、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乡镇等。从各部门抽调接访人员的基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抱走”。信访局当然是常驻工作人员，负责上访信息统计工作传达，以及和国家信访局、省市信访局、北京市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联络协调。法院处理涉法案件，来的三名接访人员分别是自己判决的案子引发了上访。该县法院的接访人员接受双重领导，一方面是中原县接访工作组的组成人员，另一方面也是中原县所属市的“全市法院全国两会期间涉诉信访工作组”的成员。各政府职能部门都是针对某类型的上访者抽调人员，比如，针对土地征用引发的上访，土地局就要来人接访。各乡镇则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哪个乡镇出了上访者，哪个乡镇要负责接回。
（二）工作组的职责——拦截、遣返和“疏通关系”。
在北京，上访者比较集中的国家信访机构主要是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等，两会期间会扩大到温总理住处、美国使馆、天安门广场入口处等地。由于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上访属于司法申诉，不计入国务院的上访量排名，所以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大厅虽然每天满满的上访者，但很少有接访者，除非两会期间等敏感时期为了重点拦截某个上访者才会有接访者过来。国土资源部也成为上访集中区域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土地征用问题比较普遍，这里偶尔会有接访者值班，都是针对特定问题和特定的上访者。中纪委和公安部门前上访者都不少，胡同口都有大量接访人员，因为到这里来的大都是为了控告某些官员，地方政府的领导最痛恨来这里的上访者，因此这里的冲突最为激烈。由于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信访局都在永定河边一个胡同里（2007年之前在一个院子里），所以这里上访者最为集中，国家信访局门前的胡同口就成了重点拦截区域。接访者除了在一些信访机构附近拦截外，有的地方接访人员可以买通国家信访局的关系，直接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室里面把上访者带走。
2005年5月1日新《信访条例》实施之前，国家信访局胡同口附近围聚着大量接访者，马路两边停满了各地的警车。除了接访者熟悉的在胡同里工作的人以外（胡同里除了信访局还有别的单位），几乎每一个穿过这个胡同的人都会受到质问“哪里的”，如果上访者说是哪里的，马上该地接访人员就会围上来把人连拉带推地拖走。大部分上访者都学会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哪里的，尽管周围都是喝斥声，他们仍然一直往前走，这时他们会受到周围接访者的拳打脚踢，打人的通常并不是上访者本省人，而是外省接访者，各省接访者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殴打对方省份的上访者。作者2005年4月份一次穿过这个胡同，遭到了很多人的起哄、拳打脚踢，穿过胡同以后，看见自己裤子上满是脚印。上访者有时会乘坐出租车或者三轮车往里闯，这些车子通常也会遭到拦截，有一次接访者把往里冲的三轮车拽住，把上访者拉了下来。
即使上访者穿过了胡同，到了信访局大院也随时有可能被抓走。大院里从登记窗口排出四队，每一队分别对应几个省份。大院里到处是接访者，他们在上访者排的长队周围转来转去，不时问某个上访者哪里的，或者威胁要看身份证。不断有接访者被拖出长队质问，或者拖出大院拖进等在马路边的各地警车。接访者和上访者激烈的冲突甚至大规模的冲突几乎每天发生数次，常常有上访者被打得头破血流。
2005年5月1日以后，中央下令要畅通信访渠道。国家信访局开始派保安在信访局胡同口附近执勤，阻止接访者打人，登记各地接访车辆牌号，驱赶接访者。从那以后，国家信访局附近的上访秩序明显好转。有一次信访局的保安追赶某省过激行为的接访者，引起上访者的欢呼。
但是，接访者并没有远离信访局。他们从原先的信访局大院里、胡同里撤退到信访局胡同口马路两边，更远一点的撤退到陶然桥附近。国家信访局从2005年5月到2006年底只维护胡同里面的秩序，胡同口外几十米以外的马路两边都有数十个接访者，2007年开始，信访局保安的巡逻范围扩大到马路两边各两三百米。但实际上，2007年离信访局胡同口不远的马路两边仍然有接访者，他们与信访局保安的关系颇为微妙，他们通过买水喝等手段给保安小恩小惠，保安对他们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有领导出来巡视的时候，他们告诉接访者，要他们离远点。陶然桥是上访者从上访村附近到国家信访局的交通要道，所以部分接访者在这里把守。
2007年两会期间，陶然桥以及信访局胡同口马路两边每天有上百名接访者，他们或站着，或坐在随身携带的小板凳上。看见样子像上访者的人走过来，他们就会上去问哪里的。有经验的接访者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分辨出谁是上访者。据一个老接访讲，一看装束，上访人大都背着破包或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上访材料；二看面相，上访人大都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幸，天长日久这种情感能在面相上表现出来。有的上访者不予理会，这时他们就要做出判断，如果不能确定是上访者，就不再管了，如果比较确定是本地的上访者，就要上去拦住好言相劝，如果实在不行，就采取强制手段，强行带走。
一旦拦截住本地的上访者——无论是从国家信访局接待室里面带出来的，还是半道上拦截的上访者，马上会被送到接访工作组驻地控制起来，并尽快送回老家。驻京接访工作组驻地通常是租某宾馆的一些房间，也有的工作组驻地是当地驻京办事处，一些省市的驻京办事处地下室临时成为拘禁室。
随着上级对上访问题的重视，过去两三年来接访者对待上访者的态度有所好转。2007年中原县大部分上访者是被和平带回工作组的。通常是接访人员好言相劝，作出承诺，上访者看到接访人员也很为难，再说自己上访目的——为了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就同意回家。接访者给他（她）买好火车票，送到车站，目送上访者上车，同时通知老家的接访者，一直接到村里监控起来。对于强制接来的而且一直拒不服从的上访者，接访工作组要安排专人押送回家，然后在县城暂时控制起来，或者交给向镇政府控制起来，等两会开过以后再说。
驻京工作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与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员“疏通关系”。疏通关系的方式是请客送礼，拉老乡关系等等。很多地方政府都下大功夫“疏通关系”，以湖南某市为例，2006年11月29日该市“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对市驻京维稳劝返工作组进行全面轮换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大拦截劝返和稳控工作。驻京维稳劝返工作组一定要加大重点场所、敏感部位的巡查，做到发现得了；二要及时将发现的非正常上访人员接住市驻京联络处，做到稳得住；三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确保接送得回。四要动用一切资源，对北京市有权“挂号记账”的单位和人员开展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尽量减少挂号，力争部分消号，确保我市进京非正常上访“总量降”目标的实现。”
中原县常驻北京的接访人员和信访局两位处室的领导关系很好，这个关系又是通过中办一个老乡攀上的。2007年3月1日到3日，刚到北京的驻京接访工作组组长分别请了两个信访局处室领导吃饭，给他们送了一些礼品。“疏通关系”有两大好处，一个是可以进入接待大厅甚至接待室拦截上访者，二是可以消掉一些上访记录。信访局的接待室有保安严格执勤，地方接访人员如果没有特殊关系不可能进去的，有了特殊关系则可以出入自由，甚至接谈员发现了某地上访者主动和接访人员联系，上访者正在和接谈员谈话的时候，接访者进来把他们带走。如果上访者已经登记上了，接访者可以通过关系消掉部分记录。2004年该县到北京上访的55件，到过北京的146人次，但国家信访局登记的记录里一次进京上访也没有，全都消掉了。2006年到北京上访的40多起，一多半也都消掉了。
二 地方布控
除了派出工作组在北京拦截以外，接访工作的另一个战场是在当地建立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阻止上访者到北京上访。两会之前中原县在县主要领导的亲自布置下对重点上访对象逐个排查，要求各乡镇政府指派专人监视重点上访对象，乡镇政府则指令村干部或村民线人暗中监控上访户的一举一动。县火车站也有专人接应，一旦发现某个上访户外出或者失踪，监控者马上报告，有关部门指令车站人员拦截。
针对老上访户的布控有不同的级别。最高级别的到了两会就要失去人身自由，家门前有政府人员24小时看管。常年上访的老上访户通常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也知道自己被“布控”，但赶在两会这个重要日子，他们会想方设法去北京一趟以给地方政府“记上一笔”。于是双方展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上访者通常会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发，避开监控者，并且转到别的县上火车，以避过火车站的检查，或者提前几天出发。大部分被控制的对象都难以脱身，但也有少数上访者避开监控，成功脱身。例如，因为对房屋拆迁补偿不满的一个上访者，2月下旬就到了北京。
一旦受控对象失控，有关责任人会逐级上报，相关部门会迅速做出反应，逐级拦截。例如，据内线报告，3月8日，重点上访户李某等三人突然不知去向。该乡政府立即派出5个人赶到省城火车站寻找李某等人。在火车站候车室果然发现了他们，但现场人很多，不好动手，三个上访者挣脱。该乡接访人员立即开车赶到北京西站出口拦截，并打电话通知县信访局相关情况，恳求如果在北京西站没能拦截住，请信访局帮忙在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等地拦截。后来在北京西站成功拦截了三个上访者，把他们带回乡政府看管起来。
三 对于被接回上访者的处理原则
中原县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处理上访问题的基本原则：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变通解决，确实不能解决的，要维护稳定。信访局王局长认为，为了维护稳定，要对上访者进行经济补偿，要“退让，忍让”。但对于确实要求过高，“无理取闹者”，“也不能一味迁就，该打击的要打击。”
有的问题通过上访确实能加快解决。比如该县某乡一位村民因为修路房屋被拆，一直没有补偿。该村民通过在京打工的老乡关系把上访信递到了信访局，给登记上了，而且中原县信访局跟登记者不熟悉，不好消掉。这引起了该县领导高度重视，对该村民承诺一定给解决，临走时还送给该村民300块钱。该县副县长亲自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交待此事，后来总算解决了。
有些事情要“变通解决”。比如某乡一位村民告一家农资公司伪劣种子导致自己重大损失，自己也欠了很多债。官司打赢了，但那家农资公司已经破产了，法院执行不到钱。该村民一直上访。从北京接回去以后，县政府要求乡里想想办法，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给一些补偿。
有些事情确实不好解决，要“维护稳定”。2005年1月20日，中原县信访局和公安局联合从北京租大客车接回一批访民共17人，都是城关镇一个民警的亲友和邻居村民。该民警叫管峰，其父亲被打成村霸。据信访局长说，其父亲“霸道点，在学校附近建庙，在大街上骂人，打人家”。他们家人不服气，一直告状，多次去北京。王局长说“上访同时他还给各级领导写信，言词偏激，说我们县黑暗无比。说黑暗吧，有黑暗面，但毕竟社会在进步，新的思想观念逐步会被接受，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得到实惠。”
迫于北京和省里的直接压力，中原县主要领导责成联席会议商量解决办法。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劝他投案自首，承诺投案后可以取保候审。如果查出确实冤枉，可以撤销批捕。”但躲起来的管峰要求立即撤销批捕，否则不愿意出来。
接回来的访民被关到司法局的一个房间里。公安机关挨个作讯问笔录，问去北京上访的细节，问谁组织策划的。王局长说，“要查清谁组织策划的，有违法就处理，没有违法就教育教育。怎么教育？公安机关进行诫勉谈话，思想上做做工作。教育多长时间根据情况定，把情况查清就放他们回去了。司法局的律师给他们上上课，教给他们法律知识。教育多长时间没有具体日程。”
四 信访局长的困惑
信访局王局长说，信访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体制在更新期，经济发展到关键时候，西方国家的生活理念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社会分配体制带来的矛盾，都集中到信访。中国太大，各地政策不能一样。南方和北方，尤其是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情况肯定不一样。想制定一个统一的信访政策符合各地情况，不太现实，再说，各地群众思想素质不一样，考虑到全国情况，肯定有得有失。一时信访问题处理好，不现实。“我想，中央也很难。”
但王局长同时认为“上面指导思想有问题。”
首先是考核登记的问题。到北京上访中央要登记，拿登记情况考核地方。为了减少考核记录，不得不“花钱消灾”，对于已经登记了的，“找熟人，送礼品，请客吃饭，请给与照顾。登记了的怎么办？通知接人，想不登记，就交钱。一般找找人，人家也知道咱县穷。但有的案件协调下来花好几万。”结果造成“上级信访部门形成产业了”。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中原县接访费用“主要是乡镇承担，住京费用是县里出。县里信访部门一年经费40万。乡里自己解决，估计一年不下200万元，县财政一共6800万。全县财政支出接访比例还是太大。” “表面上看，登记的减少了，但实际上进京的人增多了。”
“另外我对接访有看法。上级考核下级，各地为了保政绩，都不想登记。各地拦截。老百姓越拦截越是要上访，信访部门很尴尬。平心静气反映问题不好吗？不行，要给他们说好话，安排吃喝，否则到天安门闹点事，就麻烦。位置倒挂，上访人不管有理没理，就得给他们说好话。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接越多。好吃好喝弄回来，回来以后没法面对他，把他接回来又不能答应他条件。”
其次，国家信访局前任局长“四个80%的说法影响很坏，影响领导决策。”王局长说，“上访人无休止上访，不行上省，再不行上北京，基层很无奈。关键在于上面有些指导思想不对头。上面不够了解下面情况。去年国家信访局针对信访作了统计，提出四个80%提供给中央领导。80%发生在基层，这个没问题，上面不会发生信访。80%反映是有道理或者部分有道理，80%是能解决的，80%通过努力是能解决的。后面三个80%否定了基层政府为了稳定做出的努力。把鞭子一下子全打到基层干部身上，认为基层欺上瞒下。这不公平，也会导致中央决策失误。失误有两点：第一，对于无序上访，没有制定治理程序。作为上面，只要有上访，就认为基层没有尽到责任。违法者，没有办法处理。再一个，责任追究制。只要有越级上访，就追究基层干部责任。如果查实了，追究，也无可厚非，但只要上访就追究，不合理。你干部怕上访，我就专门去上访，一上访，县长县委书记就头疼，工资奖金晋升提拔受影响。上访形成了一个怪圈，群众在圈外可以任意活动，干部在圈里面收到压力。即使说80%是对的，20%无道理的怎么办？怎样处理？属地管理，画地为牢，是你的人你就要接回来。”
第三，“责任追究和属地管理不符合实际”。王局长认为“要下大力气找出一个办法，这才是对国家负责，而不是一味追究基层干部。各级官员帽子都不容易，都很珍惜，他知道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取悦省委取悦中央，但信访问题他为什么做不到？上面认识有偏差，片面强调属地管理和基层的责任。”
另外，关于信访局与信访联席会议的职能问题，王局长认为“信访目前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渠道了。确实不正常。联席会议也属于信访部门。实际上的作用还是在信访部门。联席会议作为短期攻坚战略，还有作用，长期看来，是与信访部门职能重叠。”
王局长认为，应当加大对违法上访的力度。他说“信访要按程序来。县信访局处理中，就不能到市里上访，省信访局处理中，就不能到北京上访，处理结果不服再上访。处理中上访，是越级上访，就是违法。到北京去，就要接回来。解决了好说，解决不了他还去。有的本来是无意上访，但跑到北京看看，玩够了，到信访局，说上访，我们接回来。”
王局长认为“以后上访肯定会增多。因为上北京有效，抱着解决问题，报复领导，给领导找难看，玩，都去北京。登记减少了，但实际赴京上访人数比原来多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多。”
“减少北京上访量，要规范上访行为，二是不能过多追究基层责任，三是改革考核办法，不要考核进京上访量。确实办错的狠狠追究，但是一般性问题重复上访的，不登记不考核，最起码办案程序内的不能登记考核，要基层干部感到压力更小，对于处理问题有好处。他今天去了，明天还去，甚至一天去两次，国家就没有办法？看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也可能我站的低，觉得上面不负责任。不下劲，单单把压力放给地方政府，这是信访工作不下劲不负责往下推矛盾。
第三节 无权部门处理有权部门制造的问题 ——驻京办副主任访谈
某市驻京办副主任兼该市信访局副局长丁先生负责该市在北京的接访事宜。2007年4月29日这天，丁局长忙碌了一整天。一大早到了马家楼信访局接待站，本市的访民共来了两拨，一拨是一家两口，因为房屋拆迁上访，一拨14个开摩的的残疾人，因为地方政府禁止摩的而上访。丁局长挨个给他们作工作，最后与地方领导协商，承诺回去给他们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他们都回去了。
（注：以下是市信访局丁副局长的原话，对个别问题略加整理，加了小标题）
信访工作的尴尬
信访工作，作为群众工作，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如今陷于尴尬的局面。
作为信访人，不信法而信访，动员他找法律途径，他不去。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法律意识不强，二是法制不健全，成本高，花费多，时间长。
站在信访体制的角度讲，权力部门制造问题，无权部门解决问题，这是信访体制最根本的问题。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中央政策好，党中央关心民众疾苦，客观来讲，基层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1）本身造成的问题让他自己去解决很难。2）基层干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有限，很难指望他们从站在党中央的高度去看待问题。中央和地方对待信访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中央看总量，看政策，看执政党地位是否稳固，下面看具体问题，不可能看的那么深。一些基层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干部一句话“你去北京找中央去”，他就来北京了。
主要信访问题
到北京上访的，各种类型的都有。如果按照问题分类，涉法涉诉的占60%——70%，公安机关，诉讼的。一个时期的一个时期的热点问题。前一个时期，军队退伍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企业改制，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区，涉及以权谋私，涉及腐败，个人权益不能保障。还有一些小问题，干部作风，历史问题。计划生育过头的问题，税费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现在农村主要问题是，集体经济不公开的问题，特别是好的村，公共财富不公开。
过去一年主要问题：涉法涉诉，执行问题；退伍军人，征地拆迁；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新的情况。体制改革。涉及到乡镇人员分流，七站八属这些人原来是事业单位，农机站，原来靠收费养活，随着农民负担减轻，这些人正在分流，完全分出来，政府每个月补助生活费、社保，但毕竟他们习惯了，要上访。再一个是国企改制。有些问题当时接受了条件，过两年看现在企业经营很好，不平衡。当时暗箱操作，利益不平衡，加上社保体制跟不上，上访。
还有杂七杂八的问题。梅花鹿养殖，商人承诺养梅花鹿多少钱。上访，认为政府监管不力，公司怎么注册的？广告怎么出台的？什么仗都算到政府头上。
心理认识误区是无理上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访体制三级终结，终结了就不该再访。不能说所有的上访要求都是不合理的，至少三分之一的有冤情，三分之一的人为自己有冤实际上考虑问题片面永远也解决不了，是认识差距问题，三分之一确实属于无理取闹。无理取闹的原因主要是心理认识问题，老是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无法解决。我遇到一个典型的案子：一个女同志，今年50多岁，已经上访20多年，军属，爱人当时在部队。她与单位领导发生关系，被别人发现了，上级给了处分。她的爱人知道了，要离婚，她哭闹不离。最后她丈夫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是被强奸的，就复婚”。她为了这句话几十年如一日上访，一定要说是被强奸的，还要证明强奸未遂。几级公安都调查过了，没有冤情，那个男的也受到了应有的处分，但她还在上访。
还有一个案例：老家一个县的一个青年在深圳打工，有一天在朋友家里喝酒。另外几个朋友讲，有一个老板很有钱，可以绑架，让他准备一个房子。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钱，准备工作没有开始。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板本人，但没说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初衷是讨好老板。结果老板报案了。公安机关也许是故意下套，叫老板约了他见面。在见面的地方，老板表示感谢，问他需要什么，他说希望有一个好点的工作。老板说，工作一下子不好找，这段时间也要生活，先给2000元生活费吧。他接受了，这时公安出来了，说他敲诈勒索。然后让他带着把一起策划的人抓起来了。也许另两个人有关系，也许否认了这个事情，那两个放了，但把他拘留了。先说是犯罪中止，后又说犯罪预备，最后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他不服，一直上访。曾经在深圳街头威胁要自杀，在南方某报社要跳楼。后来深圳中院作了行政判决，判决深圳公安局劳教决定错误，予以撤销，派出所赔了一万多块钱。按理说，应该结束了，但本人不干了，他要求赔偿一百多万。这个诉求是做不到的。广州媒体炒作过，有点偏向他。这个案子翻案很难，只要你有一点错误就逃脱不了干系，除非你完全没有参与。媒介炒作的时候说“见义勇为反被劳教”，差距就在这里。他是举报了，但还不能认定见义勇为。按国家赔偿法也赔偿了，比照标准的。但他还在上访。深圳不管，我们没法管。事情发生地不管，我们怎能管得了？但深圳说他们已经处理完了。这个案子我做了无数工作，请省高院、司法厅劳教处三个人跟他谈过，官方的不算，我还请了一个法律界的朋友，请司法部的一个朋友跟他谈了，劝他没有必要再访了。但他已经走进死胡同，还在坚持。
为什么难以解决？
我归纳，为什么这么难，几十年解决不了？为什么？第一，本身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办法解决。第二，反应的问题合情合理，但没有法律政策依据解决，比如，不让你开摩的，法律规定的，不开之后生活怎么办，合情合理，但没有政策法律依据；第三，问题拖的时间很长，解决起来很困难，涉及部门非常多，有些证据很难落实，解决起来很难。有一个老头八十岁了，五十年代的时候整风，下放劳动，腰扭伤了，五几年自己回农村去了。治疗过。过了几十年，要求落实工伤。确实工作期间扭伤了腰，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要涉及多少人作证，谁来补偿？原来的单位改制了，谁来解决？也有病历，但要落实，相当难。第四，基层干部本身处理事情在这个位置上，不想推翻前人的结论，不想否定自己，能推一天是一天。有了四个原因，涉及很多信访问题，久拖不决，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上访。
我们最近有很多上访对象，来了以后你跟他们讲，不一定讲得通。有几个人我讲得很清楚，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肯定给你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你不能脱离历史环境看问题，当时有多少人受到伤害。也不能把所有的张算到当时身上。有一个上访人，另一个县的人，到我们一个农场，田特别多人很少，吸引了很多人种田，但不是该地户籍。享有的待遇是多少田，该上缴多少都有了协议。当年把全家迁到此地，建了房子。但后来，由于上缴的问题，跟大队干部产生了矛盾，生产队账目有问题，人家发现了，这两个人自告奋勇参加了审查小组。通过审查，发现了问题，人家在此地土生土长，反过来把田收回来了，把他赶出了农场。开始上访，要赔偿损失。我问什么损失？青苗补偿，小孩原来在上学，后来弃学了，还有自己被抓到派出所。我不排除你们收到了伤害，但是，时间太久了。小孩读书的问题，没道理，当时应该到别的地方读书。全面算账，不可能解决。不能这么讲。后来做工作，我承诺，原来的损失账目，责令他们重新算账，到底缴了多少，应该补偿多少，重新算。八十年代的事情。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心里很复杂。我自己认为平民化思想，对弱势群体的感情很强，愿意帮助他们。
他们是有事找事，不是无事找事；有理取闹，不是无理取闹。这个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理，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背井离乡，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立足一个观点，这些人都是有事。
所以我现在很赞成国家信访局作的工作，畅通信访渠道。有一段时期，地方时期拦截上访，这个是不对的。总得给他们上访的渠道。不给渠道，他们会闹。信访条件太差了。上访村任何人看了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信访群体被关心太少。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与我国法制建设不相适应，应该由喝水的地方，休息的地方。
北京市主要考虑稳定。把这部分作为不稳定因素。现在有一些机制上的误导。进行了正常上访，各地接回，安排吃住，误导了他们。他们上访，也知道在北京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到北京只有一个目的，给地方施加压力。腐右街中南海一转，给地方施加压力，没有更好的办法。
驻京办的任务
驻京联络处从法轮功开始这个工作。驻京办做好接收工作。五年的时间，慢慢地把这些工作把驻京办的工作来抓。三大任务：接领导，接客商，接群众。接上访工作力度非常大。上访人数量逐年增加。不是某个地方的趋势，是全面的问题。我们这几年每年增加。有时候也能起一点作用，两个方面：帮北京减轻了负担，收容遣送取消以后，我们承担任务；另一个，我们把上访人还是沟通了上下联系，通过一定渠道，反馈回家，落实一下，我们这里有承诺，要跟踪，怎么解决。
驻京办事处要处理非正常上访。什么叫非正常上访？指定的场所叫正常，非正常是到重点部位，考虑到天安门秩序，中南海不接待信访，国家领导住处，使馆区，这些地方不能去。我们处理这一部分人。我们一般听他们讲，讲一个两个小时，他要发泄，把所有的事情讲出来以后，再跟他们讲。我们说，第一个意思，你的问题我听了以后，不能判定，需要调查，所以不能肯定，也不能完全赞同。第二，北京解决不了，我会把你的问题如实转告地方政府，督促解决。第三，在北京，必须遵守北京秩序，不能通过非法手段途径解决，我们不支持，甚至要打击。一般来说，信访人能够理解。
上访人也在互通情报，纠集在一块，也在搞这些玩意。我们整体来讲，选择时间，重大政治活动，跑到北京来了。两会期间，针对策略，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人员控制在基层。来了怎么办？送回当地。北京公安清到马加楼，我们去接。接不回，怎么办？慢慢做工作，我跟他谈，不能到天安门，去哪里我带你去，搞完了，要回去，我约定时间帮他们找哪个人。有些地方强制，特别是东北地区。强制没有用，到哪里去？你去。去完了应该回去吧？要解决我帮你。我们做工作一直比较温柔，东北的拖拉，有点过。第一，坚决不到正常上访地方拦截，第二，坚决不能激化矛盾。湖南省委的决定，尤其是现场主持的。
去年做了一批工作。几个上访的人，在办公室绝食，都是退伍军人，要安排工作。没到外面去，派工作人员24小时做工作，发现有危险征兆，马上送医院。绝了60个小时，九个人拉到医院。9个人打点滴之后，开始吃饭。我们的原则是，第一，有什么诉求尽量讲，谁来组织，一旦出现问题伤亡，组织者负责。第二，政府派了县长、副县长到这里做工作，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谈，但那些人集体来的，商量好的任何人不能退，主要是面子问题。针对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整的政策是没有的，针对每个人的特殊情况，适当解决，有些生活困难，有些单位已经垮了，全体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他们也看到了领导的诚意，也有些感动。副书记一直在这里，赔了三天，县长最后一天赶过来了。只能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解决了，安排以后，企业垮了，身份应该跟其他人一样，已经赶排了一次。通过民政解决一部分。
中央有政策的，地方落实到位。中央没有政策的，不能自己搞，否则影响全国。他有几个群体，专业干部已经解决了，志愿兵提出两个身份，要按照干部待遇，民政总政已经明确，不能成干部。城市退伍兵，两年义务兵回去以后，按照政策回去安排工作。安排的工作待遇方面可能不好，效益可能不好。安排以后有些没上班，有些没发工资。另外还有对越反击战伤残军人的问题，补偿太低，医药费不够。都作了调整，但距要求有差距。慢慢得到解决，特别城市拆迁，强制越来越少，国家工程，补偿按照市场化。
一个疑难案件
有一个案子特别有意思。我们那里有一帮人，大米加工。到湖北洪湖地区粮食储备库买了八百吨大稻，买了以后，洪湖工商局就在一个检查站扣留下来，以陈华粮的名义。有什么证据是陈华粮？这些细节都不讲了。没收了，听说反而卖了。这九户人受到了高人指点，没有直接复议，没有诉讼，放弃了权利，掉过头来起诉粮食储备库，以违约名义，如果是陈华粮，应该赔偿，如果不是，应该工商局错误。法院判决不是陈华粮。争议焦点在于两个检验结果不一致。湖北省高院和工商局都维持自己的决定正确。跑到北京，也是不了了之。我对这个事情比较同情，洪湖没有道理啊。总得有一个部门协调，我们协调过多次，全国人大也去了，没有人去解决。我也帮他们反映过，总得有一家正确。这个人上访，很困难，我给他们提供宾馆，支持，只有一个要求，要正常上访。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这八户人家带了他们家人到洪湖政府门前曾经集体喊冤，把他们驱散了。工商局有道理，法院判决也没有针对工商局，政府不管。
解决上访问题的办法
北京市到了天安门府右街，送到马加楼，然后通知我们接人。一个县来一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工作人员一个月五六千。一个县加上乡镇，一个上访人员要花掉万把块钱，平均一个县信访部门一二十万，加上乡镇的，一年不超过一百万。当然，个别县可能多一些。我们一个县来京的，多的二三十个，少的十多个。我们一个市去年来京的200多人，七个县。根据我们的统计，进京人数近年呈上升趋势。原来不统计，连续三年来，上升趋势。五年之前十多人，我们统计的。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一百多，两百多，近三百。今年要求减少。
今年工作力度大。对老上访户，包户负责。我们要掌握老上访户，三十多个，分解到县，包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包稳控，人盯人。解决老大难问题。做结论，做完了，还闹，要依法处理。对于集体访，主要是掌握信息掌握动态，及时化解矛盾，发现苗头立即做工作，不能让到北京来。今年要扎实做这些，原来做的不够。今年一些老户没来。
实事求是讲，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没有多少压力强迫，征地拆迁规范市场化，政法系统注意多了，慢慢会解决，慢慢会好一些。过去办案水平不高，刑讯逼供问题等等，初步走向良性循环。另外一个环节，民主维权意识强了，动不动来北京了。有些问题不是政府直接造成的，他么说政府不作为的结果。
接回去，怎么处理？一般上访人都在下面搞了很多回合，我们一般有一个交办函，在北京上访，反映什么问题，交给接访人员。我们也没有能力看解决了没有。上访人要见什么人，我们联系一下，要满足要求，否则他们不回去。有些人回去了再回来，有些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
通常解决方式。有一对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在邻居小卖部买了劣质奶粉。发育不好。夫妇智商不高。找人家小卖部，人家说只卖了几包，也没钱赔。到北京，每次坐在温总理家门口，两口子分别抱着小孩，几十次。去年，县里商量，先联系医疗部门治疗，由民政部门出面。再帮助他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要他们签个名授权委托就行。找厂家，问题是，厂家已经不存在了。起诉了经销商。政府干预，判决经销商赔了二十多万，并且帮他们执行到位。按理说，应该说是信访部门解决的，解决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但他还不满足，嫌钱少。今年又来了一趟，闹了，北京市公安部门取证，再闹要劳教。
有一个上访的在高法附近待七八个月。今年没来了。他在外面打工，同时在打工地方有一个老乡，买了一个放录像的设备，经营不好亏损了。那个人有一天，把它约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喝了酒，跟他讲，回去不好向老婆交差，签个协议，卖给你了。签了协议，没有履行，也没有看设备在哪里。迷迷糊糊地。卖的人有一个孩子在基层法庭，可能是他儿子出的主意，合同签订以后几天起诉买的人，要付款。边起诉边财产保全。受骗了。一直打官司，上诉。几次基层法院判决他输，一直不服，一直到高院，高院也是这么判的。湖南高检抗诉，理由是由其他原因，刚签完三天，就起诉要钱，不合情理，违规操作。另外一个人提供了证据，说合同是假的。高检抗诉后，湖南省高法启动再审程序，他本人说不能相信湖南，它已经再审过。在这里要求最高法院立案，指定别的法院再审。一直到去年国庆时候，市里下决心把他搞回去，法庭调解，县里法院赔了几万块钱。现在他又提出，一定要处理这个人，这个人还在法院，是执行庭副庭长，搞假案。
该案存在违规地方。财产保全不清楚。纪委反复调查了，很多证据落实不了。我建议，把法官调一个单位不就得了？目前还在协调中。上访人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建议，别老纠缠不休了，已经换了你钱。他说，钱是法院除的，又不是他个人出的。
上访问题的趋势
目前不会好转。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大道理，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问题的多发期，矛盾多发期，国民收入1000美元以上；第二，历史积累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没有完全释放，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第三，人民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有了意识就要上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交通很方便；第四，信访体制可以说还不能有效遏制信访势头，权力、资源都不足，不适应形势需要，上访人员越来越多。信访部门要有权力调查。现在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怎么处理？
很多问题只能随时间推移，政策改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信访人淡化了，去世了。先进政策，保障健全了，弱势群体问题解决了，围魏救赵方案，反应的根源，为了生活困难，把困难解决了，也就解决了。
形式主义严重。要落实到实际上面。应该重视信访队伍、信访机制建设。干部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乡镇的干部真正到人民中间去，听人民的声音，很难。目前由于取消税费，对立情绪有所好转。但工作作风没有好转。
有些群体性事件跟信访工作有一定关系。本来不是政府的问题，结果一闹起来就把派出所砸了。要说跟政府也有关系，政府敏感性不强，跟信访局有一点联系，反映问题有一个过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干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麻木，没有及时处理。干部马上要处分，闹事的人肯定要处理。
信访问题的出路。要尽量减少新的信访问题的出现，要研究体制。第二条，对于老的信访问题，各级要分配到一个县，最多几个县，要一个一个落实。第三，信访部门要赋予新的权力。信访原来的定位，是联系党和人民的纽带，倾听呼声。我听了呼声，但解决不了问题，百姓就不来了。信访部门要有权威，原来成了最弱的部门，一年几万块钱，怎么解决。第四，治理非正常上访，到底什么是？集体访？敏感地带访？原来制定了一个文件，最高法院高检，以及各地搞了文件，要治理。但落实很难。现在基层，一个稳定办，涉及政法委，一个联席会议，设在信访局。两个部门都不负责任。稳定办处理群体事件，大规模上访归他们管。联席会议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很多实权部门一把手都是成员，具体解决问题的部门。这两个部门到了基层，有了一点不协调。
附录：上访村日记
2005年4月1日 被打
在上访村每天都能听到两办门前打人的事，为了体验一下那些普通上访者的遭遇，我想闯一闯这传说中的“鬼门关”。
因为下午要开会，所以穿了西服，这样其实不便于体验上访者的遭遇，因为从穿着来看就不像一个上访者。中国的上访者大都属于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没有钱更没有权，他们大都衣衫破旧，背包里装着上访材料，痛苦的记忆刻在沧桑的脸上，这样的群体走在北京街头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
上午十点多我来到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这里就是被访民们称作“两办”的地方。以前胡同口没有挂牌子，直到2005年两会期间才在墙上刻上新牌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两边停满了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上百劫访人员，这些人员也大都有一种相似的穿着，乡镇干部模样的居多。
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一个上访者，通过胡同口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我，但没有拦截。这个胡同里除了信访办以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有一些不是上访的，所以劫访的要对人做出一个判断，以免拦错了人。据说，一个信访局的官员曾经在此被截住殴打。
往里走大约几十米，又一群更加密集的接访人员堵住了胡同。我径直往里走，开始他们面面相觑不敢拦截，但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肩膀，问我是哪里的。这时候如果我说北京的，或者说接访的，或者说就在里面工作，他们通常不敢拦截。很多上访的人除了集体自卫冲破围堵以外，就是学会一些小技巧。开始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不说话径直往里走，后来这一招不灵了，接访的见不说话就开始打，据说十个省市的接访者都是一伙的，他们相互照应，共同起哄或者殴打上访者。
我冲着抓我的人问，干什么？那人愣了一下，再问一遍，哪里的？我说河南的。接访人群众立即炸开了锅，纷纷高喊，河南的河南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三个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河南哪里的？
我说开封的。抓我的人立即高喊：“开封的，开封——，老刘——，刘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跟前朝我打量了一下，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人拉住我就往外拖，说有话出去再说。我说放开我，我要进去。来人大喊，问问你怎么了？我反问，你凭什么问我？你有什么证件？
干部模样的人给我看了他的工作证：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翔，然后语气缓和，问我开封哪里的？是上访的吗？我说是上访的。他问开封市委去过没有？
我心想他这是要核实我的身份，就说没有去过。
“没有就是越级上访！你有权利上访，但没有权利越级上访！”刘局长突然大义凛然状，那感觉就像在训斥一个罪犯。
我怎么上访你都没有权力栏我，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里抓人？我质问他。
“凭什么？就凭我！我告诉你，你进不了，我既然在这里值班，你就进去不了！”刘局长大声怒吼。旁边的人又过来推我，我愤然甩开他们的几只手。然后刘局长语气又突然缓和下来，说，“我让你学学信访条例。我现在就可以让你走，但你进得去吗？这里面有三道岗呢。我和你说，我要你离开，是对你好，我要不管你，看你挨打不？”
我说别管我，我要进去。
有人在后面开始打我。用脚或者拳头隔着人从后面打，周围都是接访的，几乎挨着我，看不清是谁打的。我四面寻找偷袭我的手和脚，终于逮住一个。我大声问你是谁，凭什么打我？“我没打你。谁看见我打你了？”整个一幅无赖嘴脸。我盯着他大声说：“我看见你打我了，就是你！”周围开始起哄，有人从人群外面用力推前面的人，我在人群中被推来推去，有人趁机踢我。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在打我的时候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正面打，估计是担心我不是上访的反而有什么背景。
刘局长再次出现。“十个省市接访的在这，你知道谁在打你？我既然给你看了工作证，就是为了保护你。”
“你们地方的官员就这个德性吗，每天在这里打人抓人？”
“我告诉你，动手的都不是开封的。”后来我了解到，刘局长说的大半是实话。一个省的接访的大部分来自各个县和市，本省上访的和劫访的有的相互认识，动手打人不方便，再说也怕回去后遭到报复，所以本省人打本省人有时会有所顾忌。而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接访的比较多，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了某种默契：相互打，一起打。比如，刘局长一个暗示，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接访者就开打，同样，其他省份接访的发现上访的需要帮忙，河南接访的也会毫不犹豫打人。我看到过国内蒙上访的被黑龙江接访的殴打，湖南上访的被河南洛阳接访的殴打，河南上访的被辽宁接访的殴打。他们是通过野蛮殴打这种方式“教训”上访人，别再来北京了，只要来就挨打。
拥挤中我发现包已经被拉开了，有人从中拿出了一份上访材料。我夺了过来。
“我明着告诉你，越级上访本来就是错误的。你没有权力说自己是开封人，我不认你是开封的，我不管你。”刘局长又开始强硬起来，然后他转向周围，“他根本都不是开封的。”
有人推过来推过去。
一辆车开过来。人群开始起哄，大喊靠边靠边，一边偷偷从后面打我。
拥挤中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那人立即大叫起来：“踩我脚干什么？干什么？”摆出要打架的姿势。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对不起。那人突然很没趣地退到了一边。在他对我大喊大叫准备打人的时候，他是群盲中的一员跟着起哄，而在我直视他眼睛的很有尊严地说对不起这一刻，他突然成了一个个体的人，天良复苏了。
但旋即人群再次拥挤到一起，他们继续偷袭我。我四面寻找打我的人，终于又逮住了一个。我心想不能在这里耗下去了，需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面对这样一群流氓不可能通过求饶获得他们的友好态度的，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可怜的求饶的人，也许他们曾经有良心发现，但地方政府给他们的命令要求他们必须残酷对待上访者，而他们出于失去工作的恐惧或者牟取高位的贪婪使得他们必须泯灭良知。这一刻，必须用气势压倒他们。
“你小子打我！”我指着一个中年人的鼻子怒吼。“谁打你了！你敢骂人！”他反驳。“骂的就是你！你给我小心点，他妈的敢在北京的地盘上这么放肆！”
人群又开始涌动。我说，“好，开始了。你们他妈的有种今天就这样堵着我！我要看着你们堵住我！我要看看谁在拦我！”“放开，让他走，别再说你是开封的。”刘局长又发话了。又一辆车通过，人群闪出一条道，我趁机站到通道上，用手横指四周聚集的人群，大喝一声：“一群流氓！”他们面面相觑，没人再阻拦。
来到信访局大院已经接近十一点了，信访局要下班了，保安正在清理人。院子里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三个接访的把一个瘦小的农民几乎提了起来，拖上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辽宁的车。
刘局长突然又出现在我眼前。他显得很热情，帮我拍打身上的痕迹。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裤子上留下很多脚印。
我猜想，我走了之后刘局长可能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能觉得我不是上访的，上访的估计没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大都忍气吞声。他可能担心万一我是记者什么的对他不利，所以又过来跟我套近乎。
“这种事情，难道中央不知道？肯定知道，显然上面需要我们这么做。没有接访，十个信访办也装不下上访的人。”他看起来很客气。
我问这些都是什么人。他说大半以上是地方公安，十个省都有人在这里接访，河南、山东、辽宁的最多。
我跟着人群往外走，刘局长又忙他的去了。
信访局胡同口处，四五个人正在拖一个年轻农民。他满脸恐惧，声嘶力竭地喊，打人啦，打人啦！放开我！没有人理他。旁边停着一辆北京的警车，警察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突然，他挣脱了，拼命地跑了。他跑到远处站在那里往回看，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想和他聊聊，他满脸恐惧，赶紧走开了。
2005年4月15日 见义勇为
星期五下午接近两点钟，我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胡同口。这一次，我本来是想更多了解一些接访者的想法，我想知道这些每天在这里看见乃至参与殴打上访者的一群人的是怎么想的。当然，我也可以通过私人渠道和他们交流，但不同方式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出租车离胡同口几百米远时我下了车。不直接打车到胡同口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地注意，我尽量避免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闯入那个充满戒备的环境。
沿着马路边走到胡同口边上，我在路边坐下来，身边是两个接访的在谈论他们家乡的事。在这里呆一会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注意。
然后我慢慢走到接访人群中。一个陌生人进入这个群体如果你是匆匆而过的话，他们通常会把你当作上访的询问或阻挠，但如果你是从侧面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入，很快你也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此刻对你而言不再是一个充满野蛮暴力的团体，而是一个一个的人，你可以和他们聊天，可以讽刺挖苦他们的卑劣的工作。比如我就问一个女孩，你也是接访的吗？她突然显得不好意思。
我站在墙边，脚下墙根一个坐小板凳的家伙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忽然开封的刘局长出现了，我有一种想法是上前打个招呼，你还在啊？但又一想还是沉默的好，要多听多看。显然，刘局长应该看见我了，他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下午再也没有出现。应该还是有人认出了我这个特殊客人，开封纪委的那个年轻人看见了我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每一个上访的人走过来，总有一群接访的围过去大喊大叫，我就跟过去，盯着他们。
大约两点半，一对白发老夫妇被围在了墙跟前，老太太说是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接访的官员要看她证件，她要对方先出示证件，接访的拿出了证件，大概是信访局的，然后要拉他们走。夫妇俩靠着墙根不肯走。突然围攻的两三个人开始推打夫妇俩，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壮年男子一拳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他隔着人从后面用脚猛踢倒在地上的老人。霎那间我热血沸腾，冲上去照着那家伙的脑袋就是一拳。那人一个趔趄，愣了一下，然后发疯一样朝我冲过来，我的身后也同时遭到两三个人拳打脚踢。一瞬间我侧挎的包掉在了地上，我也几乎摔倒在地。我立即站起来和他们三四个人对打，正当我要揪住一个人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过来转移了我的视线，他把我的包捡起来递给我，同时把撒在地上的证件交给我。因为害怕身份证等证件丢失，我暂时把东西收起来。但就这一瞬间，几个打人的家伙已经跑了。
对于这种殴打老太太的灭绝人性的行径，我异常愤怒，指着在场所有的接访者大骂：人民的血汗钱养活你们这帮狗东西，老太太跟你妈一样大，你们就他妈的敢这样打，你们还是人吗？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是人吗？你们这帮狗东西天天在这里呆着就是来坏良心的吗？谁在这里打过人？都是他妈的人渣！
上百接访的没一个人吭声。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对着这群流氓高声痛骂：你们是人吗？你们打我，过来打啊。你们丧尽天良啊，不得好死啊，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家人出门都会被汽车撞死的！国家信访局门口怎么会有这样一群狗东西啊，不知羞耻的狗东西啊，你们就没有父母没有子女？你们就能干出这样的断子绝孙的事情？
而面对强权暴虐，作为弱者有时除了诅咒没有别的武器，而在某些特殊时刻这唯一的武器有可能应验的，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无论他曾经显得多么灭绝人性——埋下了正义和良知种子，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
夫妇俩把上访材料展示在地上，材料中间是他们穿军装的儿子的照片。我没有深入了解整个事件，只知道他们的儿子被人杀死了，而责任人没有得到相应处罚。连云港接访的再也不敢打老人家了，过来好好劝说。老太太过来向我道谢，说如果没有我相救，他们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这时候，我深深感到，邪不压正，打人的流氓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接访的都保持沉默，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人向我表示敬意。
一个便衣过来，但不是追查谁打了人，而是追查那个拍了录像的人。一位律师拍了老人和我被打的录像，便衣把他叫过去。过了一会我也跟过去，此刻我没有任何恐惧，因为这一群乌合之众此刻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后来便衣也没做什么，那位陌生的朋友保留了录像，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老太太进到了信访局里面。我则继续留在胡同口，看他们询问上访者。每一次他们询问上访者我都跟过去看着他们，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他们再也没有敢打人。一个老太太被他们拖在地上，我一直走到他们跟前，他们只好把老太太放了。我想，如果他们敢打老太太，我还会毫不犹豫出手的，这次我会狠狠地打。即使打不过他们，即使我受了伤，但是我要让他们领教一下什么是浩然正气，让他们这一生都会记住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
三点半，我因为有事不得不离开。坐在出租车里，平静下来，突然我的眼睛酸酸的。那些因为不公正的制度而受难的同胞，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在一个不讲法律也不讲人权的地方他们只有靠诅咒。今天我不后悔自己冲动，我很骄傲自己帮助了一个白发老太太免遭匪徒的殴打，可是，明天，还有多少人要遭受这样邪恶的苦难？
也许每一个接访者在自己父母子女亲友面前都是一个好人，也许他们都会说自己身不由己，也许他们还能给自己找到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但他们野蛮殴打一个白发老人的这一刻，他们就是禽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个人如此泯灭良知。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国民为什么要这样相互残杀？
我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帮助他们。至少也要通过详细认真的调查揭露访民到底有多大比例被打过，而在他们报警以后，北京110是否及时作了公正处理，我想把这个调查通过人大代表提交给北京市有关部门。无论我们的做法看起来多么幼稚，但认真对待自己的法律是我们的责任。
2005年4月29日 上访村人少了
新信访条例实施的前一天，上访村的人明显减少了。
从高法接待站一路走到上访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往日熙熙攘攘的幸福街上访民明显减少了很多，躺在路边睡觉的总共也不过几十人。上访村里也显得有点冷清，往日狭窄的过道里总是人来人往找住处，今天却有大量的空铺位。
正巧碰上小木在这里转悠。他说，前天晚上警察来这里抓走了五车访民（每车大约有100多人），再加上五一长假信访部门不上班很多人就回去了，所以人很少。我们来到刘老板的院子，看到里面很多床铺都是空的。
刚走出来就碰到了刘老板。我问他今天为什么人这么少。他瞥了我一眼说，问题都解决了吧所以都回去了。
他们被抓回去了吧？我问。刘老板支吾了几句，最后还是说是被抓去了。刘老板说，4月27日晚上十一点多，上访村西边的马路上突然来了很多警车，黑压压的一片人，有人喊警察来抓人了，很多人赶紧往东边跑，有的没有跑掉就被抓了。
“我这个院子里大概抓去了二三十个个吧，还有一些人当时还没有回来所以躲过了抓捕。一个老太太躺在床上拒绝起来，警察踩到床上把她抬上了车。哎，没办法。”刘老板摇了摇头。
“这话本来我不敢跟你说的，怕他们整我。大概是前年吧，有一次跟我一个人说了这里发生的警察打人的事情，没想到那个人是个记者，捅到了海外媒体上，把我的名字也公布出来了，派出所的把我逮进去审问了两天。还有一次说话不谨慎又被关了一天，所以现在我很害怕，看见了什么也不敢说。”
他向我道歉，说我让他找的几千人签名反对新信访条例的信他找到了但没有敢给我，因为他害怕警察知道了。当时刘老板跟我主动提到了几千人签名，并答应说找给我看，但后来说没有找到，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戒备心理。
小木说，大搜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天上午出现了两拨示威游行，一波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还有一波在新华门，加起来可能有四五百人。有的甚至打着欢迎国民党，要人权等口号。当然，他们很快就被抓走了，关在马家楼一天一夜。加上上访村的大搜捕，据说马家楼的院子关满了人，大约有三四千人。
我们来到小木的院子，大家正在看电视，晚上十点的晚间新闻正播放连战与胡锦涛的会谈。今天上午连战到北大演讲，在北大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上访村看新闻联播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新闻联播和上访村是中国的两个极端，前者永远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后者则是悲惨世界。如果一个人想了解中国，应该看到这两个极端，一个都不能少。
2008年9月22日 探访京城黑监狱（一）
9月21日早上接到一位河南上访者的短信，他们被关押在陶然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面胡同里的黑监狱。
几年来一直听说黑监狱，本以为进入08年以后消失了。这次出现，我决定去看看，这样邪恶丑陋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来到太平街破旧的青年宾馆，沿着南侧胡同到拐角就是62中学，胡同右拐大约一百多米，看到一些居住人家，一个光着膀子胖胖的中年男子蹲在那里。看不到黑监狱的迹象，于是问光膀子的，关押上访的地方在哪里？那人问哪里的，我说河南的，他往旁边一指，就是青年宾馆的后面，有一个白色的铁门，那里就是。
白色的铁门紧闭，旁边一个窗户，里面一个女孩在看电视，一个男的躺在床上。我敲门没有答应，敲窗户，女孩叫醒男子，说人家来接人呢，快开门。男子慌慌张张地找锁，一边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河南的，然后他突然好像感到了异样，说找驻京办和他联系。
我说认识一个人叫王金兰，要见一面。对方说没有这个人。我于是给王金兰打电话，一会她来到窗前，要求出去，不被允许。我开始对这窗户拍照片，对方把窗子关上。
很快，周围涌出来六七个男子，一个人伸手要夺我的相机。那位光膀子的男子突然冲过来，照着我的胸部就是一拳，一边做凶神恶煞状，一只手里拿着锁头。
我很平静。任由其侮辱谩骂以及偶尔的拳头。他们一度想把我托进黑监狱，但被他们的头阻止了。等他嚣张累了，我说，我可以走了吗？对方开始说不准走，后来可能感觉到了什么，放我走了。临走，我回头说，你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的，不是谁要惩罚你，而是因为良心而后悔。
我还会去的。这不是管闲事，黑监狱是北京的一个毒瘤，是中国的一个毒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黑暗丑陋的角落，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有责任拍案而起。
2008年9月22日 探访京城黑监狱（二）
昨天接到一个河南上访者王金兰的短信，她被非法关押在陶然亭公园附近太平街青年宾馆后门一个地方政府办的黑监狱里，我去了那里，见到了她，她不能出来，我在窗外往里拍照，被看守殴打。
称之为黑监狱一点儿也不为过。这里关押数十名上访者，政府雇佣打手看管。与正规的监狱相比所不同的是，这里监禁的上访者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在国家信访局或者最高法院等信访部门正常上访时被带到这里关押，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
我打算把这个黑监狱曝光，今天又来到这里。刚刚进入青年宾馆南侧胡同不远，就看到一个黑监狱的高个子看守坐在凳子上和人聊天，几乎同时他也认出了我。
距离黑监狱的门口几十米拐角处就是62中学门口，我在校门口观察地形，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方便拍摄的地方，一边和朋友们联系，黎雄兵律师正在赶过来。
等到近六点，黎律师因为堵车还在很远的地方，怕天黑下来，所以决定我一个人进去。我的记者朋友在62中学门口作为接应。
未到黑监狱门口，四五个看守已经在等候了。刚走近，他们就喝问干什么，我说要找一个人，对方说让我赶紧离开。其中一个穿红上衣的看守很面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人就是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祥，三年前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胡同里，他和众多的接访者曾经殴打过我，没想到这里又碰面了。我说你们这样非法拘禁上访者是非法的。刘局长大声说，谁说我们拘禁人了？他们都是自愿的。我说，随便举一个例子，王金兰是自愿的吗？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自愿的？
我掏出手机准备给被关在里面的王金兰打电话，刘局长上来一把夺过我的手机，照我的脸上就是一拳，一边大声呵斥让我滚开，说这是政府的事情，你管得了么？ 后来知道，刘局长殴打上访者一向是最凶的，很多上访者都怕他，也都知道看守们都叫他“刘局”，可能信访局里面也只有这样的官员才适合到这里工作。
我坚持不走，刘局长旁边的大高个猛烈推搡间杂着拳头和耳光，把我一直推到62中学门口，我的两个脸颊都挨了拳头。昨天那个光膀子的男子拎着铁链子锁吼叫着冲上来，被旁边的人拦住。我对着正在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大声说，请你们记住，就在你们身边，有一个黑监狱，关押无辜的上访者。
王金兰从里面发出短信说：“他们不让出，这里有31人，刚才有个洛阳钢厂的女的叫刘翠花被地方打断肋骨，带着输液针头被带过来，现在走廊里。” 之前她发短信劝告我千万不要来，危险！说地方政府给雇佣的流氓打手，打人轻的一次1000元，打重的一次3000元。我想那个光膀子的北京人，可能是这里面最凶狠的打手。
在62中学门口，看守们发现了我的媒体朋友，大高个看守上前夺过她的手机猛烈在地上摔碎，我告诉他们赶紧撤离。几个看守把我拦在那里，一边焦急地不断地给地方政府打电话，要求赶紧把王金兰接走。
场面暂时平静。我温和地问一个刚刚打我的大高个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竟然怒吼起来，“你管我干什么呢，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去，当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我说，我跟你好好说话，你生什么气呢。
过了十几分钟，地方来人了，王金兰被带出来，接她的是一个法官。这时，事实上王金兰和我都自由了，看守们为自己找个台阶把王金兰交差，巴不得我们赶紧离开。她说，自己是在到最高法院正常上访时刚填完表就被带到了这里，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我问王金兰愿不愿意跟法官回去，她说愿意，只要地方政府愿意好好谈就行。法官承诺，不会再对她怎么样，答应好好谈，这样，我们分开了。
回到办公室，平静下来，心理开始很难过。不是为我被打，也不仅仅是为那些打手，而是为了黑监狱的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悖论。曾经收容遣送站里面关押的一类重点人口就是上访者，2003年以后，收容遣送站没有了，黑监狱应运而生。
河南省政府信访部门买通见利忘义的宾馆，雇佣黑社会打手，加上给自己的亲戚安排就业，组成了这个黑监狱，国家信访局周边类似这样的黑监狱还有很多个。青年宾馆普通房间对外价格是每天120元，但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每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给宾馆每天付150元。
我也在想，是不是更多去理解他们，当那个高个子说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当大官改变现状时，我能理解他对这个体制的不满。可是想到那么多无辜的弱者被殴打甚至被打残，我不能把人的尊严标准降得太低了。某种意义上说，这里远比黑砖窑更可怕。这里必须改变。我要努力把阳光带到这里，哪怕是一点点，相信终于有一天，这个可怕的角落能够消失。
2008年10月13日 探访京城黑监狱（四）
昨天接到一个短信，“我是河南马喜荣现在关在北京市虎坊路青年宾馆后院黑监狱里你能解救这里的二十多个人吗紧急求救”。我因为当时在上课，这两天又特别忙，就答应今天去。上午十一点多最后一次发短信确认她还在里面，决定下午四点过去。
和周曙光约好，四点在青年宾馆见面，他还约了另外两个媒体的朋友。四点一刻，我们三个来到黑监狱门口，周曙光在远处拍摄。马喜荣来到窗口要求出来，看守不让出，一边和当地驻京办联系。我们在窗外和她聊天，她说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这时马喜荣被看守推到里面，听到她对看守大声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阻拦我在这里？
那个曾经光膀子的凶恶打手骑个自行车从我们面前过去又回来，然后蹲在远处看着我们。几个看守在62中学门口盯着我们，周曙光就在他们身边。时不时有看守从我们面前走过。周曙光发来短信，“骑自行车的说，又来了！真记者假记者？揍丫的！”
我给滕彪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又来到了黑监狱，请他随时关注。
郭建光敲门问什么时候放人出来，对方说正在联系。看守们大概都到齐了，在胡同两头远处虎视眈眈，这样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辆经常停在黑监狱门口的面包车突然从外面开过来，在黑监狱门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上来就打郭建光，周围的看守（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叫他们打手）也都围上来。耳光、拳头、脚踹，建光被逼到墙角，但他平静地站着，然后又一个看守冲过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打倒在地。我就站在建光旁边，伸手轻轻阻拦。那一刻我不能完全排除内心的冲动，就像在国家信访局门前一样冲上前去对着凶徒的脑袋就是一拳，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膝盖后面，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
大个子看守一边打我一边大喊，“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110？你现在就打？”我确实曾经考虑过打110，也考虑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直到现在我们也在收集证据准备举报。但是，我们也担心，举报有没有用，我第一次在这里被打，110就来了，警察看了看什么话没说就走了。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唯有能依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
有看守指着远处的周曙光说他在拍摄。两个看守快速奔跑过去，郭建光大喊一声快跑，周曙光快速躲进了小胡同，看守们没追上。我当时也很担心周曙光被抓住，因为记录并传播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激烈的暴力之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离开，继续原地平静地等待马喜荣。这时一个基层干部匆匆过来了，接出马喜荣，高个子看守对着她怒吼：“马喜荣你这样做以后你的事情我们再也不管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对我们的殴打，包括对马喜荣的恐吓，都是给旁边窗户里的上访者看的。很多上访者虽然被强制带到这里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们并不反抗，一是因为反抗没用，二是他们还指望地方政府来接他们能解决他们的冤情。像马喜荣这样勇敢执着于一个公民权利的上访者是少数，他们比一般的上访者要承担更大代价。其实，那些不敢反抗的上访者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是够勇敢的了，他们为了内心的正义来到北京。
2003年，孙志刚的死换来了成千上万没有城市户口却执着来到城市寻求富裕生活的人们的自由，他们不再担心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成千上万的渴求公正的人们来到北京仍然担心他们随时会失去人身自由。黑监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尾巴，无数的上访者在里面被殴打，难道，这社会点滴的进步还需要另一个孙志刚吗？
接出马喜荣，我们离开。其实这一次我明白过来，马喜荣并没有获得自由，她可以跟我们走，但我们又能帮她什么？她只能跟着来接她的地方人员走。
看守们在我们后边吆喝着骂着。走过青年宾馆南门，我回头对看守说，我们还会来的。看守们立即冲上来，高个子大喊，你敢再来，信不信我现在就开车撞死你！一边说一边拉开车门上车。我很平静。光膀子看守再次冲过来拽我的西服，掐我的脖子，拽我的衬衣，把衬衣扣子拽掉了一个。然后我们离开了。
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的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一直上访。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在一个不公正成为常态的社会里，那些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而抗争的人们被这个社会无情抛弃，马喜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就被抓到这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但是，我们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点痛苦。我们也只能以这种受苦的方式给这里带来一点点阳光，以这种受苦的方式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份正气，以这种受苦的方式唤起国民的关注。
2008年12月12日 探访京城黑监狱（六）——唐河县驻京办是“合法”监狱？
今天下午和几位勇敢的上访者（请原谅为了他们安全暂时不透露他们的名字）一起来到菜户营桥往南凉水河南岸的黑监狱——河南省唐河县驻京办事处的院子。说来惭愧，从河南上访者胡女士发出求救信号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了，最初发出信息，打算过去，但电话联系不上，周三再次联系上，决定今天过去，但从昨天下午开始又联系不上她了。
下午两点半来到铁门门口，铁门旁边挂着河南省唐河县驻京办事处的牌子，铁门里面是一个大约10来间房子的长方形院子。敲门，一个胖子过来，我问胡女士在不在，回答说昨天已经被接走了。我们要求进去看看，对方不允许。
僵持中，院子里面的几个上访者围过来，说他们也出不去，其中有一位女士还是正阳县（待核实县名）人大代表，有一位说自己家里还有企业，没想到正常上访被关到了这里。他们说院子里一共关了30多个上访者，最长的已经关押两个多月。
同行的温先生忍不住大声斥责里面的看守，他大声说，“我就是上访者，我曾经在黑监狱里被关押50多天！大家不要进屋，在门口坚持着，坚持才有人权和自由！”我劝大家要平静。同行的娟女士拨打了110。看守们也报了警，并大声叫嚷着去派出所直接找人。
看守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孩过来和我们理论，“他们在这里吃的好住的也好，凭什么说我们非法拘禁？”娟女士说，“让你蹲在监狱里管吃管住你满意吗？”我想，看守也是人，他们也认为，上访者不应该被殴打，应该“吃的好住的好”，其实，我们并不能给很多人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的到来能够改善那些无辜被关进黑监狱的人们的生活条件，这也是有意义的。
大约十多分钟后，看我们没有走的意思，这时看守头目似乎认出了我。那个中年女人焦虑地打电话，请示上级驻京办过后同意放一拨人出来。
这时佑安门派出所1976号警车来了，我随着420160号和420650号警察进了院子。这间隙一些上访者涌出了院子，他们被释放了。来到里面一间房子，这里墙壁上张贴着唐河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宣传文件，大意是故乡有难来找政府办事处。警察说让我先出去在外面等。
我穿过院子返回铁门前，拿钥匙的看守犹豫要不要给我开门，旁边的头目示意开门，外面，我们的团队已经壮大了，增加了8位从里面刚刚释放的上访者。他们来自河南省正阳县，为土地问题上访，昨天来到北京顺便想到天安门一带参观一下，没想到刚下公共汽车就被警察抓住了，送到马家楼，然后被关到了这里。
我不禁想到了2003年3月刚从收容遣送站出来的秦兵讲的北京市收容遣送站里一个故事：一个农民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第一次来北京参观天安门，没想到在前门一下公共汽车就被抓起来送到了收容遣送站，任凭他如何把头磕到地上哀求看守把他放了因为他的行李还在宾馆，但都无济于事，最后被遣送走了。长安街沿线的警察训练有素，很远就能看出来谁是上访者，发现可疑目标就上前搜查，如果搜出来上访材料就带走。对于上访者来说，收容遣送站并没有消失。
大约20多分钟后，看守们说让我们派代表进去，我和娟女士来到里面的屋子。420160号警察手里拿着一个国家信访局的文件复印件说，这里不是非法拘禁，因为他们有国家信访局的文件，这里关押的人非法上访，国家信访局委托地方政府从马家楼把上访者接出来关到这里然后被地方接回去，这里是国家信访局的一个分流站。我要求看他们的文件，对方不给看。
我说，如果他们违法了，公安机关可以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国家信访局有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吗？限制人身自由有没有法律手续？420160号警察辩解了一通，大概意思是，这只是一个分流站，不算限制人身自由。娟女士说，他们不能出去，难道不是限制人身自由？
也许在警察看来，有了国家信访局授权，公民就可以被限制人身自由，好像这个黑监狱就成了“合法”的了。第一次亲眼看到国家信访局的“委托”文件，知道这个黑监狱更有后台了，国家信访局开黑监狱，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2008年12月29日 勇敢的公民们——探访京城黑监狱（七）
2008年12月28日下午，河南省南阳驻京办京宛宾馆后院黑监狱，滕彪、郭玉闪、左樵、徐春柳、谭翊飞、单亚娟、陈亮等30多位勇敢的公民观察并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罪，经过与黑监狱方、警方长达十个小时的交涉，七位上访者被解救，其余30多位上访者当晚被从黑监狱转到了京宛宾馆，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黑狱
这次我们准备比较充分，除了手机、相机等摄影摄像设备外，央视的宋大哥还扛来了大机器。下午两点多，各路公民们陆续来到京宛宾馆东侧小树林集结，有出走社的兄弟姐妹们，有浙江、吉林等地黑监狱的受害者，有南都、新京报等媒体的朋友们。我们重申立场，这次是来观察并举报非法拘禁罪，不论遭遇了什么情况，一定要坚持绝对的非暴力！我们的人员分为三组，一组5个人与黑监狱交涉，二组六个人距离一组不远，主要是拍摄记录，三组在大门外等候。
大约三点钟，京石高速公路边上，我和滕彪、徐春柳等穿过几十米长的通道，来到京宛宾馆门前，从京宛宾馆东侧绕到后面，是一个两层楼的小院，院子大门紧闭，门上贴着“维护首都和谐”等几个大字。
由于刚刚和里面被关押的受害人联系过，我们来到黑监狱门口，里面的上访者也已经有所准备，他们正站在二楼向外张望。很快，他们下楼来到门前，要求出去。谭翊飞等拿出相机拍摄，一边和里面的上访者交谈，一边要求看守放人。
里面看守说拿手续来，说是要到宾馆114房间开手续。来到114房间，一个中年男人说需要请示领导。我们再次来到后院。
很快，七八个男女看守集中过来，要夺谭翊飞等人的相机。里面被关押的上访者也猛烈敲门要往外冲。这时第三组公民观察团从大门外快步走进来，我们的人增加到三十多个。每当黑监狱看守试图夺我们的相机，我们很多人围过去用身体把看守挡开。
一位70多岁的上访者从里面爬上大门，不停地大喊“救命”。我们的公民观察团队纷纷拿出相机拍照。看守们气急败坏，试图推搡追打我们的记者朋友，但几乎每一次都被我们挡开，身体接触一直进行中。这时我拨打了110，报案京宛宾馆非法拘禁犯罪，一方面是我们取到了非法拘禁的证据，另一方面也是担心看守们先报警然后和派出所串通找我们的麻烦。同时估计还有很多朋友报了警。
十几分钟后警察来了。大门上的老人正在呼救。我们向警察义正言辞地指出，这是非法拘禁犯罪行为地，犯罪行为正在发生，请警察依法处置。
夜幕
眼见救命的喊声以及撞门的声音不断，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的看守跳进去从里面把老人往下拽，但局面还是无法控制。警察只要同意把那位老人开门放出来。开门间隙很多上访者要往外冲，我们也挤过去试图帮助他们逃离黑监狱，但门口集中都是看守，最后只出来那位老人。但是，那位老人没能走出大门，被拦到警车里等待。
能看得出来警察偏向于黑监狱一方。他们不怎么关注被非法拘禁者，而是要求我们的观察人员离开，到大门外去，只留下我和滕彪等少数几个人。为首的卢沟桥派出所孔副所长答应我们说正在和驻京办联系，等驻京办的人来了，让被关押的上访者选择跟我们走还是跟驻京办走。等待的时间我们之间也有很多交涉，警察不顾眼前“救命”的呼喊，而是说让我们提出被非法拘禁的名单来，我们说只要到黑监狱门前喊一声，名单就有了，但警察不让我们去门前。但我们还是提供了六个人的名单。
看到派出所也站到他们一边，看守们又嚣张起来，京宛宾馆的总经理扬言，只要他一个电话我们这些人谁也出不去。
天已黑，警察要我们去派出所录口供，并试图把老人交给信访局人员，但那位逃出来的老人坚持要和我们一起走，孔所长阻拦，我强烈指出，你凭什么限制他人身自由？最后警察只好答应老人和徐春柳乘一辆警车，我和滕彪乘另一辆警车，一起来到卢沟桥派出所。其余的朋友在京宛宾馆门口继续等候。
在派出所大厅等了很长时间，估计是派出所向上级汇报。派出所门外，黑监狱看守一辆车在等候，里面四个人，看样子是随时准备把刚脱离虎口的老人抓走。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担心被派出所问话的时候老人被抓走，那样我们可能连一个人也救不出去了。徐春柳提出由他挡住看守的车，滕彪打个车把老人送走。我们走出大厅，我试图拦个出租车，但这里出租车太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一个注意，告诉徐春柳他们我带老人往东走走。
我带老人沿着路边走了几百米，在一片比较荒凉的地带，我让老人先躲起来，我观察了一会，看没有人跟踪，走过去塞给老人100元钱，问他有没有把握逃离，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再见。目送老人消失在夜幕中，我突然眼睛酸酸的。
星光
回到派出所才知道，是徐春柳、滕彪、陈亮他们拦住了黑监狱看守的车，他们才没有跟上我们。打电话告诉郭玉闪大家可以撤离黑监狱了，至少我们这次救出了一位老人。
又等了一段时间，滕彪和徐春柳开始做笔录，我和陈亮在会议室等候，殷玉生他们打电话来说已经来到了派出所隔壁的饭馆。
这时形势突然开始好转。派出所孔副所长热情地给我和陈亮端来两杯茶。笔录做的很慢，我和陈亮于是来到隔壁吃饭。姚遥、单亚娟、仲夏、殷玉生他们几个在。这时接到张小玉的电话，他们六个人已经获得自由了，那一刻，大家真的很激动。
我知道，阳光的力量开始起作用，黑监狱是见不得人的，今天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都可能写博客，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上面感到了压力，下面于是也就变了。形势继续好转，跟踪我们的黑监狱看守刚才还凶神恶煞，突然变得很温顺。孔所长几乎是央求我们，说南阳驻京办的想和我们谈谈。
碍于孔所长不断的笑脸和要求，我们答应和他们谈。他们一直道歉，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滕彪说，记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管你们是信访局还是驻京办，你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非法拘禁罪。对于这种犯罪行为，任何公民都有责任举报。你们必须立即停止犯罪行为。陈亮说，今天的整个过程都已经被录像，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我盯着那个女人说，只有一点要求，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不要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们家遭到了冤屈，四处上访无门还要被关进黑监狱，你怎么想？
后来他们更高的领导也来了，还是央求要谈谈。简单谈了一会，陈亮说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后来要求开车送我们，我们拒绝了。已经十一点多，我们打车离开。在车上得到进一步消息，其余被关押的三十多个上访者已经被转移到京宛宾馆住，他们对大家表示感谢！
美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