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

据《南方周末》2006年6月22日报道，钟南山院士在手提电脑被抢之后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改善广州治安，认为收容遣送制度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一下子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我有不同看法。”钟南山院士虽然没有明确主张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但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把那些“和偷窃、抢劫的人只有一水之隔”的城市流浪人员都赶走，城市社会治安就好转了。

收容遣送制度确实有助于社会治安。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这是全世界的规律。2002年广东一年有58万人次被收容遣送，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一些“坏人”，赶走的58万人次也包括他们，这肯定有助于社会治安。但是，收容遣送制度从根本原理上讲它是一种原始的社会管理模式，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社会管理模式的成本。如果我们把历史再向前推，三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城乡人口流动，犯罪率更低。但是，我们能因此就主张回到过去吗？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为了城市的社会治安或者为了某个庆典，领导一声令下那些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的人们或者刚刚来到城市寻梦的人们就被抓捕、驱逐和监禁，2002年之前每年全国300多万城市新移民遭受这样的厄运，同时，一亿多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都没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这种管理模式以所有农村人口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为代价来增强城市人口的安全感，这是严重不道德的。

现代法治的原理要求精确打击违法犯罪，保障人权。钟南山院士说的没错，法律是为了保护好人，但是，用一种原始的管理方式虽然用意是打击坏人，但事实上却打击了更多好人，试问，每年300多万人被收容遣送，里面有多少坏人？伤害了多少好人？佘祥林作为治安联防队员或许也讨厌刑法里禁止刑讯逼供的条款，但当自己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他只有绝望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任何时候，我们不能轻易主张用专制的方式治理社会，那些随随便便主张“重典”的人有一天当“重典”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领会到没有人权保障的痛苦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都是为了精确打击犯罪，避免冤枉好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我们一定要改变过去的那种粗放的、原始的社会治理模式，现代法治是我们的方向。

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以后，广州的社会治安确实有所恶化，但是，这并不是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理由。治安恶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维护治安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中国处在犯罪高发期，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社会陌生化——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空前规模的流动人口，整个社会迅速陌生化，缺失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同时适用于陌生社会的法治秩序不健全导致的社会无序；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城乡差距、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事实上，当社会不公严重到一定程度，抢劫就成了传说中的“杀富济贫”；政府公信力下降——警匪勾结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不令人惊讶，警察不能代表正义，劫匪也就减少了内心道德法则的约束；警察装备落后——警察自身的待遇落后以及用于侦破案件的技术落后导致“精确打击”犯罪的能力较弱，罪犯更加有恃无恐。社会的陌生化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漫长过程，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这个因素。我们需要针对社会不公、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及警察装备落后等几个因素对症下药。从长期来看，社会治安的治理要靠民主法治的健全带来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正，从短期来看，提高警察待遇和装备从而提高精确打击能力，以及从严治警提高警察公信力可以有助于社会治安好转。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管理模式都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治安，一种是北朝鲜模式，严格的人口控制制度把所有“闲杂”人员都赶出了城市，整个社会充满无处不在的监控，犯罪分子当然无机可乘。另一种是北欧国家的管理模式，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正和谐，犯罪率很低。北朝鲜模式意味着我们的过去，意味着人民的困苦和奴役，北欧模式意味着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钟南山院士提出的主张在今天这个时代意味着一种可怕的社会管理模式，背后是一种专制而非法治的思维逻辑。中国正面临历史性变革，正在通往现代文明社会，民主法治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遇到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先进的方法克服它，而不是用过去原始的方式治理。正如我们不能恢复计划经济和革委会一样，我们不能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