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官僚主义是维权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以农民工讨工资为例

一 不是权利意识问题

维权是指公民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或者权利受到损害时依法寻求救济,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工人讨工资,消费者买假索赔等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常常遭遇困境,维权成本高昂以至于很多人望而却步。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04年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维权成本为何如此高昂?如何降低维权成本?有人归结为农民工素质低维权意识不够,比如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不懂得到哪个部门申请仲裁等,提出培养农民工法律素养。提高农民工文化法律素养没错,但如果把农民工维权成本高的主要责任归结为素质和意识问题那就错了。

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很多原因,比如跟着熟人出来打工不好意思开口,或者难得找一份工作不敢和老板谈合同等等,并不能简单得出结论说农民工“不知道”签合同的重要性。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人的本能,这不需要法律的教育。事实上,他们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识就能从生活经验或者亲朋好友那里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麻烦,但是,找份工作那么难,他怎么可能因为对方不签合同就放弃?说到底,中国劳动力富余,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弱者,他们又缺少组织,在劳资市场上他们没有谈判能力。

至于发生纠纷以后农民工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投诉也很难说是他们的责任。先仲裁然后才能诉讼,仲裁提起的时效是两个月以内,这些法律知识别说农民工不知道,社会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怎能指望每一个农民工都是劳动法专家?一个工人开始工作前先学法律先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这岂不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更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把农民工为讨薪威胁跳楼讽刺为“跳楼秀”,他们如果能顺利拿到工资,又何必拿自己的生命相要挟?

二 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主要原因

维权的途径可以分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大类,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行政救济是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通常而言,行政救济应当比司法救济更有效率,但现实中,无论是行政救济还是司法救济效率都比较低,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和官僚主义,这正是维权成本高的根本原因。

以农民工讨工资为例,维权过程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监察部门失职。农民工作为弱势一方没有谈判的能力,违法的资方不愿意签订合同,这时候就应该是劳动监察部门出面维护法律和公正的时候,政府部门应该要求资方办理劳动合同,但是我们却看到大量农民工没有签合同,显然,这是劳动监察部门的失职。该失职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有两个基本的逻辑,一个是懒惰,即所谓官僚主义,有关部门整天在办公室里休息而不是走到工地时刻想着自己的职责;另一个是不愿意,这可能是因为劳动监擦部门和某个老板有特殊关系,这是腐败,很常见。

劳动仲裁部门的失职。当劳动纠纷出现以后,劳动仲裁部门常常不是积极调查,而是推诿敷衍,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异地不受理,找不到欠债方等等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他们受理了,也不是充分考虑弱者的利益。比如,由工伤产生的劳资纠纷,如果在治疗期内企业不支付医药费等费用,受伤职工必须先自负医药费、护理费和生活费等诸多费用,治疗结束后,进行伤残鉴定,而后才能申请劳动仲裁,赔偿医药费等费用,这加重了伤者的经济负担。另外,仲裁过正中一旦牵涉到复杂的人情关系,本应得到解决的案件就拖下来。有的农民工为了讨工资居然花几年时间,讨回来的工资不够为讨工资的开销。

司法机关的惰性。司法机关本来效率就不高,而且从司法机关的性质来看其效率也不应该多高。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的惰性主要体现在判决执行难。根据现行法律,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法院一般都能做出正确的判决,即使双方没有劳动合同也可以根据事实劳动做出判决。主要的问题在于,判决之后如何执行。有的农民工拿着判决等几年也要不到钱。这固然和司法权威不够有关,但也不排除某些执行部门出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故意拖延执行。

官僚主义的恶疾还表现在,平时工作不尽职,小事不解决,只有事情闹大了,上面领导批示了,问题才能得到重视。所以我们才经常看到农民工集体上访乃至跳楼威胁,维权的激进化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三 从时代背景看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成因

要想深层次了解维权成本高的问题,还需要了解维权兴起的时代背景。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中国公民的维权意识突然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宪法成为公民维护权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与此同时,消费者维权,农民工维权,弱势群体维权等各种受害者群体汇成了公民维权的浪潮。

中国经济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自由度已经大大提高,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上层建筑却没有能跟上经济基础的变革,不是说我们的政府、法律等部门没有变,而是说国家权力部门的变革速度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典型表现是权力不受制约,正是权力不受制约,才导致腐败和官僚主义,导致权力的服务意识差,导致国家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正义的能力如此孱弱。劳动监察劳动仲裁部门如此,很多政府部门也如此。维权不仅是农民工讨工资的问题——讨工资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他们太弱群体太庞大,而是社会中各个领域有人遭遇不公正的问题,比如上访者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维权,这背后都是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

如何化解公民维护权利高成本?这需要长期的努力。根本途径在于完善民主法治,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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