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乐

今天是愚人节,苏力老师的生日。昨天晚上,我和滕彪一起到时光杂货铺给他买生日礼物。挑了很久,终于选了一个可爱的小陶器——四个站成一排吹乐器的小猫,里面附上一张小卡片,滕彪在上面写着: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永存不移。生日快乐,感谢。

这句话是我和滕彪斟酌过的,感谢,句号。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比较奇怪的人,都很固执都很善良都很简单,偏偏我和滕彪是苏力的第一届仅有的两个学生。

我们给苏力老师打电话,告诉他要给他送一个生日礼物。他说他已经休息了,怎么说也坚决不接受礼物,不让我们去他家。我说明天给你送去行吗?他说明天他要躲起来,坚决不接受任何生日礼物。

万般无奈,我们想直接送他家里去。可是我们都忘了他家的具体住址。我们大概一共去过他家两次,一次是他搬家,还有一次是我和滕彪都喝醉了。我们只隐约记得苏力住3号楼12层。来到蓝旗营小区,问物业,说保密,问门口的保安,也说不知道。我们凭着记忆来到三号楼的12层,想敲开邻居的门,可是敲了两家,都说不认识。晚上十一点,我们只好离开。

其实我能预料到这些。我曾给滕彪说过,有一天,当我们的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们去看望苏力老师,那个倔强的老人——那时候他应该老了——会把我们的礼物扔出门外的。

不为别的,因为道不同,因为他是苏力。

我们师徒之间已经离的很远了。

去年5月的一天师门聚会,人快到齐了,只差我和滕彪。苏力问师弟成凡还差谁没到,成凡说,还有滕彪和许志永正在路上。苏力说,他们俩要来聚会就没意思了,他们俩来我就走。师弟师妹们很尴尬。正在路上的我接到师弟候猛的电话,说聚会不举行了,呆会几个师弟师妹过来看我们,当时我很纳闷。

师弟师妹们来了告诉我们真相,我和滕彪都很难过。虽然我们早已经毕业了,可我们不愿意脱离这个群体,也许是老师的缘故吧,师弟师妹们人品都很好,跟他们在一起很简单很快乐。可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很不情愿地被“逐出师门”了。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去法学院办公室找陈兴良老师,顺便去看看苏力老师。敲开门,他没有让我坐下。我问,“朱老师,上次聚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滕彪去?”

“我想,我们道不同,以后还是少见面好吧。”苏力有些难为情地说。

“我们想向你表示尊敬,这是发自内心的。”我站在他面前认真地说。愚人节这天曾经是我们师门的节日,过去几年每一年的这天,我们师门都会快快乐乐地聚会,给我们导师庆祝生日。最近两年没有了聚会,可是每年我们都会给苏力送生日礼物,为了表达我们永远的感谢。

“谢谢你,谢谢你去年为我辩护,也谢谢你每年给我生日送来的礼物。但是,你们都毕业了,再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对你们也感到失望。”

“为你辩护只是说出真话而已,是我应该做的。可是,对于你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感到很难过。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你可以给我们指出来啊。”其实,这有什么对错呢?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注定的角色不同。

“你们都长大了。各走各的路吧。”他声音很低。

“好吧。”我轻轻关上了门走了。

这次会面在我心中如此清晰,我常常有一种冲动想写点什么。老师,我们错了吗?我们没有错,您也没有。我想说,老师,我真的很难过。

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我们注定要走不同的道路,这是各自的天性。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专门批评苏力的“本土资源”的。读博士期间,每周一次的师门聚会,我和苏力常常争论的不可开交,后来我们都小心避开谈论毛泽东、文革等历史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再讨论了,都在捍卫自己的信仰。

毕业以后,我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2003年5月,我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制度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国务院很快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以后,苏力专门写了文章猛烈批评我们三个的做法,他认为学者不应该这样做,学者的使命应该是研究和解释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他还批评国务院的行为太草率,不负责任。他的思维模式早就固定了。

我们的信仰差别太大了。我和滕彪都追求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并且将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而苏力认为我们没有好好做学问,认为我们在给社会制造麻烦。

不仅是我们道不同,苏力简直偏执透了。

关于苏力的传说很多,其中一个发生在武汉。当地法院院长邀请苏力吃饭,苏力说没时间,因为晚上要回宾馆看电视连续剧《环珠格格》。

他不喜欢应酬,而且他有勇气拒绝应酬,作为北大法学院院长,他几乎每天中午在办公室吃盒饭。

2004年夏天,因为招博士生问题,苏力经历了一场方舟子发起的网络轰炸。苏力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且他还笨拙地反驳网络批评。我为苏力辩护,因为绝大部分骂苏力的人并不了解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怀疑招生有腐败,那些抓住面试程序的小问题不放的人其实背后都是怀疑腐败和不公正,怀疑苏力是这个腐败的体制的一员,而苏力不可能腐败,我了解他。苏力错就错在太偏执了,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他决不会掩盖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受到很多批评乃至侮辱谩骂,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我一点也不后悔。但我和苏力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直到那个尴尬的见面。

我知道,他会越来越偏执的。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信仰的差别太大了。

可是,他是我导师,恩重如山的导师。他带我曾经走进学术的殿堂,他教会我摒弃激情冷酷反思,还有,他曾经为我承担承担沉重的责任——也许很难有一个导师能做到像他那样。2001年3月,我去辽宁铁岭给该当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得罪了地方政府,他们把我抓到了派出所,北大的同学在网上发起营救,事后他们恶人先告状,把我告到了安全部,说我扰乱社会秩序。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转给北大,北大受到压力,甚至讨论要开除我。苏力这时候说,如果北大要开除许志永,他这院长就不当了。

这个故事是后来别的老师告诉我的,苏力从来没有跟我讲起这件事情。他显然不同意我不好好做学问却跑去东北法律援助的做法,可是他在我遭遇危难的时候不顾一切地站出来了。我清楚记得那一天,我在苏力老师的办公室,他帮我逐字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写过无数的检讨书,但可能这是最后一次。 我们对他的感谢是永远的,我们不可能断绝和他的往来。有一天,我们的道路会通往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我们会去看望苏力老师,他会愤怒地把我们的礼物扔出来,然后我们会把礼物悄悄地放回他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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