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大年三十,爆竹声中我来到郝文忠在火车南站附近的家。我想知道他们过年的时刻,一直想过来看看。

第一次和郝文忠聊天,差不多一年过去了。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为了文革中被打死的丈夫已经上访三十多年,因为被拘禁过199次成为上访村的一个传奇。老人家在高法接待室背后租了两间房子,自己住一个床位把剩下的床位出租给访民,每天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发呆,闯闯门,撒撒传单”。

一个小小的铁门,两边是刚刚贴好的对联。敲门。开门者略带警惕,我说找马莉,她也没有犹豫什么就让我进去了。马莉在电视台工作,几个月以前我带她来到上访村,她非常震惊,决心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个关于上访村的纪录片,已经在上访村很久了,最近这些天就住在郝文忠家里。

里屋还算暖和。进门是一个煤炉,正在炖肉。两个大床铺占据了房间里绝大部分空间,一个铺编成三个床位,另一个编成七个床位。但马莉说这间房子最多住过二十个人,其中八个睡床底下。

大家像一家人,都在忙碌,包饺子,切菜,炖肉。我帮不上手,出去买了一些水果,然后坐在床上听他们说话。

一位来自黑龙江北大荒农垦企业的大哥在谈国家政策。他说,前几年朱镕基的政策不行,农垦几乎面临破产,最近几年温家宝的政策还不错,大米价格上去了。但腐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共产党官员在北大荒是大地主,比地主厉害,可了不得。

郝文忠刚刚从东交民巷回来。“给总理拜年去了。去了四十多个人儿,都被带去派出所了。我说你们抓我干啥,一甩胳膊,他们也就没再管。要不是考虑到小姑娘(马莉)和金珊(郝的小女儿从安徽的家来看她)在,我就让他们带走了。”郝文忠轻描淡写地讲述中午的遭遇。

今年春节家里还住着六七个访民。“从九月份到现在搜捕了三次,前不久又抓了一批,也有自投罗网的,被送回家了。”郝文忠头也不抬,平淡地说。

几个人在聊天,谈政治,谈腐败,这也是上访村最日常的话题。我只是旁听,偶尔提个问题。

五点半,郝文忠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桌板垫在大铺上,端上鸡肉、排骨、青菜等,还有啤酒和可乐。我们来自天南海北的七个人围坐一起,开饭了。

七点,我和马莉出去转转,想看看那些睡在桥洞里的人们。

今年北京不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爆竹声不断,烟花时不时照亮四周的高楼,上访村的断壁残垣象一幕怪诞的布景。

马莉提议买点礼花,她想在这废墟上点燃一束亮光。因为在想象中,如果有人在这片废墟上点燃礼花,应该是代表着快乐的希望吧,这该是令人震撼的。

但我们的想象总是没有现实更令人震撼。就在我们点燃礼花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废墟中有一点亮光。走近看,居然是一台电视,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在播放春节晚会,两个满脸沧桑的老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拨弄着装在铁皮油漆桶里的火苗。

原以为这片废墟不会有人了——从秋天到冬天我们看着上访村一点一点消失,原以为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只有我们点燃快乐的希望,可我们看到了他们——有人在这里看春节晚会。

我们在他们旁边一个小凳子上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拨动着火苗,双方似乎都不用问各自的身份,他们是上访者,我们在做社会调查,这是彼此的推测,也基本属实。

老汉说,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因为承包的土地被村干部夺去了,上访已经七年。“现在有时在北京打打工,还可以干点苦力,背麻袋什么的,找不到活就乞讨度日”。现在就住在旁边一个还没有拆除的房子里。老人八十二岁了还要背麻袋,但这些在他的生活经历中都无所谓了,甚至讲起来被接访的殴打被扔到荒郊野外的故事他也那么平静,这就是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改变吧。

旁边的老太太说她已经七十岁了,就住在桥洞旁边的一个窝棚里。这个小棚子斜靠着桥的斜坡,大约只有一米高,即使在白天,如果不仔细看,你只会看到一点垃圾和破塑料布,很难会想到底下住着人。桥洞底下刚刚被清理过,没有人了。她的窝棚也被清理过,白天又搭起来了。

我几乎每年都看春节晚会的,想感觉一下这个民族的传统和被压抑的艺术。今年原以为看不到了,想不到,却在这里看到了。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小小的电视里传来吉祥三宝的歌声,我们一起拨动着铁皮桶里闪烁的火苗。

快十一点了,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我们恳请老汉带我们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废墟中还有两三栋房子没有来得及拆除。推开门,看到的是一个暖烘烘的小窝。两个大灯泡显得很亮,一个电炉子正在吱吱地烧着开水。进门就是上下两层的通铺,里面住着八个人,看起来还比较宽松,按照上访村的住宿标准,每层铺位大约能挤下七八个人。

大家对于我们的到来也不感到吃惊,略微表示感谢,毕竟这是除夕夜还有人惦记着他们。

老汉给我们看他捡来的一大包菜叶。旁边墙上挂着别人捡来的一袋碎莲藕,还有一只生鸡腿。

屋子里有些难堪的沉默,烟花爆竹是外面的世界,仿佛与他们无关。反而,因为墙上的日历指向除夕,他们更加闷闷不乐。我们和一个来自新疆的退伍军人以及一个来自陕西的中学教师聊天,话题自然是沉重的。那位教师生病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躺着。他的声音很低,平静的言语中透露出他对这个国家深深的失望。我给老汉一百元钱,委托他给大家买点吃的。此刻,我想到了电视里无数“送温暖”的镜头。没有比他们更需要国家的安慰了,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正义,他们需要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可是很遗憾,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我们能帮他们太少了。

为什么不回家?这个愚蠢的问题几次来到嘴边,又吞了下去。为什么不回家?可我心里还是反复出现这个问题。我在心中默默发誓,等我们实现了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以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人这样过年。

将近十二点,我们来到外面的废墟。四周的烟花越来越绚烂。马莉支起摄像机,记下这一刻:一片死寂的废墟,一堵残墙,一棵冬天的树指向灰暗的天空,背景是远处霓虹灯的高楼上绚丽的礼花不断升腾。

十二点半,我们回到郝文忠家。大家刚刚吃完饺子,又重新给我们热一下。

一共有六个饺子里包了硬币,之前居然还没有一个人吃到。大家看着我和马莉吃饺子,象看着彩票开大奖一样等着我们幸运的那一刻的到来。我和马莉都吃到了一个。

吃完饺子,开始打扑克。很久没有玩过升级了,想不到居然是在这里。我们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很开心。四点钟,我到隔壁去睡觉。

早晨八点被吵醒,一个访民除夕下午因为去联合国驻地上访被带到了救济站,今天早上出来了。他说救济站今天居然可以自由出入,没人阻拦,他回来跟大伙打个招呼,准备再去救济站。朦朦胧胧中,我听到他们谈论马家楼和救济站,说除夕夜马家楼被关的有500多人,救济站100多人。(马家楼是访民的中转站,“闯门的”被警察带走,送到马家楼,各地接访人员从那里领人,没人领的,每天下午四点开门放人。)

九点,我们又吃了一顿饺子。聊起今天的打算,郝文忠准备去总理家。“就昨天和今天,过了这两天就没机会了。”老人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心中不禁一震,一个历尽苦难的70多岁的老人还有多时光可以留住?

一位年轻的女士说,去总理家可以,但不用闯门,留一张条子,写明我们从哪里来就够了,然后就离开。

“那去干什么?我要人权。”老太太一脸严肃。

我也不好劝老人家什么。为了文革中被批斗死去的丈夫,老人家告状三十多年了,这伤害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为了“子孙后代免于政治运动的迫害”,她一定要讨个“政治上的清白。” 我真的担心,她这一生看不到希望了。 我不知道,我们所感受的能不能分担他们的不幸,这些穷苦的人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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