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

一位领导心平气和地劝导我，说我的立场似乎不是主动维护政府的权威，感觉像似一个旁观者。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者，我的立场非常鲜明，我会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努力。我不会把自己定义为某个阶级某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我追求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自由和公正。正是基于人民的立场，我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废止收容遣送制度，支持废除农业税费；正是基于人民的立场，我反对特权腐败，反对暴力拆迁，反对城乡之间歧视性的制度；正是基于人民的立场，我们通过合法的途径帮助那些遭遇极端不公正的同胞，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法治与人权的进步；正是基于人民的立场，我们努力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让人民有权利选择执政者，有力量约束执政者，让人民永远摆脱专制和奴役的梦魇。

政府的立场不一定等同于人民的立场，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曾经的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等政府的荒诞决策已经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而且，政府的立场常常都不是简单的“一个”立场，不同地方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都会有不同的立场，甚至同一个政府内部不同官员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立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基于人民的立场，为了公共利益，我不能无条件站在政府一边，如果政府与人民的立场一致，我会拥护政府的决策；如果政府与人民的立场不一致，我不可能跟政府保持一致。

中国需要改革开放，中国需要经济发展，中国需要民主法治，中国需要政治文明，这些大的方向我想我和中央政府的整体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或许我们存在分歧，比如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是哪里——是通往真正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还是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法治——专政之下的虚假的民主法治还是全民共和基础上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如何实现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通过专政的途径还是通过民主改革的途径，如何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是通过民主法治和协商的方式还是通过暴力镇压的方式等等。为了增进了解，促进社会良性互动，我有必要申明自己的立场。

一 我梦想的自由中国

我梦想着中国人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能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成员一样享有现代文明，享有繁荣的物质财富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为达此目标，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这些制度无所谓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这些制度是我们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所必要的，是在人类文明的普遍经验和我们自身在二十世纪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中国将是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私有财产应该是产权的主要部分，同时，出于整体安全和公正的需要，教育、国防等领域的国有产权是产权制度的必要补充；市场自发调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调节模式，同时，出于经济运行安全和社会公正的需要，国家法治化的宏观调控是市场经的必要组成部分；机会均等是经济领域的基本公正，同时，为了避免现实社会中财富差别过大，社会保障是维护结果公正的重要制度。

中国将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宪法确立并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人民定期直接投票选举各级政府首脑，人民定期直接投票选举各级代议机关，法官只忠于法律不受任何政府、党派、社会组织干预，代议机关、政府、法院分权制衡，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由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武装力量不干涉国内政治，公民的人身权利、表达、信仰、结社等自由和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未来的中国，选举、自由、平等、权利等这些神圣的字眼都将是真实的，代表公共权力的公共职位向所有人敞开，一切都在阳光下公平竞争，人民有充分的信息，有充分的自由选举并监督执政者。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政治将永远告别野蛮的游戏规则，告别阴谋和暴力，告别流血和罪恶，政权的更替不是伴随着恐惧和不安而是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不再是来自阴谋和恐怖，而是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带来的将是一个繁荣、自由和公正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国将在未来二十年不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稳步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将是一个统一的繁荣的国家，没有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积怨和仇恨，也没有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歧视和排斥，即使最贫困的人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随着民主法治的完善，专制和恐惧的阴霾永远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消逝，腐败和特权没有了容身之地，权力是为了为公众谋福利，法律代表公平和正义，中国将建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公民将享有人类社会普遍的自由和尊严。这将是一个真正幸福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尊重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充满和谐与爱，顺应这场现代文明的潮流，我们将实现并超越这个古老民族的先辈们数千年来关于大同社会的梦想。

二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市场经济、法治与自由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私有产权已经达到了相当比例，市场手段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方式，各种分配体制逐渐趋于合理。改革将要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是国有垄断行业的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体制的问题，但深入的改革已经不能回避政治体制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法治的进步和公民自由权利的增加。我们建立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初步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了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公民法治意识逐步提高，整个社会治理正逐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自由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今天公民享有的私生活、择业、迁徙等众多的自由在二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的言论、结社、信仰等政治自由和权利也在逐步扩大。

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立法常常不能充分代表民意，我们的司法常常不能摆脱政治审判的烙印。尤其是，公民自由和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很多限制，远远落后于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普遍标准，落后于我们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与人民渴望的自由还有很大差距。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政府在法律的授权之外控制媒体、互联网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是过去一年来，政府滥用权力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变本加厉。对自由言论的封杀正在不断制造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在积累着社会动荡的能量。

2005年我们看到，网络警察机构已经成为腐败分子新的保护伞，以临沂野蛮执法事件为例，权力变成金钱有这样一个逻辑：临沂地方野蛮执法——勇敢的公民通过网络曝光——地方政府派人行贿有熟人关系的高级官员由他们下令网监部门或者直接到各网监部门贿赂——网监部门下令各网站封杀网络上关于临沂的消息。在太石村案，在陕北石油案，在很多地方，这样的权力运作体系已经非常普遍。我们不禁要问，花费纳税人巨额财富封锁信息控制言论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封锁言论有什么资格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当网络警察们成了腐败分子保护伞的时候，国家权力代表谁的利益？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但是，政府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给结社自由附加严苛的条件，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成千上万的社会公益团体不得不登记为公司企业。政府应该明白，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各种公益性社会组织，很多事情政府不适合做也做不好；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代表各种团体权益的组织，政府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时候应当听取多方意见而不是自己主观臆断；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需要监督公共权力机关的组织，来自外在的监督比自己监督自己更有效。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这项自由在现实中遭遇了很大的折扣，一些宗教团体仅仅因为表达了不同的政见就被定义为“邪教”，一些宗教团体仅仅因为不想接受世俗意识形态的管理就遭到打压，一些公民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就遭遇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政府应该明白，宗教对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和谐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和他的信仰在法律上必须分开，一个人不可以因为信仰而被处罚或定罪。“统一思想”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必然与残暴的政治斗争和杀戮相连，在一个走向政治文明的年代，我们需要的是思想兼容的宪政制度。

缺少民主

或许，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和法治然后再建设民主，这个发展模式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民主不能过于滞后，现实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过于滞后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灾难。事实上，与国家整体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相比，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太落后了。

中国政府从来不否认民主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为民主呐喊，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们一直在谈民主法治，最近一直在提倡政治文明建设，今年十月又出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可是直到今天，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民主政治又怎样呢？

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我们的法律也写明各级政府首脑和人大代表由选举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主在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我们的政府还常常在全世界面前夸耀自己的民主多么平等多么普遍多么真实。可是，我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选举法律很大程度上是一张白条，我们真正的民主选举基本上只停留在村一级，而且被基层政权操纵得一塌糊涂。

因为缺少民主，因为权力来自“枪杆子”而不是选票，官员们只需要“摆平”上面就可以升官发财，他们从来不需要“讨好”人民，于是我们悲哀地看到，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在人民面前是如何的冷漠和傲慢——这在基层政府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广大内陆地区，我们国家的基层政权和人民的关系到处如同水火。

因为缺少民主，公民缺少政治参与的途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法律政策大都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官员们拍脑袋决定的，这些法律政策又常常成为官商勾结者掠夺人民财富的工具，城市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巨额利润被有权有势的人抢走了，那些弱者的财产和尊严没有任何保障，尽管有关部门下令不准报道他们的声音，以河北定州绳由村和广东汕尾东坑村的抗争为代表，全国各地城市边沿愤怒和抗争的消息依然充斥着我们的“和谐”社会。

因为缺少民主，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特权腐败深入这个制度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处处体现特权的社会，拉关系，走后门，权钱交易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那些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买通权力的无权无势的弱者遭受不公正，他们无处申冤，甚至无处呐喊。

因为缺少民主，那些只需要讨好“上面”而不必在乎老百姓的怨愤的官老爷们每天都在制造不公正和社会冲突——他们的私心和傲慢常常把小事变成大事，一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和成千上万聚集在北京抗争的冤民早就在警示我们，在繁荣与希望的背后，这个国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中国需要民主，不是因为我们要模仿别人，而是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民主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它可以传播，可以相互学习。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用民主表决的方法解决公共权力的代表性问题——很显然，几个代表不是自己夸出来的而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需要民主，今天就需要，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才能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真正的持久地和谐稳定。

三 改革与稳定

理想与现实

在我们立场的分歧中，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是民主改革与稳定的问题，很多人反对民主的理由就是民主会威胁中国的稳定。中国需要稳定，我从不否认这样的共识，我一向反对革命与动荡，我当然希望中国在和平中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但是，与靠暴力镇压维持的暂时的不可捉摸的稳定相比，我更希望中国的稳定是建立在良知、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持久和谐的稳定。

我认为，逐年增长的每年数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暴力冲突已经在不断地敲响警钟，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真正和谐稳定的国家，避免危险的办法不是靠暴力压制维持表面的稳定，而是要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许，这正是我们的根本分歧所在。

或许，你们怀着一个富强中国的梦想，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一直维持这个速度，你们认为那些为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抗争的人们都是“不顾大局”，你们希望依靠镇压能维持中国二十年的稳定从而换来二十年的繁荣。这个梦想虽然对一些人而言太残酷但从你们的立场出发也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难道中国就靠这样麻木冷漠的腐败透顶的官僚体制就能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用欺骗、封锁和镇压的方式“把社会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实际上是在拖延社会不公正积累的愤怒的爆发时间，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二十年后当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时候，中国将面临什么？

何况，二十年和平发展的梦想是多么遥不可及，换句话说，这个梦想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或许，你们相信今天我们面临的众多的社会问题都能在发展中解决。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我们的社会问题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许和过去相比，我们的官僚体制有了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多元化的步伐，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今天，随着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越来越不相适应，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看看那些官员们是怎么到处放火的吧，看看他们怎样制造敌意和矛盾，怎样把一个个小问题变成一个个“群体性事件”的吧，中国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一个人民对特权和腐败充满愤怒的国家里，在一个公众对政府普遍怀疑和冷漠的国家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哪一天人们会因为什么事情突然走上街头，不知道哪一个事件会变成大规模社会动荡，这不是以哪一个公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知道，你们也有同样的忧虑，可是你们的减少忧虑的方法却让人更加忧虑。你们只是在小心翼翼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却看不到真正的突破性改革，在四川步云、在江苏宿州，政治改革曾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或许，官僚保守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不得不担心，你们已经失去了自我改革的能力。你们这样做正不断地把矛盾和愤怒掩藏，一旦有一个事件突然未能消灭，你们将难以承受这随时可能的星火燎原。到时候不要抱怨中国人民不理智，这是人类，这是现实。

历史责任

或许，这一切你们都知道，特权腐败你们比我更清楚，可是，你们还是觉得中国已经不可能做大的改变，因为你们担心，没有共产党执政，中国将崩溃。所以为了维持统一的中国，你们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我和你们有着同样忧虑，也许我比你们更爱这个国家。可是，我要说，你们这样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你们不应该因为害怕而逃避历史责任。在漫长的专制传统中，“江山”是“打”下来的，国家属于某个家族或团体私有，国家的统一主要依赖于武力，而道德文化是其衍生品。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道德文化和宪政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公民真实认同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一味地依靠暴力维系统一，这种统一注定是脆弱的，而且，一旦发生重大变故，崩溃几乎不可避免，历史的记忆越是残酷，统一越是难以挽回。如果一个政党总想制造这样一种现实——离开它国将不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苏联给我们的教训不应该是拒绝改革——拒绝改革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是戈尔巴乔夫的三心二意的改革，而应该是目标明确的有计划地理性改革，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改革中重建道德培养整个国家的公民的认同感。

今天，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为着一己之私盗窃国家财产和尊严制造社会不公正的贪官污吏们。他们喊着冠冕堂皇的口号，其实自己心里从来就不相信什么为人民服务；他们口口声声为了国家利益，可是无处不在的特权腐败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那些有权有势者正在把自己受贿来的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口口声声为了社会稳定，其实那一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正是他们权钱勾结巧取豪夺的结果；为了自己的私欲，那些本应代表公平正义“公仆”们却摈弃了道德良知，他们从根基上败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

惟有民主才能更新腐烂的政治体制，惟有民主才能保持政治肌体的持久健康，惟有民主才能唤醒这个古老的民族沉睡已久的良知，惟有民主才能拯救这古老的中华文明。这个民族如此渴望民主和自由，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她的优秀儿女从未停止过呐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开始了民主改革，开始消除腐败的制度性努力，开始重建公正和自由的制度，我们的政府能够勇敢地面对历史的伤痕，我们的民族终于走出专制的阴影，开始和解与宽容的新时代，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动的时刻！我们的人民将对自己的祖国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的国家不仅不会分裂，而且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这不是幻想，能不能和平完成中国历史转型，这是对我们国家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回避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唯一能够维持持久统一、自由和繁荣的办法就是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用民主法治的框架重构我们国家和社会。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沉重的责任，历史很可能不记得你曾经属于哪个党派，但会记得你为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

四 公民维权

公民维权行动

为了信仰和责任，为了公共利益，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选择了公益事业，和很多优秀的中国公民一起选择了一种通过和平、理性、法治的路径推动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的生活方式。

我们选择中国典型的前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把建议提交给立法机关，通过专家、媒体等各界广泛参与的论坛讨论我们的建议，普及推广研究成果同时形成民意压力，最后改变不合理的法律制度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这些典型的前沿问题包括：城市针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制度，不公平的义务教育制度，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少竞争的人大选举制度，不公正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制度，等等。

我们选择具有制度变革意义的典型个案实施法律援助。通过背景调查、专家研讨、公共压力等方式推动个案的正义同时也推动公众对制造冤案的相关制度的关注，在法律援助成功的同时推出有关制度变革的建议，推动人权事业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曾经通过孙志刚案提出了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我们正在通过承德四公民冤案提出避免刑讯逼供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建议。

我们就重大突发性事件发表我们的意见。在一个政治体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借助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批评不适当的决策和行为，指出背后的制度性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引导政府逐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逐渐熟悉现代文明的治理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在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我们是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以律师和法律学者为主体的中国公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我们的行动将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有助于推动立法和司法的专业化，向全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打击非法治的干预力量，促进国家法治化。

我们在推动中国社会理性化。因为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经济利益纠纷引发了很多暴力冲突，这些暴力冲突主要是因为法律的路径已经不可行他们才铤而走险。我们帮助弱者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他们的权利，努力推动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的努力看起来是与政府对抗，但对抗从来都不是目的，我们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逐步建立协商解决问题的模式。

从2003年开始，以律师和法律学者为主导，中国兴起了广泛公众参与的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这被广泛称之为公民维权运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维权运动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公民维权的障碍

但是，公民维权常常遭遇困境，保守的官僚主义势力常常傲慢地摧毁我们建构法治社会的努力，2005年他们有很多令人失望的表现。

在陕北，民营石油投资人为他们的合法财产抗争，这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可是，地方政府偏偏动用“专政”手段对付和平请愿，连帮助他们维护权利的律师也被逮捕。

在广州太石村，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经过抗争，在罢免即将启动的情况下，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警方突然动用武力镇压，甚至动用流氓黑社会对付律师和学者。

在山东临沂，害怕自己的野蛮行径被曝光，政府动用上百人每天看守者一个坚守良知的盲人，动用流氓黑社会的手段殴打律师和学者。

在广东汕尾，失地农民为了生存权而抗争，地方政府不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平谈判化解危机，而是动用催泪弹、自动步枪对付农民。

在这每一个个案中，中国社会本来都有机会形成执政者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的是不幸的结局。很多官僚都有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政治，最可怕的是，他们眼里的政治仍然意味着阴谋、血腥和暴力，意味着为了权欲和物欲践踏道德和良知。在太石村事件中，一些官员认为村民罢免是受“敌对势力的煽动”，在山东临沂，当地官员称怕陈光诚“被敌对势力利用”，在陕北，民营石油投资人的依法维权也成了“敌对势力”，甚至我们为含冤十一年的承德四公民的呼吁也被称为“有敌对势力介入”。于是，这群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公民在他们眼里成了“敏感人物”，甚至“敌对势力”。这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拒绝改革，拒绝对话，根深蒂固的敌对意识，始终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巨大威胁。

我们不是国家的敌人

我想告诉所有的中国公民，我们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法治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忠于道德良知，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我们的传统、改革的渐进性，有些不公正的事情今天我们还不能触及。

我们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相信民主法治不可能通过暴力来实现；我们是道德理想主义者，相信中国社会必须在良知的基础上重建。我们在从事一项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这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在，我们没有在理想主义的旗帜背后埋藏任何阴谋，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我们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我们并不奢望中国一下子达到发达国家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标准，我们很清楚社会进步需要渐进进行，但是我不能容忍封杀负责任的理性的分析和探讨，不能容忍为了腐败分子的特权而封杀言论，不能容忍为了一己之私破坏中国公民社会的自然成长，不能容忍试图把中国拖回专制深渊的倒行逆施。

我们并不奢望中国立即实行普选，我们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首先，我们的政府要坦然承认中国民主的差距，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应该承认民主的历史趋势，对于中国的未来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其次，政府应该尊重现有的关于选举的法律，不要竭力阻碍和操纵选举；第三，执政者不要阻碍正在渐进成长的民主进程，不要怀着敌意看待那些推动社会进步或者依法竞选的公民们。

如果政府连如此理性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容忍，那么我们真的为中国未来深深忧虑。如果连如此理性的一群人都不能容忍，我们将看不到中国民主法治的希望，我们只会看到此起彼伏的暴力冲突和可怕的不可捉摸的未来。

如果说，这样的公益事业叫做政治，那么，我们从事的就是这样的政治。如果中国延绵千年的野蛮的政治游戏规则彻底改变，如果中华民族的政治终于远离了阴谋和暴力，如果政治不会让任何人——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旁观者——感到恐惧，如果政治在这个国家变成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那么我们将骄傲地从事这样光荣的事业。

如果说，公民维权是一支正在成长的政治力量的话，那么，你们不要为此感到忧虑，而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这将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与动荡的苦难不能再重演了，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文明需要执政者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我们需要对这个国家负起责任。倘若中国公民社会能够健康成长，倘若民间和执政者都能认识到宪政共和的历史责任，倘若中国的宪政框架最终能够通过各方谈判来解决，倘若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得起选举继续在执政的位置上，或者暂时离开执政岗位不会伴随着血雨腥风和生灵涂炭，那将是华民族之大幸。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应该看到台湾民主的进步，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顺应经济社会变革的要求，顺应时代的潮流，即使不主动地系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要刻意打压公民社会的成长阻碍社会进步。如果法治的理性的有组织的维权活动不能正常开展，那么社会不公正长期压抑的结果将导致中国社会解决危机的方式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政府能够有战略眼光逐步放开对社会的过多管制，维权运动将有可能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健康力量。 2005年，中国公民社会在迅速成长，这是中国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自然延伸，我们相信，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相对温和的态度。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动荡与苦难，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宪政共和的一线曙光，请珍惜中华民族这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