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伤痕——郝文忠的上访人生

听说郝文忠在多年的上访中有过199次被拘捕的经历,我和姚遥一起去看望这位传奇的老人。

幸福街上朝北一个路口不远朝西有一个胡同,胡同口挂着一个白色牌子写着“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几个蓝色字,下面是“由此向东60米”的一行小字。牌子上的“高”字被人用红色的颜料涂成了“反”字。从胡同口往里走到第三家就是郝文忠的住处。小木上次就告诉了我这个地方,直到今天才有时间过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但显得身体很健康。她抽着烟,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文革与丈夫之死

我们的谈话是从她多年上访展开的。老人开口就是一些古怪的政治话语:“我们没有犯错误,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向上级反映他们(郝文忠家隔墙邻居),他们夫妻曾经是国民党三青团,他们偷听敌台,骂毛主席,但当时没有引起上级重视。1964年四清运动,组织上核查此案,我们再一次出了证。但他们上面有人,不仅没有严肃处理,还要反过来打击报复我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郝文忠他们一再向毛主席表衷心,但灾难还是突然降临在郝文忠的丈夫侯玉林身上。1969年12月2日对于郝文忠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下午她的丈夫突然被带走了。郝文忠说,他们得罪过的人联合起来说她丈夫是“黑帮黑线黑干将大毒草”。“他被仇人们批斗了一整晚,第二天就死了。12月3日,不仅不让家人见到尸体,还不准我继续上班,诬陷我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孩子上学也受气,九岁的儿子也被批斗挨整挨打,我也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第一次来北京

由于是反革命抬不起头来,直到文革结束后,1976年郝文忠开始找当地政府讨说法,找了厂部,公安局,信访部门,直到1977年也没有结果,性格刚烈的她因此和很多地方官员吵架。1977年9月12号,郝文忠第一次来到北京上访。来之前在家没对周围人说实话,一个人悄悄坐火车来的。郝文忠把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她说,“到北京那天正好赶上礼拜六,毛主席去世刚过一周年,信访办不上班,就在车站蹲到礼拜一。”礼拜一到了国务院信访办,接待员听了她的诉说,让她回家等消息。

“在北京待了3、4天后,手里没钱了,在饭馆里捡剩饭的时候被收容遣送回去了。回家后,邻居就告诉我,你去北京后有天晚上,国务院(信访办)打长途电话到了厂里,政委他们害怕了,开了党委会。我找到工厂的人问国务院的电话怎么说,那人就说没有人来过电话,我说就是9月12号晚上打的,厂里就说是打过了,但是没有听清楚,线路不好。始终就是不告诉我电话里面是什么内容。”

1978年秋天,郝文忠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她接到了《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场党字(78)35号》文件,文件把她丈夫定性为一般土匪,有过“四个血债”等历史问题,“参与过活埋共产党干部,但是对农场建设有贡献,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免于处分,按干部病故死亡对待”。接着给了她丈夫一个死亡待遇,《死亡待遇协议书》中给她丈夫定性为“正常死亡”,并提出要补偿九百多块钱。

但是郝文忠不要钱,她要的是一个理:“畏罪自杀没有定罪结论,病故死亡没有诊断书,四个血债没有具体案情,一切都含混不清,这怎么就算完了?”

“为什么要把你丈夫定为土匪?他到底做过什么?”我问。

郝文忠低下了头叹了一口气,她说丈夫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有亲戚参加过土匪,不过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也就没有再做了。“在那个年代,他还入了党,当年入党可是要查祖宗三代的,有历史问题怎么还能入了党?”

漫漫上访路

1978年10月,郝文忠第二次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的一位处长告诉她回家等消息,承诺他们会下去认真调查。她在接济站住了50多天以后回到家里。

但是,郝文忠期待的平反一直没有到来。直到1983年郝文忠看到了农场的一份文件时才知道, 1979年国务院信访办调查的时候,农场方面作出《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文件》场字(79)110号文件递交给省和中央信访部门,对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解答,认定她丈夫属于自杀,认定她丈夫有四条人命等历史政治问题。国务院信访办正是依据这份文件给她的丈夫定了性,以后不再管她了。

1979年冬天,郝文忠再次来到北京。这次她被归为“无理取闹”一类,被送进了德胜门收容所。“在德胜门收容所,我被蒿着头发照相。一个房间五六十人,大门紧锁,屎尿都是拉在屋里,溢出来后,地上都是,气味及其难闻,人都喘不过起来。一天两顿饭,窝窝头白菜汤,一天放风两次。晚上一个挨一个睡在地上,就和睡在马路上一样,没有被褥,有床和被褥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为此我后来在中南海上访的时候还专门反映过收容所的环境问题。第一次住了一个礼拜,然后被送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叫下车,哈尔滨也不管,我马上就回北京了。”

1979年以后郝文忠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回老家去了。“接济站不能住以后就蹲机关大门口,全国人大门口,胡耀邦门口,彭真门口,王震门口都呆过,当时的永定门就有好多搭小棚子的上访户。”

她开始闯中南海、新华门等地,每闯一次就被抓一次,几乎每次刚出来不久,就马上因为闯中南海等又被抓进去。至于被关押过多少次,郝文忠不识字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她说有一次一位律师帮她回忆整理,统计结果是,在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郝文忠被收容、拘留、关精神病院共计199次,在收容所、拘留所和精神病院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2年。

“大概是1985年吧,我把自己家的草房卖了,当上访路费。本来是大儿子的房子,后来大儿子工作了,住工人宿舍,就把房子卖了,3间草房带院子总共卖了500块钱。”郝文中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家就没了。”

1989年秋天,郝文忠第一次被送到精神病院。“大兴县公安局把我送到齐齐哈尔关押精神病人的屋里。一个屋里10个人,9个精神病,打人骂人,不让睡觉。我就砸门,看门的就说,老太太,别砸了,现在没有当官的,等当官的来了我告诉你。等到所长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砸门,我说我是上访的,凭什么把我圈到这里。所长问你是上访的吗?我说是啊,给他看材料,他就把门打开放我出来,给了两个馒头,把我送出去了。以后还进去过几次,加起来一共五次,每次进去的时候我都要入院手续,出去的时候要出院手续,但是院方就是不给。医生都知道我不是精神病,就对我说,老郝,有什么要求就吱声。”200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她检查后的鉴定结论是“目前未见明显精神异常”。

“1995年8月大兴县公安局从天安门派出所把我接回去后送到昌平收容所,列入重点号关押15天,我在收容所里发了重病,上吐下泻,得下脑血栓。1997年3月拦乔石的车被收容,关押50天后脑血栓病发,收容所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治疗,花了3千多块。”郝文忠补充说,“都是国家花的钱。”

 “2002年16大前夕被关在昌平收容所,我一口气砸了24块玻璃。所里上上下下也基本知道我的案情,也没有太为难我。砸玻璃这次关了一个多月,然后遣送出北京,到了吉林就把人哄下去。下了火车,我就跟着警察上了返程火车,一路上警察也不管我。”

“由于在收容所的次数多了,那些工作人员也不为难我,保证我能吃饭喝水,后来,再遣送回地方政府也不管了,齐齐哈尔当地纪委书记曾告诉我,老郝,可别回来了,危险。意思是在这边会有很多打击报复,遣送最多的是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还去过两次,剩下都是送到省里,省里后来也不愿接待了。01年前后遣送的时候,送到哈尔滨没有人要,送到内蒙古没有人要,大兴县也不接受,13处一查,我的户口没有了。”

“一个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后,收容所取消了。”

“2003年11月因为在天安门撒传单,11月25日起到12月25日止,被派出所关押在看守所,最终给了半个月的拘留手续, 打电话让我闺女把我接出去。这是最后一次被抓。”

家庭

郝文忠在她的谈话中讲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儿,这让我对这个传奇身世的老人更加好奇。我小心地问起她的家庭,她开始不愿意说,但还是讲了一些。(考虑到老人的隐私,一些不便于公开的内容这里就不提了)。

郝文忠说,第一个丈夫被打死以后,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又和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人结婚了。1980年郝文忠在北京上访期间生了一个小孩,生小孩是中办送到医院里面去的,医药费也是他们掏了,小孩取名郝京生。1985年丈夫不满意她经常上访,于是离婚了。1988年上访的时候在北京和大兴一个农场工人结了婚,这也正是为什么郝文忠有时候被拘捕以后送到大兴的原因。但这次婚姻也没能让郝文忠安定下来,结婚不久,她就在一次上访过程中被收容。1993年在郝文忠被收容期间,第三个丈夫作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因犯罪被判处15年徒刑,这次婚姻又结束了。现在几个孩子都有了家庭了,他们有时候也会来看望母亲,但郝文忠尽量避免和他们来往,因为她担心自己连累孩子们。

幸福街的生活

“我年纪大了,现在在上访村租了两间房子,有一些床铺,租给上访的人住,一间一张床3块钱一天,还有一间一张床5块钱一天。不过上访的都没有什么钱,好多人住了交不起,最近两个月反而还亏了900块钱,小女儿给钱,才继续把房租交上。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收拾屋子,整理材料,寄信,到处转转,偶尔去撒传单。”

“2005年春节是在这个小院子里过的,我和毁容了的姐妹俩个带着孩子,和昨天挨打的老太太一起包饺子。我稍微有点收入,就买了点肉,买了点面,5个人就算过了个年。也不出去闹了,闹也不解决,过年好过赖过图个消停。现在没有收容所了,如果出去闹,也要关在公安局派出所,饿半天,冻半天,也没有个安逸。现在的信访办门口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在门前站成两排,老太太一进去,他们就把人推来推去,人根本吃不消。国务院信访办进不去,不去闯干等着也不行,去别的地方又叫闹事。”

为什么上访

“上访这么多年,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家没有了,房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郝文忠轻轻叹息。

“那么,您为什么上访,为什么一直在上访?您忍耐一下不就好了吗?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跟着自己的孩子呢?”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儿子也跟我这么讲过,说别打了,冤就冤了,都这么多年了,回来享受一下晚年吧。”

“但是”,郝文忠说坚定地说,“我告诉儿子,别这么说,如果这么说,我们就划清界限,我们互不认识,你也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妈。我们的这个问题不是工作问题,工资问题,房子问题,土地问题,咱们这个是政治问题,谁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运动,来了运动,我们全家又要受害,要挨整,几百辈子都翻不过身来,几十代都要背的黑锅啊。别的问题,我早就不告了,这是政治问题,必须要翻过来,除非红旗倒了或者我死了就再也不告了。共产党的运动多了,有黑材料存在,人走到哪里,黑材料跟到哪里,哪一天来运动了,就受害了。因为这次对话,我和孩子就不来往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再连累孩子,也就不和孩子来往了。以后就看吧,看共产党开不开恩,反正希望也不大。现在就指望胡锦涛了。这辈子也就死在这条路上了,死也要死在中南海门口。”

我终于明白了郝文忠为什么执著地上访了。政治运动给她带来的伤害伴随着她苦难的一生,她的后半生都在努力摆脱文化大革命给她心灵带来的恐怖的阴影。

“您恨文化大革命吗?”我问。

“不,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必要的。”

“不正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才导致你丈夫被批斗吗?”

郝文忠突然警觉起来,严肃地问:“你是什么立场?”

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我是人民的立场,站在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一边。我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人当政,只要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能够主持正义避免冤案,就是好的。”

郝文忠似乎觉得我说的有地方不对,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她无奈地微笑着点点头。

我还想跟她解释她这一生受到的伤害到底来自哪里,但是,显然,我已经不可能再说服她什么。这是上访村的一个活标本,她从苦难的历史深处走来,追寻一个没有政治恐怖的世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遭遇了无数次收容遣送、精神病院、拘留、殴打,终于捱到了今天。当她在天安门广场上撒那些古老的传单,当她宣传毛主席多么伟大,当她被年轻的警察一次又一次拘捕,我想到了现代艺术展馆里的木乃伊。时代已经变了,但郝文忠已经不可能再走出历史的阴影,其实,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走出了呢?

许志永 姚遥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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