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中国

听说郝文忠在多年的上访中有过199次被拘捕的经历，我和姚遥一起去看望这位传奇的老人。

幸福街上朝北一个路口不远朝西有一个胡同，胡同口挂着一个白色牌子写着“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几个蓝色字，下面是“由此向东60米”的一行小字。牌子上的“高”字被人用红色的颜料涂成了“反”字。从胡同口往里走到第三家就是郝文忠的住处。小木上次就告诉了我这个地方，直到今天才有时间过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但显得身体很健康。她抽着烟，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文革与丈夫之死

我们的谈话是从她多年上访展开的。老人开口就是一些古怪的政治话语：“我们没有犯错误，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向上级反映他们（郝文忠家隔墙邻居），他们夫妻曾经是国民党三青团，他们偷听敌台，骂毛主席，但当时没有引起上级重视。1964年四清运动，组织上核查此案，我们再一次出了证。但他们上面有人，不仅没有严肃处理，还要反过来打击报复我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郝文忠他们一再向毛主席表衷心，但灾难还是突然降临在郝文忠的丈夫侯玉林身上。1969年12月2日对于郝文忠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下午她的丈夫突然被带走了。郝文忠说，他们得罪过的人联合起来说她丈夫是“黑帮黑线黑干将大毒草”。“他被仇人们批斗了一整晚，第二天就死了。12月3日，不仅不让家人见到尸体，还不准我继续上班，诬陷我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孩子上学也受气，九岁的儿子也被批斗挨整挨打，我也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第一次来北京

由于是反革命抬不起头来，直到文革结束后，1976年郝文忠开始找当地政府讨说法，找了厂部，公安局，信访部门，直到1977年也没有结果，性格刚烈的她因此和很多地方官员吵架。1977年9月12号，郝文忠第一次来到北京上访。来之前在家没对周围人说实话，一个人悄悄坐火车来的。郝文忠把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她说，“到北京那天正好赶上礼拜六，毛主席去世刚过一周年，信访办不上班，就在车站蹲到礼拜一。”礼拜一到了国务院信访办，接待员听了她的诉说，让她回家等消息。

“在北京待了3、4天后，手里没钱了，在饭馆里捡剩饭的时候被收容遣送回去了。回家后，邻居就告诉我，你去北京后有天晚上，国务院（信访办）打长途电话到了厂里，政委他们害怕了，开了党委会。我找到工厂的人问国务院的电话怎么说，那人就说没有人来过电话，我说就是9月12号晚上打的，厂里就说是打过了，但是没有听清楚，线路不好。始终就是不告诉我电话里面是什么内容。”

1978年秋天，郝文忠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她接到了《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场党字（78）35号》文件，文件把她丈夫定性为一般土匪，有过“四个血债”等历史问题，“参与过活埋共产党干部，但是对农场建设有贡献，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免于处分，按干部病故死亡对待”。接着给了她丈夫一个死亡待遇，《死亡待遇协议书》中给她丈夫定性为“正常死亡”，并提出要补偿九百多块钱。

但是郝文忠不要钱，她要的是一个理：“畏罪自杀没有定罪结论，病故死亡没有诊断书，四个血债没有具体案情，一切都含混不清，这怎么就算完了？”

“为什么要把你丈夫定为土匪？他到底做过什么？”我问。

郝文忠低下了头叹了一口气，她说丈夫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有亲戚参加过土匪，不过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事情。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也就没有再做了。“在那个年代，他还入了党，当年入党可是要查祖宗三代的，有历史问题怎么还能入了党？”

漫漫上访路

1978年10月，郝文忠第二次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的一位处长告诉她回家等消息，承诺他们会下去认真调查。她在接济站住了50多天以后回到家里。

但是，郝文忠期待的平反一直没有到来。直到1983年郝文忠看到了农场的一份文件时才知道， 1979年国务院信访办调查的时候，农场方面作出《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文件》场字（79）110号文件递交给省和中央信访部门，对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解答，认定她丈夫属于自杀，认定她丈夫有四条人命等历史政治问题。国务院信访办正是依据这份文件给她的丈夫定了性，以后不再管她了。

1979年冬天，郝文忠再次来到北京。这次她被归为“无理取闹”一类，被送进了德胜门收容所。“在德胜门收容所，我被蒿着头发照相。一个房间五六十人，大门紧锁，屎尿都是拉在屋里，溢出来后，地上都是，气味及其难闻，人都喘不过起来。一天两顿饭，窝窝头白菜汤，一天放风两次。晚上一个挨一个睡在地上，就和睡在马路上一样，没有被褥，有床和被褥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为此我后来在中南海上访的时候还专门反映过收容所的环境问题。第一次住了一个礼拜，然后被送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叫下车，哈尔滨也不管，我马上就回北京了。”

1979年以后郝文忠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回老家去了。“接济站不能住以后就蹲机关大门口，全国人大门口，胡耀邦门口，彭真门口，王震门口都呆过，当时的永定门就有好多搭小棚子的上访户。”

她开始闯中南海、新华门等地，每闯一次就被抓一次，几乎每次刚出来不久，就马上因为闯中南海等又被抓进去。至于被关押过多少次，郝文忠不识字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她说有一次一位律师帮她回忆整理，统计结果是，在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郝文忠被收容、拘留、关精神病院共计199次，在收容所、拘留所和精神病院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2年。

“大概是1985年吧，我把自己家的草房卖了，当上访路费。本来是大儿子的房子，后来大儿子工作了，住工人宿舍，就把房子卖了，3间草房带院子总共卖了500块钱。”郝文中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家就没了。”

1989年秋天，郝文忠第一次被送到精神病院。“大兴县公安局把我送到齐齐哈尔关押精神病人的屋里。一个屋里10个人，9个精神病，打人骂人，不让睡觉。我就砸门，看门的就说，老太太，别砸了，现在没有当官的，等当官的来了我告诉你。等到所长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砸门，我说我是上访的，凭什么把我圈到这里。所长问你是上访的吗？我说是啊，给他看材料，他就把门打开放我出来，给了两个馒头，把我送出去了。以后还进去过几次，加起来一共五次，每次进去的时候我都要入院手续，出去的时候要出院手续，但是院方就是不给。医生都知道我不是精神病，就对我说，老郝，有什么要求就吱声。”200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她检查后的鉴定结论是“目前未见明显精神异常”。

“1995年8月大兴县公安局从天安门派出所把我接回去后送到昌平收容所，列入重点号关押15天，我在收容所里发了重病，上吐下泻，得下脑血栓。1997年3月拦乔石的车被收容，关押50天后脑血栓病发，收容所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治疗，花了3千多块。”郝文忠补充说，“都是国家花的钱。”

 “2002年16大前夕被关在昌平收容所，我一口气砸了24块玻璃。所里上上下下也基本知道我的案情，也没有太为难我。砸玻璃这次关了一个多月，然后遣送出北京，到了吉林就把人哄下去。下了火车，我就跟着警察上了返程火车，一路上警察也不管我。”

“由于在收容所的次数多了，那些工作人员也不为难我，保证我能吃饭喝水，后来，再遣送回地方政府也不管了，齐齐哈尔当地纪委书记曾告诉我，老郝，可别回来了，危险。意思是在这边会有很多打击报复，遣送最多的是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还去过两次，剩下都是送到省里，省里后来也不愿接待了。01年前后遣送的时候，送到哈尔滨没有人要，送到内蒙古没有人要，大兴县也不接受，13处一查，我的户口没有了。”

“一个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后，收容所取消了。”

“2003年11月因为在天安门撒传单，11月25日起到12月25日止，被派出所关押在看守所，最终给了半个月的拘留手续, 打电话让我闺女把我接出去。这是最后一次被抓。”

家庭

郝文忠在她的谈话中讲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儿，这让我对这个传奇身世的老人更加好奇。我小心地问起她的家庭，她开始不愿意说，但还是讲了一些。（考虑到老人的隐私，一些不便于公开的内容这里就不提了）。

郝文忠说，第一个丈夫被打死以后，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又和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人结婚了。1980年郝文忠在北京上访期间生了一个小孩，生小孩是中办送到医院里面去的，医药费也是他们掏了，小孩取名郝京生。1985年丈夫不满意她经常上访，于是离婚了。1988年上访的时候在北京和大兴一个农场工人结了婚，这也正是为什么郝文忠有时候被拘捕以后送到大兴的原因。但这次婚姻也没能让郝文忠安定下来，结婚不久，她就在一次上访过程中被收容。1993年在郝文忠被收容期间，第三个丈夫作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因犯罪被判处15年徒刑，这次婚姻又结束了。现在几个孩子都有了家庭了，他们有时候也会来看望母亲，但郝文忠尽量避免和他们来往，因为她担心自己连累孩子们。

幸福街的生活

“我年纪大了，现在在上访村租了两间房子，有一些床铺，租给上访的人住，一间一张床3块钱一天，还有一间一张床5块钱一天。不过上访的都没有什么钱，好多人住了交不起，最近两个月反而还亏了900块钱，小女儿给钱，才继续把房租交上。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收拾屋子，整理材料，寄信，到处转转，偶尔去撒传单。”

“2005年春节是在这个小院子里过的，我和毁容了的姐妹俩个带着孩子，和昨天挨打的老太太一起包饺子。我稍微有点收入，就买了点肉，买了点面，5个人就算过了个年。也不出去闹了，闹也不解决，过年好过赖过图个消停。现在没有收容所了，如果出去闹，也要关在公安局派出所，饿半天，冻半天，也没有个安逸。现在的信访办门口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在门前站成两排，老太太一进去，他们就把人推来推去，人根本吃不消。国务院信访办进不去，不去闯干等着也不行，去别的地方又叫闹事。”

为什么上访

“上访这么多年，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家没有了，房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郝文忠轻轻叹息。

“那么，您为什么上访，为什么一直在上访？您忍耐一下不就好了吗？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跟着自己的孩子呢？”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儿子也跟我这么讲过，说别打了，冤就冤了，都这么多年了，回来享受一下晚年吧。”

“但是”，郝文忠说坚定地说，“我告诉儿子，别这么说，如果这么说，我们就划清界限，我们互不认识，你也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妈。我们的这个问题不是工作问题，工资问题，房子问题，土地问题，咱们这个是政治问题，谁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运动，来了运动，我们全家又要受害，要挨整，几百辈子都翻不过身来，几十代都要背的黑锅啊。别的问题，我早就不告了，这是政治问题，必须要翻过来，除非红旗倒了或者我死了就再也不告了。共产党的运动多了，有黑材料存在，人走到哪里，黑材料跟到哪里，哪一天来运动了，就受害了。因为这次对话，我和孩子就不来往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再连累孩子，也就不和孩子来往了。以后就看吧，看共产党开不开恩，反正希望也不大。现在就指望胡锦涛了。这辈子也就死在这条路上了，死也要死在中南海门口。”

我终于明白了郝文忠为什么执著地上访了。政治运动给她带来的伤害伴随着她苦难的一生，她的后半生都在努力摆脱文化大革命给她心灵带来的恐怖的阴影。

“您恨文化大革命吗？”我问。

“不，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必要的。”

“不正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才导致你丈夫被批斗吗？”

郝文忠突然警觉起来，严肃地问：“你是什么立场？”

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我是人民的立场，站在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一边。我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人当政，只要能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能够主持正义避免冤案，就是好的。”

郝文忠似乎觉得我说的有地方不对，但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她无奈地微笑着点点头。

我还想跟她解释她这一生受到的伤害到底来自哪里，但是，显然，我已经不可能再说服她什么。这是上访村的一个活标本，她从苦难的历史深处走来，追寻一个没有政治恐怖的世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遭遇了无数次收容遣送、精神病院、拘留、殴打，终于捱到了今天。当她在天安门广场上撒那些古老的传单，当她宣传毛主席多么伟大，当她被年轻的警察一次又一次拘捕，我想到了现代艺术展馆里的木乃伊。时代已经变了，但郝文忠已经不可能再走出历史的阴影，其实，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走出了呢？

许志永 姚遥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