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预司法独立了吗?——关于民意和司法独立的思考

制造孙志刚冤案的人在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下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造福一方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在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下走出了监狱。现在,南方都市报案也一样,如果没有舆论和公众的关注喻华峰二审几乎没有任何改判的可能,有了广泛关注至少二审结果朝着公正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在这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案件中,民意与司法判决之间似乎存在了某种联系,于是,站在一个纯粹的司法独立的理想主义的立场上,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批评我们借助民意干预了司法独立。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真的干预司法独立了吗?民意真能干预司法独立吗?

一 我们在表达民意

在孙志刚案中,千千万万网友们发表文章谴责收容遣送制度的恶行;在孙大午案中,很多人发表文章以及组织研讨会公开讨论农村金融体制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问题;在南方都市报案中,很多专家学者一起公开讨论言论自由以及媒体产业化问题。我们对这些案件的关注和呼吁,正如千千万万个声音一样,都是在表达一种民意,都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我们通过这些民意的表达谴责社会不公正,关怀自己心中的良知和道德信仰。作为社会的人,我们关注孙志刚的命运,就是关心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无辜个体的生命和尊严;我们关注孙大午案,是因为我们同情一种良知和梦想的遭遇,孙大午的良知和梦想同时也是我们的,我们关心这种梦想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关注南方都市报案,是在关心良知和正义的声音不幸的遭遇,关注言论自由和我们国家改革的前途。

多元的声音在一个现代化国家里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星球上发生的很多很多故事常常不是因为我们亲眼所见,而是因为有很多媒体关注了这些故事,很多传媒表达了他们对故事的描述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正是通过他们的表达了解了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还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件”来表明我们的立场,来彼此交流观点和分享我们的价值观,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的一部分,这本身有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本身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

二 法律不应当苛求民意的“客观公正”

尽管我们尽力表达的是很多人共同的声音,但我们,以及所有的人在表达乃至陈述某种现象的时候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在经过个人的大脑思考总结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乃至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意从来都是主观的,也从来都是“片面”的。但是,这些“偏见”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每个人都表达出了自己的“偏见”,那么,我们看到的信息综合起来就是全面的。因此,“偏见”带来的表面上的“混乱”其实并不可怕,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思想的真实状态。真正的危险在于权力部门垄断了传播信息的机会,如果信息传播渠道是单一的,那么所谓代表人民的客观公正的表达可能是最不客观公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日报》的很多报道在今天看来都是很荒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作为一名旁观者,尽可能表述自己所了解的全面的真相是一种客观公正;同时,站在当事人的一方表达公众未知的信息也是客观公正的真相的组成部分。我们批评法院对南方都市报的判决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程益中和喻华峰一面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们站出来为他们辩护,我们没有理由在辩护的同时也控告他们,因为控告他们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尤其是,当一种强大的声音几乎完全垄断的信息传播渠道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其实是在反对垄断,我们用不着表达一种“公正和全面”的立场,而是表达一种公众未知的事实,这就够了,这就是为“客观公正”做出的贡献。

针对公众事件,尤其是针对权力机关的行为的评价,如果没有主观的恶意和重大的过失以至于表达的事实与真相严重偏差,法律就不应当对各种声音过分苛求,法律不能因为这些声音有可能被什么力量“利用”就否定表达自由本身。这不是为了自己辩护才提出的理由,这应当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普遍适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要求媒体在表达一个公众事件的时候完全精确,否则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确立了对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保护原则——媒体对公众事件的报道不可能是精确无误的,即使报道有误差,如果不是主观恶意造成的,媒体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立场为新闻自由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事实证明,这样的保障并不会带来“混乱”,而是带来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这样的法律原则值得我们思考。

三 社会公正要求司法独立于权力和民意

司法独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纠纷,这些纠纷和冲突需要有一种冲突各方共同信赖的力量来调解和裁决。这种裁决纠纷的力量在远古时代更多依靠宗教,比如,让纠纷的双方来到一只独角兽面前,这只象征神力的野兽抵触了哪一方哪一方就算是败诉,但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容易制造冤案。在漫长的专制社会时期,司法混杂在行政权力之中,一个县令可能既管行政又管司法,他可能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判,虽然也有包公的传奇,但那终究是传奇,挡不住“窦娥冤”式的悲剧的一再重演。到了现代社会,人类逐渐总结出一套减少冤案实现公正的办法——用一套制度来保证一群专业知识很强同时道德上比较可靠的法律专家,在不受其他力量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对法律负责的裁决。这就是司法专业化,而司法独立是司法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法官依靠自己的法律知识独立判案,正如医生依靠自己的医学知识独立诊断一样,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它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我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司法独立。尽管这些规定有些模糊,但基本理念——法官忠于法律不受各种力量的干预应当是和很多国家一致的。

司法独立在现实中主要指的是独立于两种力量——权力和民意,因为这两种力量更经常产生干预司法的冲动。司法独立于权力首先是司法专业化本身的要求,司法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行政或者其他权力活动与司法活动不属于一个专业领域。其次,司法独立于权力是司法维护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不仅是裁决民众纠纷的力量,也是裁决民众与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纠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裁决民众之间的纠纷比较容易理解,而实际上,司法裁决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纠纷更加重要,两个人因为财产纠纷诉讼到法院,可能只涉及到两个人的问题,但如果两位总统候选人因为选票统计发生了分歧,这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就布什和戈尔裁决谁当总统,这样法治下文明政治要比依靠阴谋暴力的野蛮政治对社会更有利。因此,为了职业化地做出公正的裁决,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司法必须和其他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司法权本身应当成为与其他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力量。

司法还需要独立于民意。虽然从长远来看,司法不可能远离民意,如果某种民意是持续性的,立法机关会使得法律接近民意,司法判决也会考虑时代的变迁。但是在具体案件上,民意可能是脆弱的、不可靠的,比如在刘海洋泼熊案中,当图片展示一个被硫酸泼的受伤的黑熊的惨状时,主流民意表达的是痛恨并重判刘海洋,但法律并没有冲动,而是按照程序不紧不慢地进行;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刘的家庭背景后,民意开始转向,开始同情他。幸好,司法没有简单地顺从先前的民意做出重判,而是按照自己的程序理性做出了处理,这样的程序理性与变幻莫测的民意相比,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四 民意本身不可能干预司法独立

如何让司法独立于权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需要建立一套确保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而如何让司法独立于民意的问题则简单的多。因为首先,法官有权力拒绝民意。虽然民意经常产生干预司法判决的冲动,但民意终究是民意,民意对司法不具有强制力。从逻辑上讲,无论民意多么强烈,法官们都可以面对良心和法律平静地做出自己的判决。实际上,排除民意产生的强制力确保司法独立只需要一种保障——民意不可以演变成法院周边的游行示威或者以其他方式直接向法官施加强制性的压力。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民意就不可能强制性地干预司法独立。

其次,法官(应当)有足够的法律理性对抗民意的道德诉求。或许有人认为,民意虽没有强制力,但仍然可能在道德上影响法官的司法理性。但实际上,如果司法真正独立,司法判决真正能够忠于法律的话,司法判决不仅不会受民意左右,而且可以引导民意尊重法律。在美国辛普森案中,民意倾向于辛普森杀了人,司法判决辛普森无罪,但民众最终仍然尊重了法律。这说明在司法长期坚持正义的社会背景下,即使人们暂时不理解判决,民意也会尊重司法。

还需要指出的是,司法独立于民意的原则是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完全不受民意影响。如果司法判决没有忠于法律,民意当然有权利提出批评意见;如果司法本已经受到了其他力量的干预,民意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监督那些干预司法的力量从而有助于维护司法独立。通常情况下,忠于法律的判决与主流民意的道德诉求不会偏离太远,但如果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情况,或者法律本身落后于时代,如果法官自认为其秉承的忠于法律的理念弱于民意的道德诉求从而自己选择了更为倾向于民意的判决,那么这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或者社会进步的问题,并不能说是民意干预了司法独立。

五 真正干预司法独立的是权力

我曾经在《传媒杀人?——回首张金柱一案》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民意与张金柱死刑之间的关系。张金柱是一名警察,他醉酒后开车沿人行道逆向行驶撞上了一对父子导致一死一伤,死者被拖在地上汽车还行驶了1500米,现状惨不忍睹。此案被公开报道后,尤其是对残忍的细节和张金柱傲慢的态度的描述引起公众的巨大愤怒。从法律上讲,张金柱不过是交通肇事而已,最多应当判15年徒刑,可是最后,法院却以故意伤害的罪名判处了死刑。张金柱事后哀叹:载在了记者手里。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导致张金柱死刑的根本力量是中央某部门的压力,民意并不足以给郑州市中级法院造成任何威胁,真正能够给法院下达命令的是某些权力部门。民意表达无可非议,我们不能因为民意有可能作为权力干预司法的理由就否定民意,权力部门尊重民意也无可非议,但从民意到死刑判决中间有一个决定性的环节——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预,这是不正常的,也是违背我们国家法律的。

在孙大午案、刘涌案、“宝马”撞人案和南方都市报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影子。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法院的人事、财政都受制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体系的状况下,司法受到权力的干预司法乃至操纵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有了民意充分表达的案件中,权力很可能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隐蔽的在民以表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操纵司法的力量,一次是后来的公开的表现出尊重民意的批示。而人们常常忘记了前者的存在,前者的广泛的暗中的存在才是对司法公正的极大伤害。民意常常面对的,不是独立的司法,而是已经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的司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民意会不会干预司法独立,而是如何将司法的尊严和公正从那只幕后操纵的阴影中拯救出来。

六 我们干预了什么?

从孙大午案结果来看,民意对孙大午获释可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民意干预的决不是司法独立。从纯粹的司法角度看,如果河北徐水县法院法官是忠于法律和良知独立审判的话,孙大午应该会被无罪释放,最重也是缓刑。不过,由于当下中国司法现状,这个案件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权力操纵司法打击孙大午——民意为孙大午鸣不平——权力让步——最后得到几乎与司法独立状态下一致的判决结果。我们说出真相,赢得民意的支持,但民意的诉求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法院,不是针对司法独立,而是针对的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因言获罪”的问题,针对那些背后可能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力量。

同样,人们关心南方都市报案,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案,是因为人们担心司法受到权力左右从而成为“打压舆论的帮凶”。我们的愤怒从一开始指向的对象就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背后可能存在的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非法力量。如果说,民意真的对案件结果产生了影响,如果说民意真的干预了什么,那么民意干预的不是司法的独立,而是那些已经在干预司法独立乃至操纵司法的力量。民意的作用如同阳光,民意能够通过媒体表达出来就意味着阳光拨开了云雾,从而迫使幕后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阴影有所收敛。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意到司法公正的细节,在这些案件中,权力都出现了两次:民意讲述真相——高层权力感到压力——高层权力命令下级干预司法的权力纠正错误——客观判决结果接近于独立司法判决的结果。很多人只看到了或者只关注高层权力给下级机关施加压力从而导致了案件公正的结果,而没有看到高层权力施加压力之前司法受到干预乃至操纵的现实,没有看到高层权力之所以站出来说话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意的压力。从孙大午案到南方都市报案,即使看起来是后来的某些领导的批示(这是第二次权力出现,案件启动时一定也会有领导的批示)最终导致了更接近公正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这后来的领导的批示是权力系统迫于民意压力而针对第一次权力实施的内部纠错行为。欢呼第二次权力出现可能是“青天”意识在作怪,批评第二次权力出现可能是过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在作怪,事实上,这在民意压力下权力的第二次显现体现了权力的民众意识和纠错能力,从客观上有助于司法独立。

作为公民,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理想的司法独立状态,希望我们国家的司法能够排除一切非法干预,能够代表公平正义,能够成为自由和秩序的保障。但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重大的案件司法经常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的现实,我们常常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民意是否干预了司法,而是司法独立已经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时我们能做什么。当司法受到权力严重干预或操纵以至于有人蒙冤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善良而又天真地坚持自己“不干预司法独立”——那实际上是在放任司法受到干预乃至操纵,不能以“不干预司法独立”为借口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干预司法独立,我们试图干预的是那些已经在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司法很需要阳光的温暖,媒体和民意就是阳光,它能某种程度上驱逐那个操纵司法的阴影。我们确信,一个越来越自由开放的社会必将有助于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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