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是一种社会病

“上访”在中国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一些自认为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来到信访部门或者各个政府机关恳求同情和帮助,通常情况下,信访部门或其他政府机构把他们的申诉一级一级往下转,直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机构,但地方政府机构未必能认真对待信访部门的转信,或者即使认真对待了也未必能够解决。如果上访者的申诉没有得到解决或者他们认为结果不满意,于是开始新一轮上访。这其中最艰难的也最无望的人们来到国家的首都寻求最后的希望,他们甚至有的人年复一年在北京流浪,在南站附近形成聚居的上访村落。

上访者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在过去5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消失过。今天,新的上访族主要产生于农村以及城市贫困居民,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有关部门没有给与公正处理因而执著地到更高的权力机构寻求“说法”。但从国家的角度讲,他们上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层政权的财政问题。庞大的乡镇和村一级公共权力机构为了自身生存和利益而寻求财政资源的过程中非法收取农民的税费,这包括多列税额,多列承包地面积,多列费用种类,以各种名目的罚款等等。这些财政问题有时也表现为民主问题,乡镇政府为了获取财政资源就要加强对村的控制,就要设法操纵选举或控制村委会,而农民为了要求民主而上访。这些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业不发达,政府税收财政拮据,只好向农民搜刮。而农民反抗的办法通常是宣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以中央的指示对抗地方。农民因此上访多是怀着一种“告御状”的心情,向国家表明地方政府违背了国家的意愿。这样的上访由于不直接涉及具体个人的利益,因此“翻案”的阻力比较小,上访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第二,腐败与社会不公正。这里包含着司法、行政等各部门腐败引发的司法不公、行政侵权、非法侵占等行为。从具体上访事由来看,这类上访主要包括:农民承包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或者被转包,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村支部书记村委会腐败不得民心却又能继续掌握权力;公安部门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不公正;司法不公正枉法裁判,等等。这类问题很复杂,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相当普遍,但这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从道理上说,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纪检、检查以及法律途径解决,但由于纪检监察以及法律途径都没有独立办案的权力,缺少真正外部的监督,因而监督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使求助于更高级别的权力来调查,但结果很难乐观。从根本上说,这类问题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少到应有的约束。

第三,立法问题。由于法律法规本身存在问题,执法机关依法执行对某些人造成的不合理伤害。比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征用程序变为国家所有的,征用土地补偿费不得直接分给农民。法律制定者做出这样的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土地补偿金分配之后失地农民没有了生活保障,他们以为补偿金留给集体就会有了保障,然而实际上,土地补偿金留给集体更没有保障,反而增加了很多贪污腐败的机会。被征地的农民往往并不会考虑土地补偿金不发给他们是因为有法律规定,他们往往从天然的正义观出发,认为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补偿当然应该归自己,当补偿金没有发给他们时,他们便以为是地方政府贪污了,所以他们上访。类似这样法律本身的问题从根源上讲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问题,立法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导致法律与现实脱节。

第四,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沟通能力的缺失。除了事实上的不公正之外,政府缺少沟通能力也是造成上访的原因之一。比如,一个人被谋杀,他的家属怀疑某个人是杀人犯,而公安机关缺少证据没有将该被怀疑对象拘捕,家属觉得自己蒙受了冤屈因此上访。这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解释和沟通问题,但现实中各个部门的官僚主义导致上访者备受冷眼和歧视,因此可能引发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有一些上访者的诉求的确没有法律依据,但他们要求的有时候也只是一个感情上的慰籍,他们渴望这个社会能够理解他们的伤痛,有时,一句真诚的话语就让他们感激涕零,可是,很多政府部门官员却常常说不说这样一句富有人情味的话。再比如房屋拆迁纠纷,有些地方拆迁居民认为拆迁补偿被贪污了,但也许这种看法仅仅是谣传,并没有根据。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贪污,那么,到底补偿了多少?有关部门应该给居民一个耐心的详细的解释;一种可能是有贪污现象,但找不到证据,这时就要求有关部门更高的解释说服能力,总之,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能力。

官僚主义和沟通能力的缺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度的产物,因为官员的升迁主要不在于公众评价,而在于组织部门提拔,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官员们就要加强与上级的沟通能力,而不是与公众的沟通能力。真正要想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局面,需要从制度入手,真正使得官员眼睛向下看。

第五,社会组织自律机制不健全。有些上访——比如由医疗事故和劳动纠纷引发的上访——不是公共权力造成的,而是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这些纠纷仅仅靠公共权力监督和约束是不能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组织自约束的问题,甚至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目前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社会条件下,各种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挥的功能有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和政治体制有关,政府管制过多从客观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育空间。

第六,社会分工不够,司法不独立。上访是向不特定的机构申诉,尤其是蕴含着对“清官”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法治的申诉方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中国民众的传统意识可能会起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人们受了冤屈之所以广泛向党委政府政法机关等众多部门而不是像特定的司法机关投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当下中国解决司法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靠司法机关,很多党政机关解决纠纷——比如领导批示——可能比司法机关更有效。因此,人们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总是试图寻求对自己而言最有效率的救济方式,向广泛的不特定的机关申诉就有可能增加获得救济的机会。

上访者展示的也许只是个体的不幸,但他们能聚成上访村,背后是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过去,有关部门把上访者当成盲流抓起来收容遣送,从而把问题掩盖起来,但这并未能解决问题。当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后,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重新暴露出来。

毫无疑问,上访村落的形成和扩大对于首都政治稳定来说可能是一个威胁,但简单地把村落拆掉把他们赶走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源上了解上访的制度性因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前面所列制度性因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解决纠纷的机制存在问题,导致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一类是公民或社会组织自认为不公正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存在,但有关政府部门因为官僚主义没能及时解释沟通疏导造成的积怨。这两大类矛盾归根结底都和权力来源有关,根本出路在于健全民主法治——解决权力来源和权力约束问题,才可能解决社会公正和官僚主义问题。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您正在使用您的 WordPress.com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Google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Google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您正在使用您的 Twitter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Facebook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