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号”

王来喜在收容所里被归结于“病号”一类。他已经被收容过三次了,最近的一次从收容所出来是2003年3月19号。

王来喜在广东老家被称为“上访狂人”。1985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镇政府工作,1987年开始发出第一封检举信,控告镇长收受贿赂。1988年他检举家乡的南澳半岛开发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从此后他失去了工作,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

他开始上访是因为政府的不正之风,因为家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来他上访除了原有的那些材料外又加上自己的遭遇,他要求恢复自己的工作。再后来,一家媒体听信地方政府一面之词,侮辱诽谤他,他告那家媒体,虽然官司赢了,但没拿到一分钱,于是他的上访材料中又加了新的一份。2003年4月5日这天下午见到王来喜,他搁在桌上的上访材料比一本一千多页的词典还厚,这其中,控告的对象又增加了和收容有关的几个部门。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几十次来北京了,所有能去的部门都找遍了。

他不同于一般的被收容的人,他总是能记清楚收容的时间和细节,因为他总认为收容是不正常的。2002年5月7日,他刚下火车几个小时,在前门一带被一个便衣叫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询问他,他如实说自己是上访的,警察还朝他家乡的县公安局打电话,得到答复说这个人是“上访狂人”,随后他遭到了一顿毒打,他在心中默默记下了打他的警察的警号。

派出所里还有十几个被抓来的“盲流”,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商小贩,每个人交纳“罚款”50元到200元就放了,剩下他和另外一个人当天晚上被带到了昌平收容所。

第二天,管理人员集合大家,问谁会养猪谁是泥瓦工等等,并说干完一个星期的活就释放,不干活的遣送回老家。王来喜本来不愿意干活的,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白白干活。但同号的人告诉他,临屋有一个广东人已经呆了20多天了还没遣送,因为这里广东人少,凑不够一车。如果他想被遣送,恐怕要等一两个月。他答应去养猪。

干完一天活后,他请求带队人员放他走,他出示了自己的火车票,证明自己刚来北京,并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当天晚上,他被释放了。

可他并没有逃开或者躲起来,一回到北京,他立即去前门派出所找那个打他的警察,说自己要检举控告警察打人。那位警察感到莫名其妙。

他去了崇文区检察院,要求为自己讨个公道。一个检察官接待了他,耐心告诉他不好处理,临走,还送给他很多饼干。王来喜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善良的检察官,他说,当时他的确已经很饿了。

2003年2月19日,王来喜再次来到北京,去了国家信访局,信访局的官员早就认识他了。和往常一样,没有结果。当天,在“访友”的引领下,他住进了一个居民的家,晚上,他被警察带走,送到昌平收容所。

他在收容所里呆了六天,每天两顿饭,一顿两个馒头,一碗菜汤,相吃别的就用钱买,但比外面贵好多。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睡觉时人挨着人,他晚上被临铺的睡梦中蹬了一脚,一直肋骨隐隐作痛。

第七天早上,他们被收走腰带,列队上公共汽车。到西客站,他们被命令一律双手背在脑后,蹲在地上。王来喜坚决不把手背在脑后,也不蹲下。保安冲过来照他背上就是一皮带。王来喜站起来指着保安的鼻子大声质问:凭什么打人!

旁边有不少路过的人在看。一个警察走过来,与保安耳语了几句,保安走到了一边。王来喜把包放到地上,自己坐在上面。这时,在他周围,其他100多人都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当天,他们被送到了郑州收容所。保安队魏队长宣布纪律:能够自保的,交完钱走人;要求外保的,尽快让家人送钱或者寄钱来;在此停留每天伙食费21元;表现不好的可以就地送劳改,不服管理的挨打活该。

“那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集中营。”王来喜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摇摇头。“打人是家常便饭,他们让劳改犯管理我们被收容的,有人被打伤也是常事。”

王来喜身上还有200元钱,但他决不把钱交给收容所。在不得不选择的情况下他选了“外保”,保安让他写下亲友的地址,他写的是北京一个报社的记者的电话。

他挨打了,但当“老大”要打他的头时,他居然暴怒地奋起还击,旁边的人一时都傻了眼。再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上访的故事,管教干部也开始有点怕他了。

将近20天后,他被释放。3月20号,他又来到北京。这次,他要告国家信访局和北京丰台公安分局。

王来喜的故事太长太长了,一个下午的诉说远远不够的,十多年艰辛的上访路,如今他已经39岁了。就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些曾经访谈过的一个个悲怆的面孔:199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信访办门前,那位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关押十几年出狱后在北京靠蹬三轮为生的佝偻的老人,他伸出被打残的手指诉说着这一生的不幸;2000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门外焦点访谈接待室门口,一位在我眼前渐渐发疯的农村妇女,她哭喊着要冲进电视台;2002年11月,因为四轮车案的行政诉讼打了十四年官司的黑龙江农村妇女马继云在大街上被双鸭山市宝山区法院强行带走关进了收容所,并遭到殴打,两个月以后还不释放……

“为什么叫你们病号?”我恍然有所悟。王来喜指了指自己的头,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们精神有病。”

是啊,他们都是“病号”,是这个制度,这个社会的病号。他们看不惯的要说出来,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不会忍耐,而是要告状,他们的行为与这个沉默忍耐的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精神病人。

在西客站,当一百多人像罪犯一样被命令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只有王来喜觉得这是侮辱,并且坚决不接受这种侮辱,只有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他是精神病人,像他那样不能忍受屈辱的都是精神病人,遇罗克、顾准、张志新他们也都是。也难怪,那些以死抗争捍卫权利的人就更被称为精神病人了。

一个社会有“病号”很正常,但问题是中国的“病号”太多了。全国各地信访站门前、新闻媒体门前有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在奔走呼号,其实,正是他们前仆后继付出惨重代价的抗争在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可是,这个国家用什么办法才能医治他们心灵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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