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死亡——中国艾滋病的隐忧

等待死亡的年轻人

 2002年7月31日,黄昏时分。在年逾花甲的母亲的反复的催促下,崔自生,这个今年三十二岁的艾滋病人,终于从里间的床上爬起来。他佝偻着身躯走过空空荡荡的土质的房屋的中堂,露出的第一线的目光只有绝望。

在他母亲满怀企盼地引领我们来到他家的泥土小路上,老太太一直在抱怨,自从他儿子被发现得了艾滋病以后,邻居以及路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他的家,几个月以来,我们是他们家难得一见的客人。

走出房门,崔自生长满红色肿块的脸上还是挤出了一丝微笑,“快死的人了,这几天一直就全身没劲,身上莫名其妙地疼,起疙瘩。”母亲补充说,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

我们自然首先希望得到有关得病的证据。老太太把抽屉拿出来,我们找了一下,没有发现关于诊断或病历的任何资料。

你怎么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记者问。

  “医生告诉我哥哥了。还反复问我卖过血或者乱搞(性关系)没有。我卖过血,但没得乱搞过,哪有钱乱搞啊。”崔自生苦笑着说。

旁边已经聚集了好几个村民。一个年轻人愤怒地插话说,“你在这里找不到病历资料的,他们根本不给我们看。上次抽血检验,几个月过去了,到现在也不告诉我们结果。”

经过几位邻居的共同回忆,我们大概知道了崔自生卖血的经历:1994年夏天,村子里一个经常在外面闯荡的人回来告诉大家,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来人开始说是去搞工程,到了地方——河南新野县——才知道是卖血。尽管有人觉得受骗而返回了家乡,但同去的一车40几个人还是有大约一半留下了。崔自生就是村子里第一批去河南卖血的,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时间。有人卖血后回到家乡又介绍别的人去,这样,村子里陆陆续续有人去河南新野或者镇平血站卖血,具体数字现在也不好统计了,因为自从出现了艾滋病之后,有的人不承认自己卖过血。

2002年6月4日,村子里一个叫魏平的29岁的年轻人死于艾滋病,这在村子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魏平死后,他所有的遗物被医院有关部门全部焚烧、掩埋。自此以后,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他的家。见到我们时,魏平的老父亲一脸的愤怒和无奈,他也卖过血,跟他儿子同一批去的河南,所以人们都以为他也得了艾滋病。还有已经回了娘家的儿媳妇,以及才一岁半的孙子,他们三个人都很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但他们没有到医院检验过,一个是没钱,再一个,也对检验结果心怀恐惧。

魏平的死以及医院的处理措施给村子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人也开始了解一些艾滋病的常识,崔自生通过别人介绍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晚期了,他没钱看病,只有在家里等死。

 抽样检查

村民愤怒的是,抽了血两个多月了也不给个结果。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辗转找到了县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该负责人介绍说,2002年5月,县里进行抽样检查的时候,抽了该村140人的血样,当然,之所以集中在这个村子里抽样,是因为这里发现了艾滋病人,这里的村民属于易感染的人群。抽样检验结果,确定六例病毒携带者。此前还发现了三个病人,其中包括死去的魏平,

以及我们见到的崔自生。他说,之所以抽样结果还有告诉村民,是因为还没与最后确定六例病毒携带者是否有人已经发病,结果还没有从卫生部有关机构下来。

那么,这六个人知道自己被感染了么?记者问。

 “他们大概已经猜到。按规定我们不能告诉他们被感染,我们告诉他本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自从抽样之后,县里,市里一共找过他们三次,他们应该是能猜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对于他们采取了什么防治措施了么?

“没有。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没有钱,没有设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定期访谈,给上级写报告。我们不是执法机关,又不能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那是否意味着艾滋病可能在继续传播?

“有可能。”负责人接着介绍艾滋病传播的三大途径。他也是充满了抱怨,因为从确诊艾滋病给上级打报告到现在半年过去了,上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艾滋病在这里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介绍说,魏平死之前已经开始了对社会的报复,他把自己的粪便——按规定那是要经过严格处理的——故意倒入河中,导致下游的一个小学停课一天。好在他很快就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人也可怜啊,他最后补充道。

我们又就此事询问了当地的县长,他也显得很无奈,没有医疗设施,没有钱,只有等待。他请求我们不要曝光此事,他说政府正在想办法。

在另外一些地方

本来,我们此行并不是要了解艾滋病问题的,但意外的发现让我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已经众所周知,因此,当我们来到了河南,自然也会问起这里的情况。

上蔡县文楼村的情况已经有了广泛报道,而且,也正是因为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家在那里设置了医疗点,当地村民事实上有了医疗保障。我们到的是两百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地方,这里艾滋病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我们从有关部门那里了解到,近两年,该县已经陆陆续续发现了15例艾滋病人,并且都已经死去。可能还会有一些病人根本就没有送到医院,所以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内。这十五个病人相当分散地分布在各个乡镇。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该县设有血站,那时,该市23个县都设有血站。艾滋病之所以能大规模传播,与当时的采血方式有关,当时是只要血浆,为了使卖血的人能够天天持续卖,他们把把血液抽出,分离血浆后,其余血液物质重新输回人体。

记者问这里有没有进行普查过,回答没有,他们至今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能做的就是,每当在医院发现一个艾滋病人,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2002年8月3日,我们来到安徽省某县。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县发现了8例艾滋病人,6个已经死去。而我们在县城街头随机采访问到艾滋病时,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县就有这种病,更不要说预防了。

2002年8月6日,记者来到自己老家所在的河南某县,这里已经发现过5例艾滋病人,全都已经死去。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云南、河南、安徽、湖北、山东、重庆、贵州、甘肃等地都有出现,这些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不规范采血的现象。中国到底有多少艾滋病人,有多少病毒携带者?恐怕谁也说不清。

或许,更为可怕的是,有关部门所有的工作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等待,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有些政府部门把这种事情捂得严严实实,当成国家机密。仿佛只要能捂住,艾滋病就可以自动灭亡。可是,艾滋病是可以传播的,在等待中,在遮遮掩掩中,病毒可能正在传播。

艾滋病在中国,我们已经不能掩盖,不能回避。

2002年8月6日

2002年8月13日,离开崔自生家14天后,我们得到了他死亡的消息。虽然离开时就已经知道这一天不久会到来,但内心深处还是感到很突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他年迈的母亲期待的眼神,在我们还没能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我们自己方式的关注——我们的稿子还没发出来的时候,一个贫穷的家庭就已经破碎了。

sunny  2002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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