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祭、春节和圣诞节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到了,反对圣诞节的声音也会出现——打着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旗号,如同反对麦当劳、可口可乐,如同当年反对迪斯科喇叭裤,也如同塔利班反对音乐和电视一样,其实,这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在众生之上的人的私利选择或者头脑问题的产物。

反对别人的生活方式的前提是有人认为有这么固定的一群人–姑且称之为中国人吧,这群人有自己有一套固定传统习惯,那些东西属于自己,从而把自己的和别人的区别开来。外来的与他们固有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是侵略,就要反对。然而,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哪些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又是指的谁?中国人,或者叫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大秦帝国疆域不及长城之外,盛唐时期还在和吐蕃和亲,二十世纪还有外蒙独立,更不要说战国七雄魏晋南北朝南蛮北狄了。至于生活方式–长袍马褂胡服骑射西装革履中山装留长辫子剪长辫子放鞭炮禁放鞭炮等等等等,在历史长河里陈列的简直是太丰富多彩了。这倒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叫做传统的东西,的确,有一群相对固定的人群过着一种相对固定的生活方式,这就叫传统,但传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一直在抛弃一些东西同时又在选择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我们”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就拿春节这个被称为典型的传统节日来说吧,反对圣诞节的人通常都会主张春节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春节是不是我们一贯的传统呢?遗憾的是,我们连春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到底怎么起源的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春节起源于上古时期的”腊祭”,即神农氏时代的”索鬼神而祭祀”;有人说起源于尧舜时代的风俗,一年四个季节之中的冬祭;有人说起源于远古的民间传说,为了驱赶一个名叫”年”的怪物。总之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另外,”春节”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也是不断演化的,古代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时,春节指的是整个春季;至于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则是民国初年的事。1913年七月,由当时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向袁世凯递上了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建议政府规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各放假一天,后来政府确定了春节作为主要节日并放假。这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春节。

本文在此无意考察春节到底怎么起源的,无论春节在哪里在何时起源,这众说纷纭本身就表明,春节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成型的,固定的,无论起源于神农氏还是尧舜时代,它终究是地方性的,甚至最初起源的那个地方很小很小,也许就是一个部落,它至少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春节从一个或许是某一个部落的节日一直到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整个中国的节日,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春节曾经是多少个民族多少人的外来的”圣诞节”?

这叫文化入侵?或者换一个大一点的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恐怕,牺牲给文化帝国主义的绝不仅仅是今天的我们,我们成千上万年前的祖先早已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了。我们每一个人最最古老的祖先会干什么?我们今天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多少恪守着祖先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能找到祖先吗?我们的祖先或许是元某人?北京人?祖先的祖先是动物,动物之前呢?我们最早的”祖宗之法”在哪里?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所具有的生活方式是多少代祖先放弃和选择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在选择和放弃。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为什么我们能够选择了或者更多是被动接受别人的生活方式?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一直在改变,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交流和学习。我们放弃了长袍马褂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穿那些东西实在不方便,我们放弃了三寸金莲和长辫子,是因为我们打开国门突然发现原来生活不需要这种东西还更好。我们选择了汽车飞机电话互联网是因为这些东西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方便,我们选择法治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别人法治成功的经验。

曾几何时,与中国乡村强调群体利益相对应的更重视个人利益的倾向(姑且称之为个人主义吧)被称作西方的专利。然而,为什么是他们的专利?为什么这种专利今天正在卖给中国而且能卖个好价钱?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正在和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趋于接近。中国传统的农民一生一世就在那个很小的村子里生活,四方邻居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我们一个宿舍的同学闹了别扭搬走一个就是了,住在城市楼房里一生也搬很多次家,邻居对门也可能互不相识更谈不上吵架,吵了架也可以互不见面或者一个搬走,可是,一个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农民如果和邻居吵了架,他能怎么办,他能收拾行李就走人吗?他不能,他还得留下来,还得与吵完架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很多时候他必须忍耐,必须学会顾全大局,顾及别人的”面子”,也许,还必须紧密依赖家族,把自己的利益更多地出让给家族或者其它团体,因为他很清楚,他没有退路,他没有自由迁徙的逃避的机会,他的利益的维护主要是靠家族或者其它的群体。正是这种预期,

或者叫观念,就是所谓的文化,更加强调群体利益的文化。工业革命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聚居到了新兴的充满了陌生人的城市,个人权利的保护更多依靠公共权力机构而不是家族,所谓个人主义就诞生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一个个人主义形成的单线的历史过程,而是在描述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存在的两种环境:相对固定的熟人社会人们不得不强调群体利益,而在一个陌生化的社会里,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人更加突现。今天,中国正在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环境正从熟悉变的陌生,个人主义在成长。伴随着技术进步最早出现于西方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正不可抗拒地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到了这个层次,不得不承认,很多制度基于人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所以,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所以有力量入侵我们的社会,正如塔利班阻挡不住阿富汗人听音乐一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需要它,它本来就应该属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所以,一些反对所谓文化入侵的人们应该反思自己,这种反对本身很可能意味着阻碍自身的进步。

当然,我们的选择和放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过程,否则,就不会有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词了。我们曾经被迫选择留起了长辫子,被迫吃起了大锅饭,阿富汗人也曾在塔利班的恐怖中被迫把电视机埋起来。什么是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就是压迫。战争和压迫当然也可能会以”留发不留头”,阶级斗争,或者纯净教义的面目出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个体的强制,也正是这个共同的特点使我们找到了生活方式合理性的标准,那就是:自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自由传播,但不可以强制别人接受。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没有强制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扣上帝国主义的帽子,他们以为,这种改变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他们抗拒新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个”保守”或者”愚昧”的道德词语能完全解释得了的。的确,文化共同体能够在某些时候抵抗真正的侵略,但有时候它也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一些既得利益者群体总要试图保持共同体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这恐怕是文化共同体抗拒外来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力量来源。此外还有在新的生活方式面前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也会产生本能的抵抗心理。去接受别人的生活方式前提就是意味着自己的落后,况且,在一个陌生的秩序里,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预期,人们会普遍缺少安全感。今天的这个世界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心态就是这种挫败感达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也有人从一种极高的道德优越感的角度看待好莱坞或者麦当劳:一个字:俗,或者两个字:媚俗。以为俗了,堕落了。难道只有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才叫高雅?你不喜欢的东西,甚至你憎恶的东西,不代表别人不喜欢,谁俗?谁高雅?其实,所谓媚俗,不就是因为没有媚你的俗吗?况且,以好莱坞的三级片标准叫俗的话,那些卫道士们真的就不俗了吗?很可能他们也会喜欢那些”家庭录像”呢,回到家里偷偷地看。但这并不是说,禁欲者都是虚伪的。禁欲本来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相对落后的时期,尤其是物质不够丰富的时代,人类的精神追求–宗教的确能减缓物质匮乏带来的争端和痛苦,那个时代,禁欲就是一种美德。但禁欲,或者其它各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一旦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并被强行推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怪物。今天,有人愿意禁欲,有人把帮助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有人追求物质享受,都很正常。而且,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有一种趋势,那就是禁欲的范围会越来越少,或者说,”俗”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自由,从某程度上说,意味着人类社会有能力释放更多的人的欲望。

当然,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担忧:如果这世界都一样了,岂不太乏味?从逻辑上看,似乎不断的交流碰撞最终会是人类文明趋向统一。但是,在这碰撞的过程中不也在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吗?何况,我们这个星球这么渺小,人类的本性又是如此相同,达成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可吗?也许有人担心,趋同了之后还会有新的创造吗?这个问题,人类能做到的是要有一套保证自由创造的规则,至于新的结果,那是无能为力的,总不能为了创新而刻意背离更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吧。关键在于,有认刻意试图阻止文明的自然进程,如果这世界停止发展了,那岂不也很乏味?

让我们回到节日上来。今天,我们用的是公历纪年法,每一年都会有一个12月25日,公历纪年本身不就是别人的么–我们是从1949年才正式开始的法定的公历纪年。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而我们的春节是全民的节日。可是,春节最初不也是一个宗教节日吗?祭祀也好,打鬼也好,反正都是为了表达对超人力量的敬畏。只是到了后来,这个日子慢慢变成了休闲的日子。而且,这种变化在继续,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很明显,姑且不论各地过年风俗五花八门,就是比较公认的几大活动–放鞭炮、吃饺子、贴年画–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城市里,鞭炮不放了,年画不怎么贴了,饺子也不自己包了,看电视,或许不久以后,上网,反倒可能成为春节的内容呢。说到底,它不过是一个大家都图个高兴的节日而已。既然有那么多部落那么多人那么多民族都曾经为了凑热闹加入了过春节的行列,为什么就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过圣诞节的行列?

这是一个个人自由的问题。有人从这个节日找到精神皈依的幸福,有人从这个节日中找到欢乐,有商家从这个节日中找到利润,当然,有人可以不在乎这个节日,可以选择别的节日。但是,如果强制别人不能过节,强制电视台不能播放相关的节目,那就很可悲了。自由文明的进程中,总会不断出现卫道士的悲剧。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您正在使用您的 WordPress.com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Google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Google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您正在使用您的 Twitter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Facebook 账号评论。 登出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