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

第一次和苏力打交道是在博士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苏力的面试很简单,没有那些常见的似乎很专业的问题,而是让每一个学生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读过的书。我的表现大概有点骄傲,因为本来就不太想读博士,而且觉得考的也不好,反正无所谓。我告诉他,“我只选择你一个人。也许考不上,那我的读书生涯到此结束。”当时感觉到,苏力在观察每一个应试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知识面。临别时,他说,其实等你来了,可能会发现这里也就那么回事。

第二次打交道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已是暑假期间了。好朋友突然从法学院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没人要的收件人为许志永的录取通知书,仔细查了一下,居然是我的。当晚,我给苏力打了第一个电话,问,我考上了吗?他说,你很傲啊。

接下来,是办一些手续,然后,去西藏旅行,八月底,来到北大。可是苏力老师十月份就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差不多一年,入校后两个月我们也没怎么打交道。他走后,我们被贺卫方老师接管,但崇尚自由的我从没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

倒是第一次跟贺老师联系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在南方周末作为实习记者,给江艺平推荐了法学界的一些名家,不久,贺老师发来了他那篇曾给南方周末带来一些麻烦的稿件:《复转军人进法院》。贺老师经常站在大众传媒的前沿,把一些理论变成通俗的话语讲给变革时代的中国普通民众。

真正和苏力老师开始交流是在我入学一年之后。一方面是他开了两门课,另一方面是我们徒弟们和老师每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晚上一起讨论问题。

了解苏力要比了解贺卫方困难。说起来,两个人的思想体系都不复杂,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 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应该说,这种声音在知识分子中是主流。在变革的中国,我们没有多少也不需要多少理论可以站在世界的前沿,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当别人经历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社会繁荣得都有些无聊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人还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当别人城市的规模扩张穷人住上最高的楼而富人住郊区时,我们还有很多人世世代代没走出过窑洞和破落的土房。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中国知识界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良心。

然而,仅有良知和梦想,甚至再加上激情和豪迈,都是不够的。在喧嚣的八十年代,最深刻改变中国的,是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为生存进行的挣扎;在沉默的九十年代,最深刻改变中国的,是悄悄弥漫的代表自由的市场经济。

苏力看到了这一切。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感悟这个时代,然后,仰望着星空,“面对永恒,我们是多么渺小”。

苏力是反叛者,而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立身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听到他声音的,几乎都是他所要反对的,你可想想他的孤独。

而他的反叛如果说仅仅是一种思想,那就会轻松的多。然而,他更绝望的孤独在于他的反叛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声音,而是他的天性。是他的天命。

贺老师曾经讲过一个苏力的故事:苏力小时候有一只他十分喜爱的小鸡,经常抱着它,看着它渐渐长大。可是有一天,苏力从外面回来,没有找到他心爱的小鸡,而餐桌上摆的正是那只小鸡的肉,从此以后,苏力一生不吃鸡肉。

有一次,贺卫方对苏力开玩笑地说,如果中国发生了苏联那样的变化,你会被绞死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苏力的心灵。很长时间以后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我们谈起这件事,他还是激动不已:“我就是愿意被绞死!”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苏力会反抗到底的。这是他的天命。他理解中国。他激动不是为自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太不成熟了。而我当时心里在流泪,我想说,苏力老师,我向你发誓,民主的中国决不会再发生那样的悲剧!

有时,我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令人痛苦的时刻,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因为我们都怀着赤诚之心捍卫我们纯真的信仰。有一次我刚进办公室,正好看见苏力老师猛地把筷子摔倒地上,他正在对师弟师妹发火,而发火的原因是因为我,因为我的文集里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从此以后,我们总是避开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争论。

苏力老师一直是那么瘦,那是一张铮铮铁骨的脸。他总是那么辛苦地工作,他活着,也是为了一种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作为院长,他有很多行政事务,但这并没有耽误他不停地写作和翻译,他能在一个白天翻译一万六千字,然后,他会把一些优美的文字——有的可能是他加上的,他的文笔非常好,是当年北大的诗人——高兴地念给我们听,有时,他高兴地像个孩子。

在苏力老师面前,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并不是因为我的信仰,而是我的,如同他的一样,纯净的心。我找他谈入党的问题,告诉他,我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我,这是否违背你的信仰。我说,这是我的真实意愿。是的,在苏力面前,我从没有能力说出半句谎言。我曾经对共产党有过很多批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也一直在体制的边沿徘徊,但是,我所有的探索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自己舒适的生活,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我一直在寻找一条路:我怎样才能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曾经把自己的人生设想的很悲壮,面对一些社会问题,曾经以为就这样悲剧地反抗是我的命运,可是,我真的很在意,我的抗争对中国的百姓有多少意义。我深深知道,中国再也不需要革命了,这是一个注定的改革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做的真的是很不错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中国的改革已经很快了,加入WTO,这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把历史重担揽到了自己头上,这种勇气和责任心让我没有理由去批评,我愿意加入这个建设的时代潮流。

苏力老师问我,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问题,你能保证在重要历史关头坚持信仰服从组织命令吗?我说,如果再发生了文革我该怎么办?你也知道,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我是有保留态度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也要与时俱进,我不能因为要加入它就违心地说它完美无缺,我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完美的历史就永远成为一个批评者。我是要面对今天和未来,不要逼我非要面对过去。共产党人应该是诚实的,我们再也不需要在谎言中生活,再也不需要虚伪的甚至是残暴的面具。他说,你要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历史。我说,我会的。

从苏力老师办公室出来,来到未名湖边,我深深感动着。在今天的中国,还会有这样的对话吗——因为入党?

因为我们都要面对永恒,因为我们都活在历史中。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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