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恐怖袭击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
这次恐怖袭击表明,反恐怖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更深刻的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恐怖袭击除了造成死伤的悲剧外,造成的一个恶果是公民自由受到了侵犯。举一个小例子,恐怖袭击之前,美国飞机上可以带刀,显然,这是公民自由的一部分。袭击之后,这个自由肯定会受到一定限制。也许经过长时间以后,公民自由又会增大,而自由增多的同时就意味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逃避政府监管,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恐怖袭击机会。设想,如果美国人上飞机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白宫绝对不准外人参观,进历史博物馆要开介绍信要经过层层审批,那恐怖袭击的机会肯定会大大减少。如果政府管制多到像北朝鲜一样,恐怖袭击将差不多绝迹。但是,在北朝鲜,恐怖袭击是没有了,社会却要为政府管制付出更大的代价——公民自由几乎没有了,社会发展停止了。
在公民自由社会发展与独裁专制之间,人类文明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前者。既然选择了自由,就意味着对于恐怖分子这样卑劣的袭击几乎是防不胜防。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布什在恐怖袭击之后第一次讲话时强调美国不会因这次袭击而改变自由的制度,说的就是宁愿为自由付出一定代价,也不会用专制的方式来对付恐怖主义。
二.自由极其代价——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
恐怖袭击绝不仅仅是美国的事。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发现,自由和多元是一个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二十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自由的制度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到了几乎全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社会自由也正是这个自由进程的一部分。
同美国一样,从特定角度讲,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恐怖活动的机会。三十年前,一个外地人来北京离不开介绍信,住个旅馆要严格审查,坐飞机更是意味着了不起的特权。今天,社会有了更大的自由,一个外地人上火车如果随便搜身那是侵犯人权,他完全有可能揣一个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要知道,这种东西,怎么防也不可能防得住的,只要你主张公民自由,只要你讲法治和人权。
当然,对于美国的问题,更加对国家有利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减少恐怖袭击,但必须指出的是,恐怖袭击不一定都来自国外,俄克拉何马的爆炸案就是一个美国白人干的,还有,美国国内有一些小教派,甚至一个核电站的技术员失恋了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大灾难。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外交只是反恐怖主义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也正因如此,我们说恐怖行为,正如其他的犯罪一样,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未来社会,这个问题的世界性会更为突显。
当然,从道德中立的角度看,并不是越自由越好,恐怖或者说犯罪,使自由波动在一定的限度内,有利于增强社会肌体的健康,有能力面对可能的未知的更大的灾难。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犯罪的意义也是基于人类对犯罪的憎恶和惩罚。人类是情感动物,人类社会是需要主流规则的,不能因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对于社会的意义就冷酷无情失去信仰或这失去对弱者的关爱,不能因为此刻的冷酷分析,此刻的理性,就变成冷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