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的犯罪与人类新秩序

连日来,塔利班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动用迫击炮,大炮等重型武器展开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运动,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世界上最高的石佛,正在全世界民众的瞩目下被毁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紧急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也纷纷出面谴责。但塔利班以其内政为由,完全不理会文明社会的干预。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年里,塔利班政权所到之处,立即强行推广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在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阿富汗却在进行一场中世纪的野蛮复古运动——恢复残忍的肉刑,妇女缠上厚厚的面纱,思想上实行完全的专制。这场灭佛运动正是文化专制的进一步升级。

眼看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在遭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国际社会却又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了将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以防止悲剧的重演,我们必须深刻分析这种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第一,人民的选择?

每一个专制组织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后都会宣称它们的当政是人民的选择。然而,什么是选择?选择首先意味着有两个以上的被选择对象;其次,最重要的,是选择的条件——每一个弱小的个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才能把个人的力量显示出来。 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个人怎么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怎么会有选择的余地?在阿富汗,难道妇女会真心选择蒙上厚厚的面纱?难道民众愿意过贫困的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如果塔利班和原教旨主义制度是阿富汗人民的自愿选择,那么推行制度时为什么还需要军队暴力?退一步讲,即使几年前人民选择了塔利班,又怎能代表今天人民的选择?难道选择一次就要永远执政下去?

说到底,塔利班政权的胜利唯一可以确认的理由是它的军事组织战斗力强,而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又是其严格的思想控制和严密的组织,这正是极端宗教相对于现代化半现代化政府战斗力强的原因。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政权,从根本上说,不是什么人民的胜利,而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凭借其强大的武力在这个星球上霸占了一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

第二,主权和内政的神话。

塔利班霸占了一块土地,然后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为了他们所谓的教义,可以任意逮捕杀人。而当别人看不惯出面指责它们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冠冕堂皇说,那时他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是它们的内政。这就是人类社会至今还存在的一个荒唐逻辑。

主权和内政的概念原本适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是一个国家整体生存发展权利的象征,是对抗外来侵略的道义之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人类已初步建立起了国际秩序,侵略已被当然认为非法。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星球上仅存的专制集团又把这把已成为历史的剑捡起来,并把它神话。其目的不是为了对抗侵略——因为赤裸裸的侵略在今天几乎已不存在,而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私利,为了维护野蛮的专制制度。主权和内政这把剑已退化成了专制政权侵犯人权的遮羞布,甚至恐怖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

事实上,主权和内政从来也没有有效地制止过侵略——因为侵略者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被侵略国家中找到“邀请”他们的人。相反,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有众多的独裁者在主权和内政的幌子下犯下了滔天罪行,博尔布特杀人,博卡萨吃人都是在主权和内政的保护下干的。

以国家的名义犯罪,不仅有对外的犯罪,更有越来越多的对内犯罪——对自己人民的犯罪。

第三,以人为本的社会。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结成了不同层次的群体和组织,从原始部落直到现代国家。然而,人类的悲剧就在于,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组织的本来目的,把组织这种工具当成了目的本身,最后自己沦落为组织或野心家的奴隶。

我们必须走出历史的悲剧,重建以人为本的社会。

在时光的长河中,人类的生命是短暂的;在茫茫的宇宙空间,我们这个星球时渺小的,然而,人类却在这尘埃般渺小的星球上骄傲地相互隔膜相互厮杀。过去,我们的先辈没有条件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必须打破各种组织的神话,这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要打破国家的神话。仅仅五十年前,欧洲大陆还是一片血与火,如今,它们已经打破国界,民族国家争斗的年代已成为历史。在美洲,甚至在落后的非洲,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趋势。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仅仅是一群人为谋取合作的效益而成立的组织,人始终是目的;国家只不过是人群各个层次的组织中的一个环节——从社区到联合国人类有多个层次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不能为这一群人谋利益,反而成了野心家危害人民的工具,那么,这个组织——不管它以什么名义存在,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必须被解散。

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必须坚决维护个人自由。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了自由,才有创造,才有发展。

自由可以分为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一切社会进步的前提,行动的自由应当设定边界,但思想的自由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被限制和剥夺。如果一个组织剥夺了民众思想的自由,那么这个组织无疑是邪教。

说塔利班是邪教,绝不是因为其信仰本身——信仰属于思想的自由,任何信仰都是无罪的;而是因为它用暴力剥夺了别人信仰的自由。当一个组织强迫别人信仰它时,就不再是信仰和思想的问题了,而是一个集团犯罪的问题。

第四,世界新秩序。

从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1999年科索沃危机的解决,人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从联合对付一个疯狂侵略别国的政权到联合对付一个残忍对待自己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权的历程。国际秩序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时间终于迈出了这重要的一步,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的神话打破了。

今天,塔利班的灭佛运动把又一个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一个政权在其国内进行文化上的破坏和思想专制,国际社会应不应当干预?

生活在国家神话中的人们,尽管在道义上可能认为塔利班错了,但固有的逻辑又会使他们认为这是内政,而内政是不能干涉的。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阿富汗的佛像绝不是属于塔利班政权的,它们是在阿富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文明的见证。决不能因为某一群强盗霸占了一块土地并宣布建立了一个国家,就可以把那块土地上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任意毁掉。

也不要忘了,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在那块叫阿富汗的土上受难的也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再也不能躲在国家的神话中自己欺骗自己,任良心受到谴责,坐视犯罪横行。

我们必须重建国际秩序,必须打破国家的神话,削弱国家这种组织的权力。为了我们的同类,为了人类的共同的文化,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制止正在进行的犯罪。必要时,要有人类共同的军队制止那一群着了魔的暴徒。联合国军队不仅应当维护和平,而且应当制止犯罪;不仅应当制止杀人犯,而且应当制止破坏人类文物犯。

第五,中国的使命。

我们决不应当是一个被动的毫无正义感的受人耻笑的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对国际事务不负责任的国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口口声声强调主权和内政的政权是极不自信的表现。我们这样的大国决不应当固执地与塔利班萨达姆拉丹等人类公敌为伍! 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潮流,调整内政和外交。在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地改善法治和人权状况。在国际上,我们必须认清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抓住每一个机会,担当起道义的责任。唯有顺应世界潮流,我们才能很好地利用现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树立大国形象,树立未来领导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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